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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流公寓鸟瞰
立夏，我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去了江南的绍兴和宁波。一路走去，我在那儿看风景，听故事。故乡的历史那么长，故事也特别多。看着城市的变化，听着遥远的故事，我常会有所感慨。五月的江南，绿意盎然，繁花似锦。上天似乎特别眷顾我们，一路上微风拂煦，薄云飘飞，气候宜人。
远去的家园
上海越来越像一个中国的窗口，它的灯光永不熄灭，让世界看中国的繁荣。上海在我的感受中，它逐渐失去了家园的温馨和随意，居民们离开了故居，外来的淘金者成了城市的主人。崭新城市的崛起，似乎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昔日的记忆。我去亲戚朋友家探访，忽然发现他们的家住得离市区越来越远。城市里的旧房子一片片被推土机铲倒，在原来的位置上矗立起来的是豪华的现代建筑。住进来的不是原先这个城市的居民，却大多是新近富裕的外来者：商人、外企的高级职员……原先的居民们的家从市中心搬向城市的边缘，他们这些昔日城市的主人，渐渐地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的家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曾经工作的工厂，如果还没有停产，也搬到了比城市边缘更远的郊区。他们开始习惯了在市郊的购物市场买日常用品。城市里的淮海路、南京路上霓虹灯闪烁的商店似乎成了他们遥远的记忆。
我的家原先住在枕流公寓，那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建造于1930年，楼前有一个大花园，花园中水池曲径，树木葱郁。这座公寓是清代北洋大臣李鸿章第三个儿子李经迈的产业。记忆中的这幢老式公寓楼墙的颜色是新刷的浅灰色。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夏末秋初，路上的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绿叶丰满的树枝远远地伸展着枝干，道路两边的枝干在路中间的天空上交接了，给街道罩上了一个遮阳棚。
这次再回到旧居，宽敞的雕花木门已经被以防盗为目的的铁栅栏门所取代。大门前面便于汽车进出的楼前空地上搭建了积满灰垢的临时工棚，里面塞满了自行车。我满怀惆怅地站在如同荒弃的楼前举目向高处望去，苍老的楼面呈现灰白的颜色，和街对面的一幢约二十层楼的现代公寓建筑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它比对面的楼矮去大半截，似乎已经鬓发花白。枕流公寓的衰落，似乎代表了上海城市变化的真正开始。上海这五年里高楼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以前站在枕流公寓的顶上可以鸟瞰全上海，少年的时候，市中心放烟花，我们站在楼顶上就可以一览无余。现在再站在楼顶上，恐怕只能看见不足一里地的光景了。
周璇为什么哭泣
在枕流公寓的居民记录中，中国电影史上三四十年代享有盛名的电影明星“金嗓子”周璇女士，从1948年住在这里，一直到她1957年因病去世。周璇住在枕流公寓的岁月，正是她从最辉煌的演艺生涯巅峰，逐渐走向人生下坡路，直至在孤苦无依中痛苦告别人世的生命最后时刻。
周璇病发是在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地，其中有一场戏拍到她扮演的女护士要为工人输血抢救，拍到查验血型的过程，周璇突然大惊失色喊了起来：我不要验血！我不要验血！她精神失常了！原来周璇怀了第二个儿子--周伟以后，曾经与她热恋的上海小开朱某却不愿出来承担责任。其实朱某早有妻子，却瞒着周璇玩弄她的感情。他是在周璇和话剧皇帝石挥的感情破裂后，趁着周璇感情抑郁时凑近来，骗取她的信任。当周璇在演艺界的姐妹们上门找他论理时，朱某竟然无赖地说：要周璇去验血，看看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周璇的身心为此遭受了前所未遇的严重伤害。 《和平鸽》成了她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我漫步在树木繁茂的枕流园，抬头遥望六楼那扇她曾经顾盼的窗口，我仿佛还听见她银铃般的嗓音唱着《四季歌》。只是尽管冬去春来，“金嗓子”再也不会歌唱。我行走在油漆斑驳的楼道里，恍惚看见抑郁的周璇凭窗的身影。她曾经表达她的愿望，“一个女子总希望获得一个快乐的家庭，至少精神上的享受胜于物质的。”她也毫不隐瞒她理想中的丈夫，“他能够自立，人格高尚，性情温柔，年龄相仿。”她在等待着她渴望的爱情，爱情却离她那么遥远。一段爱情的悲剧毁灭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后来的故事更为悲惨，1957年时年才39岁的周璇因患急性脑炎在枕流公寓病逝。周璇的两个男孩则在她死后，按照她临死前对老朋友、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当面嘱托，由赵丹和妻子黄宗英抚养成人。也在同一年石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不公平的人生迫害，悄悄坐上了从上海开往青岛的客船，在漆黑的夜色中投身大海。玩弄女性的朱某被送去劳动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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