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尘 编译
作者   哈利 哈弗考斯

 

星期天， 10月4日。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和柯伦搭乘专机从亚特兰大飞到了纽约市。星期一早上，那是个阴天，但没有下雨。我和科伦和纽约市卫生局的人见了面，并向他们出示了我们的行军命令。当地的卫生官员工作效率很高，他们很快就将加菲的研究计划书通过了卫生部门的制裁程序的清算。拿到了所需的清单后，他们安排了我们的研究启动的各项事宜。采访开始了。我们在医院的病房里，医生办公室，或者在病人的家里对病人进行了采访。对照组的采访在性病诊所，医生办公室，甚至在我们下榻的酒店的房间里进行。采访大约在45分钟左右。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抽取了病人的血样标本，采集了口腔和肛门拭子，取样时，我们遵循了那个时代抽血取样的标准操作规则。我们在抽血时竟然不用带乳胶手套！

 

我在纽约市带了一个月，做了大约60人/次的病例采访和标本取样。在不同场合被采访的病人们，似乎对我们专门从亚特兰大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飞到纽约，并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印象深刻。通过尝试着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表明了疾病控制中心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很重视，这似乎让我们与受访者和男同性恋群体的相处变得很融洽。同样，我对受访者在描述他们生活中最亲密的细节时所表现出的开放和诚实，也印象极深。

 

等我再回到亚特兰大时，已是10月底了。我的工作性质也从紧张的实地采访转变为漫长的电话谈访。每天，长达8个钟头，我都在电话上与那些拨通了我的联系电话的那些医生，新闻媒体交谈。那些医生们把病例报告给我，我再把每个病人的监控报表填写好。那时还没有带有扬声器的电话还尚未出现，我记得，长时间通话时，电话所产生的热量，让我不得不用手把电话在左右耳朵上，来回地挪来挪去。

 

在整理有关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的通话记录时，我注意到医生们自发地报告了越来越多的男性同性恋患者，他们带有不寻常的临床主诉，比如临床诊断检测无法解释的间歇性发热和长期发热，全身淋巴结肿大，体重减轻，血恶液质。对每一个这样的病例，我填写了病例报告，把它们归档，存放在我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文件柜里，并加密上锁。

 

1982年9月，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创造了艾滋病这个名词（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以形容具有机会性感染和癌症集合的新的人类疾病。我们在男同性恋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识别出了引起感染的两个先导风险因素，一个是终身性伴侣的人数，另一个是在洗浴室与性伴侣见面性交的次数。这些因素提示了一种新的性传播因子的存在。随着监测的继续，我们很快发现，艾滋病并不仅仅发生在男同性恋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艾滋病的人口格局涵盖注射吸毒人群，异性恋女性，海地美国人，加勒比岛民，血友病患者，接受输血的人，异性恋男性，婴儿，儿童，卫生保健人员，女性同性恋和变性人。欧洲，非洲，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都发现了艾滋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