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位社会学家总结：中国的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婚姻美满幸福的只占5％，剩下的95％单方、或双方彼此都存有不满。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在为“家”而求同忍异。如此悬殊的比例一定会让未婚者惘然，让已婚者释然。 

        我的父母肯定也在95％的人群中。听姐说他们也曾吵吵闹闹，那是姐小时的记忆，二十几岁的年轻夫妻吵吵闹闹也许是正常的。我记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已经是一切为孩子着想的父母了。 

        上六年级以后，我觉得自己有了“心”、有了“脑”，常给妈写信讲这些高兴事。可是，妈每次回信都会逐一训我：“那会被看作思想有问题”、“那样想很危险”、“会被打成右派”等，弄得我很没趣，给妈的信也就少了。
     妈有七、八个月没有来信了。眼看就要到了1974年寒假的时候妈终于来信了。信上说：姥姥5月初去世了，妈一直在保定处理姥姥的后世。年底天津的三舅妈也去世了，妈在天津帮助哥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让我放假后到天津，姐也过去，春节在天津跟三舅家一起过。 

    小时跟妈去过三舅家，5年级从赵县回锦州时我坚决要求妈送我一程，妈把我送到天津，那时也在三舅家住过几天，所以，我对那里并不生疏。 

    三舅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有一个独生儿子，那年已经三十岁了，大概是条件高，还没有结婚。妈带我在天津串了亲戚，给我作了过年穿的衣服，带我到劝业场买了我小时喜欢吃的东西。跟妈在一起能够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所以喜欢妈、想念妈。 

     春节前，妈说保定老家还有点儿事情要处理，得回去一趟。我想跟妈一起去，妈说快去快回不要我去。我又追问妈“几号哪次车回来，我去接”，妈也含含糊糊推搪了。 

     妈走了以后的当天，晚饭后三舅叫我坐过来，有话要跟我说。 

    “你妈…不回来了，…咱们四个人一起过年吧。嗯～、你妈在保定有家了，就是…、你妈再婚了”三舅结结巴巴地挑选着缓和的词语。 

     太突然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概也没有表情。姐紧张地看着我。“再婚”的意思我懂，但是妈的再婚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一时搞不明白，脑子一片空白。 

     三舅接着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要理解你妈，她一个人过了14年了，多不容易啊。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妈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啊”我想说，没有说。 

     看我表情没有多少变化，三舅放心了一些，对表哥说“明天带他们姐俩好好玩儿玩儿”。 

    回到我们住的房间，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妈让我告诉你，我怎么对你讲才好啊”。 

     姐用手绢按着眼角说“去年你过完寒假走后不久，姥姥就病到了。村里的医生说‘剩下的日子不长了’，我跑到县城给大姨小姨三舅发了电报。姥姥挺到了孩子们都赶到。听村里人讲，临终前见到自己的子孙是至福。姥姥跟大姨小姨三舅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接着寄生活费，往这儿’，听他们说了‘放心吧，我们会接着寄’姥姥才闭上眼睛。” 

    “ …实际上姥姥早就糊涂了，出了门后回不来，找不到家的事出过好几次。临终前却思维非常清楚，说得也非常清楚。姥姥操劳了一辈子，临死还在为孩子操心，呜～呜～呜～呜～”姐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听着姐的叙说，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一年前跟姥姥在一起的最后几天，姥姥总是发愁地说“你们父儿俩怎么过呢？”常常盯着我的脸说“我还能再见到你么，心子”，也许姥姥预感到了什么。后悔我那时为什么没有多在姥姥身边委蹭委蹭，再多逗她笑笑。 

      姥姥给我留下了这么个响亮的名字和由这名字带来的强韧的生命力。 

姐哭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知道姥姥特别怕火葬，不是迷信，而是怕。希望能保持完整的身体，可是姥姥最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 

妈在赵县的家离火葬场很近，只要一有出殡的，姥姥就急着问“火葬了，还是土葬了？” 

     “妈抱着姥姥的骨灰回到保定，总算让姥姥回了故土。姥姥在保定南刘各庄还有一个小屋，有一些东西。妈在那里处理了一段时间。你还记得那里的亲戚吗？”姐问我。 

      记得，那热心的书记说妈一个人在村里养活不了两个孩子，非让妈带我回原单位去。要是当时收下我们，也就没有后面这多的枝节了。 

      姐擦了擦泪说“亲戚们看咱妈这么辛苦，劝她不要回赵县了，在保定找个老实可靠的人过几天安生日子吧。说这话的亲戚正好有合适人介绍。妈回赵县征求我的意见…”说到这儿姐哭得更厉害了。 

    “问我，我能说什么呀？赵县生活那么艰难，我知道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是，我们一起插队在三个村的知青，上学的上学，进工厂的进工厂，就剩下三个人了。一个因为她爸是国民党党员，可她爸早就死了；还有一个是2号院对面那姓张的女儿，她家原来开过大买卖；还有我，比别人更复杂，咱妈上中学时曾经跟同学一起添过一张三青团的表，也算作历史问题了……。妈这么走了，我呢？我怎么办？”姐是在哭自己。 

     姐真能哭，一直在哭，小时候整天骂我爱哭。姐那年20岁，20年来没有离开过妈，姐是妈的帮手助手贴心人；妈是姐的依靠，唯一的亲人。我已经离开妈6年了，习惯了独处、独自考虑处理消化苦恼了，姐那么哭也没引出我一滴泪，静静地听姐讲，把姐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心里。从姐的话里我推测妈也曾活跃，就像我们班里那些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的人一样，如果她不是生活在国统区，生活在解放区的话，一定加入的是红色组织了。妈中学时参加的集体活动耽误了自己，还搭上了姐。 

     姐大概很久没有这样向人诉说过心中苦闷了，吐出来以后反而轻松了。第二天早上，姐的脸就像台风过后的晴空，轻爽地跟表哥商量去哪里玩儿了。不知是性子慢还是脑子慢，我希望有一个人的时间，慢慢消化这突如其来的事情。随便给我一本什么书，把我独自留在房间里，比带我出去玩儿更有助于我“消化”。可是，出去玩儿也是为了给我散心，没好意思拒绝。 

      春节过去了，我问姐“妈什么时候回来？” 

      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傻?! 保定有个家，那人是个一顿饭都没有自己做过的工人，所以才……” 

      妈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女人要有自己的世界，妈自主恋爱结婚、包括离婚，都说明她是一个独立女性。是什么把她逼到了这一步？ 

     赵县南柏舍，一个鸡蛋当5分钱用的贫困村落，妈的体力挣不出自己的粮钱。姥姥临终的遗言，让妈知道她将成为兄弟姊妹的累赘，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子女，自己不能长期打扰他们的生活。姥姥的遗言成了压力，推妈多走了一步。 

         人是离不开感情支持的，不管在天涯海角，只要知道这个地球上有个人惦念着自己，就心有所系，就能感到生存的意义。这也许是人们呕心沥血恋爱结婚、不辞劳苦生儿育女的最终目的。 

     那年我14岁，还不懂这些道理。我只知道爸是我的，妈也是我的，跟他们我可以任着性子来，由着性子去。我把在天津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地写信告诉了爸。这事我长大以后一直后悔。我回到锦州的时候，爸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我再次偷看爸的影集时，里面跟妈的合影都从中间剪开了。我把那剪成两半的照片偷偷挪到我的影集里，爸至今没有问过。 

     爸告诉我：1966年9月10日晚在石家庄火车站送爸的时候，姐带我去买糖，妈跟爸商量了今后的事情。妈说估计自己也逃不过下放这一关，真是那样的话一家人就不再分开了。妈下放到赵县后也来信表示过这个意愿，爸为这事还特意找了村支书，支书表示愿意接受。就是说，爸一直把妈画的大饼悬挂在一步半的房间生活着。 

     如果妈真的要来锦州，不光姐会反对，我也会坚决反对，“右派家属”有我一个人就够了。虽然每年只能跟妈生活一个月，但妈那里是我心灵的绿洲，有那片绿洲滋润着心灵就不觉得孤独。 

     妈应该知道她是我和爸的“绿洲”，让她放弃这一切的不光是因为贫困，还有严酷的政治环境。反右从思想上肃清了异己，文革从血统上清除了异类，“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也成了最高指示不断地打出来。14年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的政治目标，就像钢锉把妈仅剩的一点坚定锉成了粉尘。  

　　 姥姥要是再多活一段时间，或者妈再愚顽一些，或者没有遇到那热心的亲戚……。

 没有本源的绿洲精疲力竭了，不能责怪她。

(21)上访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