一提起1976年，我就想起奶奶，就觉得好笑。
1976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重大事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都是在晚间8点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第二天早上6:30重播。
1976年元旦刚过的一个清早，6: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异常，让人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播音员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低沉缓慢的声音播送了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当时我奶奶正在上厕所，听了村里大喇叭的广播，哭得站不起来了。
我不清楚奶奶的具体年龄，如果活着有一百多岁。她是八旗人的后裔，上过师范学校，但从来没有工作过，她认的字都用来读爱情小说了。从来没有见她关心过政治，为什么那天会那么痛苦，严冬腊月，东北的露天厕所不是好受的地方，竟蹲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奶奶从来不议论政治，也不参与别人的议论。但是如果女人议论政治，说对共产党不满的话时，她会提醒“别那么说，共产党把妇女解放了，你们多自由啊”。她饱受包办婚姻、一夫多妻之苦，羡慕新中国女性的独立地位。周恩来身居高位对不孕之妻不离不弃的品德让奶奶对他崇拜倍至。
1976年的第二件大事是4月初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高昂激愤的声音播出的。那愤慨跟报道苏修侵略珍宝岛时的声音不一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我敢说，前五里营子的村民中最认真听中央广播的是我爸，那天爸站在屋里侧耳静听，听完爸说“有希望了，人民起来反抗了”。我只感到又要有一次大镇压，有些恐惧，没有看到希望。
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有政治头脑有文化的人集中那里。北京有天安门广场，是人们发泄政治意愿的地方。那时人们的意愿是坚持1974年以来的整顿方针，尽快改善经济，在祭祀周恩来的时候举出“要邓小平当总理”的横幅。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要求谁上台，谁就准下台，接着挨批。批林批孔锋芒转为批邓的“右倾翻案风”了。
批判的同时总伴随着歌颂，收音机、高音喇叭整天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学校组织歌咏比赛，指定曲目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们班也在那次歌咏比赛时彻底分崩离析了。
不知什么时候班长派和政治家派关系变得那么僵，男女生互相不说话，可各派都夹杂着女生。我们后进势力不断壮大成熟，可改名为中间势力了，因为哪派都跟我们友好相处。文体文员组织练歌，把桌椅挪到教室后面，全班同学站在前面，文体委员起歌了，“无产阶级～、预备---唱”，班长派唱了，政治家派紧闭着嘴巴，中间派偷懒。换了政治家派的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起歌“无产阶级～、预备---唱”，政治家派唱了，班长派紧闭着嘴，中间派还是偷懒。
胡老师急了，自己亲自起歌：“wu~、wu_、WU～、无产阶级、预备唱！”……鸦雀无声，他找音准的那三个“wu”让大家彻底没了兴致。
我要是老师的话，就让中间势力里的何锛起歌。第一、何锛京戏、歌曲都是班里最拿手的；第二、班长派政治家派都是干部，干部特别想“团结群众”， 中间势力就是群众，两派都会跟着大声唱。不过，何锛也实在是提不起来。动员批林批空时，她模仿街道主任的方言说：“我们街道主任可厉害了，让大伙儿‘拿起笔草倒墙(作刀枪)’”；开运动会时老师让大家投稿鼓励运动员，她说“运动场上红旗飘，大裤衩子往前蹽”。如果让她起歌，闹不好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唱成京剧调的，也许胡老师看她得更透。
结果，我们班没有参加歌咏比赛。不参加歌唱“文化大革命好”的歌咏比赛，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便现在如果学校组织歌咏比赛也没有敢拒绝参加的班级吧。后来把班长和他的三个铁哥们儿一起调到临班，同时从临班换来4个男生，以此消弱了班长派，却留下了怨恨。
最后一个学期了，上山下乡教育进入了实际阶段，5月我们背上行李，坐上火车到农村去劳动。我、何锛还有另外两个女生分到同一户农民家，跟户主住对面屋，户主的屋子很大，我们住的是他家放粮食的房间。
四个人睡正合适的炕，地上是席子围的粮食囤，窗户很大，屋子里挺亮堂。屋顶上蜘蛛拉的丝，丝与丝相叠结成片，片与片相叠夹上灰尘有了重量感。参差不齐，薄厚不均的灰色蜘蛛网片像倒挂的石林在房顶上晃动。四个人躺在炕上一起吹气，“石林”乱晃。蜘蛛结多少年丝才能形成“石林”呀，放粮食的房间为什么不打扫干净一些？客观地讲，不看房顶的话，屋子里也算干净整齐，也许是因粮食都敞口放着，不易打扫房顶造成的。
5月初的田野，刚刚播完种，既没有苗也没有草，没有农活可干。妇女队长带领女生蹲在地里找草芽，聊着天熬时间。
中午在小队部吃了农民大妈作的高粱米饭。回住处的路上，想到蜘蛛“石林”下的炕，几个人同时想到：在刚耕过的地里晒着太阳睡午觉。同路的几个女生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谁下的命令：一字排开整齐地躺好，把擦汗用的毛巾横着盖到脸上。躺下后，立即想起了小学政治课上学过的“跟大狼睡在一个坑里”的笑话。
“这下咱们真的睡在坑里了！”孩子们能从任何无聊的地方找到聊。
同时，给我们做饭的大妈发现，做饭用的水缸前些时刚稀释过农药。她赶紧跑去向队长报告。
又有人报告队长地里倒着一群孩子。
队长、老师、做饭的大妈向我们跑来，我们的好觉被这些人搅了。
队长生气了：“趁着还没有出大事，你们回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被农民轰走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什么事情到了后进势力这里都会变成乐事。
回去的列车上我对胡老师说：“我们几个够可以的吧，这么快就把咱班给拯救出来了”。
“你说啥呢，还‘拯～救’？我回去还不知咋跟学校交待呢”。
这个班让胡老师无法跟学校交待的事情太多了。我是最配合胡老师的，他安排我作的事情我都认真作，叫我到学校的发言，我都出色完成任务。只有一次，我感到困难拒绝了他。批林批孔时，他拿来一本油印的《朱子治家格言》，让我好好读后写出批判稿，到全校大会上发言。打开第一页“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哪句说得不对，岂有批判之理？我去找胡老师，“这上面说的条条是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批？”
“表面看是没错，可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剥削阶级自己起床吗？不是，他们让用人起床，自己仍然过着资产阶级的享乐生活……”胡老师那样说服我。
至今我忘不了那些句子，至今我没有搞懂文章让谁“黎明即起”。
返回学校以后，学校把我们送到电机厂劳动。从工宣队进驻我们学校起，电机厂就与我们学校挂了钩，负责接受我们学工劳动，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到电动机车间劳动两个星期，对那里已经很熟悉了。那里最简单又最费时的工作是一片一片地码矽片，这样的简单重复作业让女生干。
说到锦州电机厂(在市立医院对面)，想起了锦州监狱。劳动时听说，电机厂前身是监狱，那高高的围墙能证实它与一般的工厂不一样。也许因为它是犯人劳作的地方，没有取暖设备(不知其他工厂有没有)，冬天车间里外一个温度，要穿厚厚的棉衣干活，棉衣里都浸着机油味，师傅们每天换工作服时都从棉衣换起。原来的锦州监狱则搬到了锦州西南面的山上，远远望去郁郁葱葱。后来听说很多政治犯：张铁生、王丹、刘小波等都关在锦州监狱，也许那里的环境不错吧。
毕业前一个月回到学校，给我们补珠算课，目的是掌握农村生产队会计的技能。数学罗老师肩背教学用的大算盘进来了，挂到黑板上后笑呵呵地问我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会计吗？见我们谁也答不上来，他自己回答道：一天能下两个蛋，所以叫快鸡。
罗老师爱讲笑话，爱出谜语，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告诉我们他出生在“双喜临门”市。他的课总是伴随着我们“哈哈哈”的笑声。
他的女儿跟我们同届，在我们邻班，我们称她小罗。小罗总是笑呵呵的，一头天然的卷头发，编成辫子那天然卷还顽固地拱出来，她个子不高，说话的声音像清泉冒泡一样带着余音，笑声像一串响铃，谁见到都要逗她一下。就在我们毕业的那年冬天，小罗在下乡的地方煤气中毒，再也没有回来。每当听到看到“双喜临门”这个词，就想到小罗，想到罗老师，那以后不喜欢这个谜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进行到了第7个年头，从已经下去的哥哥姐姐那里知道，农村唯一不用下地也能挣工分的工作是会计，农民不轻易把这个权利交给城里来的孩子。我们喜欢罗老师，但没有心思学习，珠算课最终不了了之。
6年级学习拼音，9年级(实际上10年级)学习“算盘上面的珠子一个代表5，下面的珠子一个代表1”。虽然都是学校为学生着想而开的课，但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顺序颠倒了”，就达不到预想的目的，只留下荒唐感。
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嘿），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霄。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一代新人在成长，顶风逆浪战英豪。工业学大庆（嘿），农业学大寨。万里神州传捷报。七亿人民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向前跑。（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这首歌从头到尾唱16遍、高喊4遍“就是好”，唱得越有感情越有力越像吵架。我们小时候吵架搅不出理的时候都用“就是、就是”来进行最后的争辩。
我们在文革的末期度过了中学的末期。
(25)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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