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网上经常看到“毛主席的巨额稿费应该归谁” 的讨论，据说到1983年稿费共计153万RMB。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大概自有答案吧。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学习毛著的三十字方针，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别称：红宝书)。

       1966年10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 “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社论，各大报纸紧跟响应。自此始于军队的学毛著活动，在全国人民中间展开了。至今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发放毛主席语录的速度比发布票、食品券的速度快得多。连我这不认几个字的一年孩子手里也拿到了一本，同院不认字的刘奶奶也有一本。刘奶奶的可能是街道居委会发的，我的是从哪里来的不清楚，反正每人手里都有一本，或说至少一本。百度说《毛主席语录》共发行了50亿册。当时有七亿人口，每人有个一两本不足为奇。问题是有谁是自己掏腰包买的？

       中国人编顺口溜的能力天下第一，有抨击时弊的，也有拍马屁的。关于学毛著就有这么一段：“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在这种气氛下，不是简单的学了，而是背诵，要“融化到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我是我家最笨的一个，但我敢保证，我是我家记毛主席语录最多的。爸没有接触红宝书的资格；妈是会计工作忙；姐脑子里装的事多；只有我这个刚入学脑子一片空白的人才能背下那么多，记那么牢的。不过，我相信我同龄人都会背诵红宝书第一页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添15个字,测试一下你的记忆力)

      在活学活用方面我救过妈的驾。

    姐上中学后在学校吃午饭，我和妈在家吃前一天的剩饭。没有剩饭的时候到附近的三·八饭店吃。这个饭店早上卖早点，午晚为顾客提供一般的家常饭菜，还可以只买干粮(馒头、烙饼)带回家。

   一天中午，我和妈走进饭店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餐桌四周的椅子都没有了，隔着灶间的墙上开了一个窗口，人们在窗口前排队买饭，象单位的食堂一样。这里原本是顾客坐在桌前等服务员来身边点菜，然后再由服务员端来，即所谓的“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的服务方式。这种方式被看作是典型的剥削、资产阶级生活的方式、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撤掉椅子是服务行业的一项革命。

   人们的午饭都很简单，多是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妈那天也是买了这两样，我的身高站在桌前吃饭没有什么不适，大人就不行了，大人们要猫腰喝一口汤，再直起身子咬烧饼。

      “剥削”一词，我是在三·八饭店通过“坐”与“站”、“吃”与“看”这么形象的方法记住的。以致于80年代初北京街头出现人力三轮车时，我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剥削”二字。我带外国人逛北京时,那个人提出想坐三轮车，我反对他“剥削”,逗得他大笑并说“太形象啦”。三轮车除了让我想到“资产阶级的享受”，还联想到骆驼祥子的苦难，就是忘了顾客给的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忘了这是一种就业方式。

 　虽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食粮”，但人们还是每天得吃三顿饭，少一顿都饿得慌。饭店是不去了，家里没有饭，午休时间又不够做饭的时候还是得去买。这次妈带我到三·八饭店对面的万隆太食品店，那里不仅卖糕点，还卖熟食。妈站在点心柜台前对里面的店员说：“要三两桃酥。”

      店员木呆呆地回答“要斗私批修”，说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妈一楞，不知如何是好，我赶紧回答“为人民服务”，于是店员拿着称盘转身去取点心。

      出了食品店妈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什么时候开始兴这个了，你真机灵能对答上来”。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听到妈夸我机灵，那天我自豪极了，就好像那顿饭是我挣来的一样。

       柜台前的语录攻防很快结束了，三·八饭店恢复椅子是好几年以后的事。

   “破旧立新”的同时，还提出了“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实现共产主义以“一切为公”为前提，旧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坐着吃饭”等人类自然的欲求都被视为“私”，成了“斗”的对象。

      试想，没有了“私心”，人们想的、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这样的社会如果实现了，真叫无比幸福。在个人主义横行的社会，调节“公”与“私”的关系决不是坏事。问题是这种做法能否真正铲除人们与生俱来的私念。店员一动不动地要求你“斗私批修”时，你来一句“你才该为人民服务呢”，毛主席语录成了保护“私”的最好武器。为了保护自己人们更主动地更多地背诵起语录来。有了语录这块盾牌就不怕语录的矛来刺你。

       小学生们也领到了“斗私”的革命任务：写“斗私作文”、“斗私日记”。三年级的苏华(虽已改名，但院子里的人们仍用旧称)，想不起自己干了什么“私”事，急得在院子里转，那表情俨然象个大作家想不出下一步的情节一样。突然她眼睛一亮，想起来了：下课时为了快点儿出教室，推了前面的同学一把。“就写这个”她高兴起来。记得她问我“推”字怎么写？我说：你都不会我怎么会？旁边的谁说：推人得用手，肯定是“提手”旁。三个人也没凑成一个“推”字来。

     后来老师不断留这样的作业，孩子们也就把“吃饭的时候光挑好吃的”、“不愿意穿旧衣服”、“扫除时偷懒”等，有的没有的，真的假的都写上。好在我们一年级没有这样的任务，但上课的时间多用在背诵语录上。

     孩子们跟形式跟得那个紧比学会一个流行的游戏还快。大概是在国民都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n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以后，“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成了时刻向在耳边的声音，家家户户开始挂毛主席像。主席像的姿势也多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某个动作。

      大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开会，家务活大多是兄弟姊妹之间分工合作。请主席像也是孩子们的事。主席像绝对不能说“买”，要说“请”。

      一天下午，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好都在我家前面的空地上干着什么，年龄段不同的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多，那天不知怎么那么凑巧。一个女孩拿着刚刚“请”来的主席像的纸卷走过来对大家说：“你们听说了吗？把这个纸卷贴到耳朵上能听到`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

     “真的？让我听听”于是孩子们争相抢那个纸卷，我也很想快点拿到耳边，但孩子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年龄最小的永远排在最后。

      每个拿到纸卷的孩子都露出一副惊奇的神色说“听到了！听到了！”，看着她们那表情，我越发感到不可思议：不就是个纸卷吗？怎么会发出声音？真是那样的话，我多作点儿纸卷听小喇叭节目的广播。

     “真的，听见了”我姐也那么说。

       纸卷在孩子们的手中传来传去，终于轮到我了。嗯？根本听不到！什么也听不见！姐老骂我傻、笨、迟钝。也许真是那样，要不怎么别人听得见，我听不见呢。再多听一会，再听也还是听不见，顶多有点儿周围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噪音。

 　“根-本-听-不-见!”我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说。

        我话音未落，姐“啪”地拽住我的后脖领把我托回家。

        “我告诉你，这时候必须得说`听见了`，记住了吗?!”

        “明明没有听见？”

 　   “别人都能听见，为什么你听不见？”

        “就是没听见嘛!”

 　   “傻瓜，要么让人家说你`心中没有毛主席`”姐说不服我，气得脸都歪了。

 　    一部分人对毛主席的狂热崇拜，也给一部分人带来灾难。在那前不久，附近的一个老太太把缝衣服的针插在墙上挂着的主席像上，被看作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想暗害毛主席，拉出去批斗过。姐大概是怕我也招来这样的杀身之祸才那么生气的吧。

 　    虽然姐是怕我出事，替我着想，但为那件事我恨姐：一是她拽我的衣领把我拉回家，实在让我丢面子；二是她撒谎还有理。在撒谎有理上，我恨那天在场的所有的孩子，要是有一个人跟我一样说“听不见”的话，姐也不会那么生气，那么训我。姐骂我傻，说我心里没有想着毛主席，我觉得姐才傻呢，谁心里老想着毛主席干嘛？我就想着没事时跟谁玩儿，晚饭有没有好吃的！

         那天晚上姐向妈告状，讲了白天的一幕。妈皱着眉头说“咳、祸从口出”。这句话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妈从来不批评我，不偏袒我已经是相当生气了。好像这次又是我不对，可我不明白我什么地方错了。我明明说的是实话，为什么是“祸”?“祸从口出”是我最讨厌的一句成语。

         那以后，我在“不说谎的好孩子”和“会说谎的聪明孩子”之间徘徊，时尔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憎恨、嫉妒后者；时尔想向后者看齐。

 　    几十年过去了，我很想找当时在场的几个孩子问问她们真地听见了吗？遗憾我跟她们没有联系。写到这里我给姐写了封信，谈了我的想法。姐回信说：没想到那么一件小事对你刺伤那么深。

         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那的确是一件屁事。但它发生在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期，它搅乱了我的价值判断。不管家里还是学校从小就教育我们要作诚实的好孩子，可你真要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不是被堵住嘴巴，就是挨骂。

         会不会说谎有智力上的差别。我常常想也许很多人说谎不脸红，说谎成性的恶习是那时养成的。担心他们把说谎的处世方法传给后代，使恶习恶性循环。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完了。

 人生活在复杂的环境里，是有不能说实话的时候，但可以保持沉默。

 (6)“不唯成份论”是纸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