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兴贵族主宰中国 裙带关系祸害无穷

http://www.creaders.net  2012-11-13 22:03:07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记者上官天乙综合报道：兵权在握的叶剑英元帅帮助邓小平等温和派逮捕激进的毛派领袖人物江青张春桥，为中国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铺平了道路，也缔造了一个政治豪族。今天，这个家族仍然手握扶立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柄，影响着国家政策，保护着他们在中国南方庞大的商业帝国。

纽约时报说，叶家后人等所谓的“太子党”的崛起，在本次十八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作为“太子党”一员的习近平从此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也都是太子党。俞正声家世显赫，祖上有人曾在前清和民国政府做官，也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高层领导。王岐山的妻子是前国家领导人姚依林的女儿。张德江的父亲是少将。

起初，最有希望的接班人选是胡锦涛一手提拔的李克强。但是，习近平在曾庆红的帮助下，把李克强挤到了后边。曾庆红也是太子党，其父曾经是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部长。

习近平的父亲曾担任党的高级领导人达半个世纪：军队政委、省长、副总理及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这样的背景为习近平缔结了一张支持他的关系网。在文革期间多数人都不允许念书，习仲勋却给儿子在一所大学里安排了一个位置，后又安排他为一位军中高层领导担任秘书。后来，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和一位省领导发生冲突，他的家庭又想办法调他去一个由习仲勋朋友掌管的省里工作。

但太子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知情者称，过去一年， 叶剑英的子女曾参与组织会议，批评中国的现行路线，影响军队高层任命，并阻挠倡言经济改革的汪洋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们觉得此人不能对他们的利益给予关注。在会上，太子党们批评当今的政治走向，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腐化，且脱离群众，会议由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做记录。

就政治变革该走多远这一问题，与会者发生了分歧。接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人唿吁放松对政府和经济的统管。而其他包括叶家在内的太子党依旧笃信父辈的理念，坚持由党控制一切，警惕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巨大商业利益的变革。

 （毛泽东孙子毛新宇的一家子）

在广东，叶家与省委书记汪洋发生了冲突。汪洋一直以来反对腐败和裙带关系。而叶家有多名成员曾担任省长、经济特区的市长、有影响力的证券公司的负责人、房地产公司创始人、工业和媒体集团的总裁。虽然汪洋并没有调查叶家，或是挑战他们的地位，但一些党内人士认为，汪洋也没有格外在意讨好叶家，保护他们的利益。据一些不具名的党内官员说，从去年开始，叶家的部分成员开始私下议论，说汪洋在政治上不可靠。

纽约时报指出，虽然曾经权重一时的太子党薄熙来因为腐败事件败露而在前不久轰然倒台，但是，太子党这个大约有几百人的群体毕竟作为中国的新兴贵族阶层崛起了，在国家统治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一位与一些中国太子党一起长大的高级党报记者说，“这是剧变中的一代，他们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常常看到共产主义革命最糟糕的一面。他们学到了一点，就是，你唯一能指望的，是你的家族。”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吕晓波说，“许多国家都有权势家族，但是在中国，这些大家族正在变成政商两界的主导力量。在这个体系内，他们是血统高贵的一群。”

在皇权时代，皇帝和皇亲贵戚统治中国，裙带关系无处不在。共产党掌权以后，理想主义者们曾希望这个党能杜绝裙带关系。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但出于一些原因，我们又回到了裙带关系的年代。少数几个家族统治着这个国家。”章立凡的父亲也曾是一位部长。

 （李鹏之女李小琳）

海外华人学者何清涟的博客文章指出，中共的权力交接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只认血缘，父死子继，或者像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废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

何清涟认为，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一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一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曾试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了党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北京市效仿中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50名北京市委委员，提了55名候选人，其时已为司局级干部的陈元（陈云之子）很不幸地成为落选的五人之一。这个故事当时成为党内民主化的美谈，一些不太了解陈氏父子复杂心情的媒体还登过此事。

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的考试也堪称货真价实，并没有90年代后期那么多腐败，大学也没开始卖文凭。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得拿到文凭，否则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一关上，即不符合“知识化”标准。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太子党当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三：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

（习近平与胡锦涛曾庆红）

刘源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再也未回地方。一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为警界及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

薄熙来1982年从社科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抢眼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势头停滞，传闻与辽宁省地方势力矛盾甚多。2004年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因其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在陕西做过党支部书记，算是有了基层经历。与刘源薄熙来不同，习近平从做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开始，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此后兼任的军队职务节节升高。

上述三位“太子”从政经历中，父辈余荫这一非制度化资源都起了极大作用。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必须熬资格，一级级台阶往上爬。没有非制度化资源起作用，升迁不会如此之快。比如为了避免在“民主推荐”这一关卡壳，元老们一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太子”如果“亲民”，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待。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既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有一些丑闻缠身。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够保全自己。

正因为在官场升迁，不仅需要打熬资格，前景也不确定，太子党中的多数人并非能在基层受苦的主，于是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或是在军队及京城谋职，成为太子党的主要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现如今中国大约有100个军队和文职高官家庭正在积累着巨大的财富。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却靠着资本主义得以兴旺的制度下，一群有权势的政治家庭和他们的食客已经非常富有，完全不遵守他们为普通老百姓制定的法规和法律。

毛新宇因为是毛泽东孙子的缘故，42岁的他当上了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但他也曾批评其他强大的共产党家庭的后代猖獗的腐败现象：“看看我们家——所有主席的后代，你能找到当官的或做生意的人吗？你连一个也找不到。”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

老党员杨继绳指出：“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我们现在是权力统治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商业活动都需要有权势的人帮忙或批准。”

和党的领导关系密切的一个着名的中国金融家表示：“在1990年代，大多数最高级领导人，至少还要约束他们的太子党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几乎

没有克制，已经失控了。这是对党的合法性最大的考验。”

很多太子党受雇于西方银行或其他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认识到了通过亲属与高官建立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表示：“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

有些人为官员和其亲属的行为辩护，把猖獗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归于制度，而不是个人。像毛新宇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积累的很多特权和财富是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利用他们的血统优势。

美国之音报道说，事实上，中国“红色”家族，特别是中共权贵子弟，即所谓的“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致富并不只是胡温政权的新现象。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家族开始，中国“太子党”就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直到现在，红色家族已经成为中国新富家族中的主体。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当时太子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

 （刘少奇之子刘源）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 5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邓朴方建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1987年6月，邓朴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家，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加内特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明年出版。他说，1986年，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当时政治局胡乔木的儿子挪用公款，数额以现在的标准是少的可怜，但是胡耀邦要求将其逮捕。很多员老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担心会查到自己的子女身上。加内特援引胡耀邦的一名子女的话说，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是主要目标之一。邓朴方的康华公

司还被称作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以廉洁、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涉足影视业。

至于温家宝，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已经变成了巨富，在其任职期间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茅的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 陈云长子陈元）

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

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刘云山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也被曝光。据彭博通讯社披露，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亿，但主要由其姐姐、妹夫以及弟弟拥有，他们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李克强则因为其弟李克明任职中国烟草专卖局被指涉嫌“裙带关系”。

事实上，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9月就已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共产党前三十年以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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