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领事馆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已经有6个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得到确认。这些人物影像，来自犹太摄影师萨姆·萨泽提。他于1922年来到上海，此后30余年在沪拍下这些照片，片中既有中国人，也有犹太人。1986年，萨泽提在以色列去世。

　　公众除了感怀照片中人的优雅气韵，更激起对犹太人在沪历史的探究兴趣。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收留的犹太难民达三万余人。

　　上海缘何成为二战犹太人的“希望之港”，他们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是民国政府的同情，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发放的生命签证?日本人妄想组建东方犹太国的“河豚计划”?还是伪满洲国驻德公使吕宜文的救助?这一切又是为什么?

　　谁是东方的“辛德勒”?

　　一部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使“辛德勒”名闻天下，他的名字成为生命救护者的代名词。

　　世上还有中国版的“辛德勒”——何凤山。二战犹太人来沪避难，在中国流传最广，国人常引以为傲的就是何凤山的故事。

　　1938年11月，纳粹党员和党卫队在全德境内袭击犹太人，称为“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迫害全面升级，犹太人展开大逃亡。

　　何凤山1937年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任一秘，第二年“德奥合并”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改为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何凤山为总领事。

　　中国版辛德勒的故事是这样说的，1938年7月的国际难民会议，30余国拒绝接受犹太人。何凤山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不顾驻德大使陈介反对，直止1940年5月回国，大量向犹太人发放签证。

　　他到底发放了多少签证，具体数目不可考，但在目前找到的签证中，最大编号是1938年10月27日的第1906号，他之后一年半任期里又签出了多少，尚不知晓。可以确定的是，1938年末，上海至少增加了约15000名犹太难民。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赫佐尔山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何凤山的子女出席了仪式。

　　但这个故事好像有个“漏洞”，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1月上海华界已经沦陷，1940年初，扶植起汪伪政权，同时租界仍然保持中立。

　　国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实际治权;日本在汪伪政府建立前，不具备法理治权，不能向外国人发放签证的权力。租界从来就是开放的，即使中国难民都可在租界得到庇护，又何况外国人。

　　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开始“应上海犹太界之请”，限制犹太人入境并收取人头费之前，上海是当时唯一无需签证、无需护照便可自由进入地方。那么，何凤山能称得上是中国的辛德勒吗，他的签证是空头支票吗?

　　实际上何凤山的签证仍然有效力，因为当时纳粹规定，有签证才能不进集中营，可以离开奥地利。很多国家不愿开罪纳粹，未必有这个勇气大量发放签证。而且1938年2月，希特勒承认伪满;六七月份又禁止武器运华，撤回全体驻华顾问，中德合作旋告结束(双方直止1940年7月，德国承认汪伪政府才断交)。

　　也就是说，二战时犹太人获得何凤山签证未必来华，很多人去了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地，但是来沪犹太人并不都是何凤山的因素。

　　这又引出另外两个版本的“辛德勒”。

　　日本影片《生命的签证》将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亩推向圣坛，据说向犹太人发放了6000多张生命签证。

　　杉原的故事1968年就在日本广为传诵，1985年以色列赠予他“国际义人”称号，第二年杉原去世。关于他的故事，最初来自其妻的回忆，目前吹捧杉原的文章著作已汗牛充栋。

　　犹太历史学教授列文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研究杉原——一个酗酒的、私生活放荡的日本外交官兼间谍的经历，来了解“为什么同样一个民族，既可以做出南京大屠杀暴行，又有救命的善举”。

　　列文的论文《寻找杉原千亩》，将被夸大的诸多杉原神话还原为事实，遭到杉原家属的抗议。他发现，杉原的生命签证，是日本政府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1939年9月德俄瓜分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避难。精通俄文的杉原为驻立陶宛领事，并肩负刺探苏德情报的任务。

　　1940年6月，苏军侵入立陶宛，勒令所有外国领事馆闭馆。杉原在立陶宛的任期是1939年9月-1940年8月，他从1940年7月31日开始突击发放生命签证，1940年8月23日被调至柏林候命。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杉原总共签发了2139张签证，里面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且非犹太人居多。

　　杉原为何在苏俄占领后突然开始突击发放签证?波兰犹太人逃到立陶宛已一年，为何迟至苏俄入侵才慌忙求助?

　　苏俄侵入立陶宛后在7月某夜一次性枪杀了数千名立陶宛知识界人士，这时候亟盼逃离地狱的显然不止犹太人。立陶宛难民逃至远东的历程是这样，首先从荷兰领事那里取得一份前往荷属某岛的签证，再借口过境，经日本领事馆获得神户过境签证。获杉原签证逃命者，同时还要持有荷兰领事的签证，两个签证缺一不可，并非杉原一人之功。

　　以立陶宛难民为主，总共4600多名难民乘西伯利亚列车至海参崴，再逃至神户，战争末期，日本将他们统统转往满洲或上海。

　　这批难民未必全都最后落脚到上海，那么1940年末已在沪的两三万犹太难民从何而来?显然赴沪犹太人还有其他途径来华。

　　另一个“辛德勒”出现了。

　　当时中国境内几个政权鼎立，除重庆国民政府，还有日占区的日占当局、1940年后建立的汪伪政权、同样在多国派有使节的伪满洲国政府。

　　曾立志抗日的青年，被俘后降敌的汉奸王替夫在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担任书记官。据王替夫记述，他给德国犹太人发放签证是伪满驻德公使吕宜文应德国外交部要求而下达的任务，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共给万余名德国犹太人发放入满过境签证。

　　尽管媒体报道亦有对王替夫粉饰夸张之嫌，但他本人倒坦承，此举纯粹执行公务，与私人感情无涉，签发数也只有1万—1万2，非媒体所说“救助3万”。王替夫回忆录对自己的懦弱和冷淡亦无回避，如此看来他应不是编撰故事沽名钓誉。

　　当时纳粹还没有开始种族灭绝，在美国犹太共济会请求下，同意驱逐德国犹太人赴美(不知为何不走海路而绕道陆路)，并已知会苏联，苏方同意过境。

　　该批德籍犹太人从苏联进入满洲后，据说很多人无力继续到美国，便转赴上海。王替夫签名的签证原件已有发现，但以色列并未奖予他“国际义人”美誉，或许因为他坦言并无主动帮助之心。

　　杉原和王替夫为何要给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据说与日本人的一庞大野心有关，他们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东方的以色列”，以利用犹太人的资金、技术，这项任务叫“河豚计划”。

　　“东方以色列”梦想的落空

　　日本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犹太人慷慨解囊是重要因素。

　　日俄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日本便出现资金短缺，曾紧急派出时任央行副总裁的高桥清赴伦敦筹款。由于日本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誉远谈不上良好，加上银行家都认为东方蕞尔小国岂能战胜北极熊，高桥告贷无门。

　　快要悻悻归国前的一个晚宴上，高桥偶遇犹太富豪雪甫，他长呼短叹，认为筹不到款，日本将败于沙俄。雪甫仇恨沙皇尼古拉的排犹主义，竟然痛快地当即答应借给500万英镑，随后在他的运筹下，又帮日本借到四笔国际贷款，共4.5亿美元。

　　日本赢得日俄战争，从俄国手里接管了中国辽东半岛、南满铁路及一半库页岛的权益。明治天皇破例邀请雪甫入宫共进午餐，并授予他旭日勋章。

　　在崇拜强者的日本人眼中，留下了犹太人操纵着世界财富的印象。这与反犹论者宣传的“犹太阴谋”不谋而合，同时，也构成了后来“河豚计划”的基础动因。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早年俄国反犹分子伪造的不为人重视的反犹书籍《锡安长老议事录》，随着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恐惧而风行于欧洲。

　　两名在西伯利亚协助白军抵抗红军的日本军官返日后，将《议事录》译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谓“犹太阴谋”。这两人正是“河豚计划”设计者和协调人：安江仙弘、犬冢惟重，后来成为日本的“犹太专家”。日本认为犹太人好比“河豚”，肉美味但有“毒素”，所以要巧妙利用，“河豚计划”一名由此而来。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急于开发东北矿产，鼓励日本人移民。但日本开拓团多出身底层，文化素质低，缺乏资金和技术，日本屡次举办招商说明会却遭遇冷淡。

　　钢铁公司总裁鲶川义介向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佑建议，收容那些被纳粹驱逐的犹太人，可利用资金、技术开发满洲，还可借助他们的人脉联络欧美犹太富豪政要，从而为日本服务。

　　1934年鲶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了邀请五万名德国犹太人来满洲的计划。由于欠缺种种先决条件，以及日本政界内部意见的不统一，这个计划直到1938年12月才上报“五相会议”讨论通过，即《犹太人对策要纲》。

　　到1939年安江等人草拟出《导入犹太系资本之调查分析》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不得不自满洲转移到上海。日本军方担心犹太人高度自治会不利日本，建议犹太区由日本严格监视管理，并仍将满洲视为优先于上海的首选。

　　犹太人的选择与日方的期望未保持一致，他们喜欢涌入上海公共租界，未被吸引去满洲。1941年日本政府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人口已不足3000，已比早年大为减少，这缘于犹太人也不喜欢日本，九一八和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内迁上海，“河豚计划”的设想未见成效。

　　“河豚计划”上海版设想的新小区也一直没有开建。日本发现欧洲难民非但不似想象中腰缠万贯，而且多已分文不名。

　　日本认为，新来的难民们不肯去建设满洲，他们也是与向美国财阀示好的棋子。

　　不久，犬冢便在上海发起了太平洋贸易公司，由日、中、犹共同持股;同时，加紧笼络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社团首领，希望透过他们与美国犹太组织搭上线。战事日紧，“河豚计划”中心目标，已经不再是开垦满洲，而是力图获取美国犹太社团影响美国政策。所幸的是，犹太人领袖、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自由主义者魏斯相当清醒，他痛斥为日本人美言的哈尔滨实业家齐克曼：“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日本终于心灰意冷，“河豚计划”被彻底搁置。

　　日本对犹政策虽然反复无常，由满洲派主导的“河豚计划”至少使日本对来沪犹太难民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了容忍态度。

　　现有的资料一般认为，杉原和王替夫的签证与日方计划关联密切，杉原颁发签证的目的较为确定。所以犹太人迁沪还有另外来源。

　　犹太人迁华史

　　最早企图将犹太人集中到中国满洲生活的并不是天皇而是沙皇。

　　沙俄与日本争夺远东需要大量人力，借“宗教信仰自由”的允诺来鼓励俄犹前往建设满洲，既能清除麻烦又能巩固俄国在远东势力。

　　屡遭迫害、渴望新生的俄犹自然也不介意跋涉到一片新的绿地去寻觅幸福和安全。

　　自1898年沙俄取得“哈尔滨-旅顺港”铁路修筑权开始，大批犹太人移居哈尔滨。据远东问题专家阿尔柏特·柏瑞统计，日占东北之前,哈尔滨私营经济的58%由中国企业家掌握，33%由白俄及俄籍犹太商人掌握，日商仅占8%,仅仅两年后，许多行业都变成日人专营。

　　此时“河豚计划”尚未出炉，由日本浪人、俄德反犹分子主导的反犹活动十分猖獗。日本政府不仅袖手旁观，还暗中支持这些行为，并秘密布置对犹太人的监控，被称为“虐犹”政策。

　　大批犹太人开始举家南下，迁往上海或天津。1934年，哈尔滨的犹太人口锐减。日本力图修复与哈尔滨犹太社区关系，保证不再“虐犹”，但多数犹太人已对满洲不再眷恋。

　　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都居住在租界，处于工部局庇护之下。他们比较多地聚集在虹口，因为那里很早就是俄犹传统居住区，房租也较低廉。

　　上海从来只有日占区，并无日租界，一直实行落地签，上海沦陷后，因前述特殊原因，一度出入自由。因此，坊间流传“日本因感恩之心而使犹太人不需要签证便可进入上海日租界置于日本庇护之下”的说法亦不实。

　　何凤山办签证从来有求必应，他上司陈介迫于德方压力，曾电话要求他停止签证，他答：“孔祥熙院长要求尽一切可能给予犹太人协助。”仍签发不误。

　　国民政府素来同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民族复兴运动。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话说回来，抗战时国民政府亦有一个中国版的“东方以色列计划”。1939年2月，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正式提出议案，建议在大后方云南划定犹太人聚居区。

　　此建议得到德籍犹太实业家拜尔格拉斯响应，他拟订计划，初步设想将十万人移居中国。然而就在讨论之时，战事日益艰苦，中国自身难保，沿海城市全部失陷，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终未能实施。

　　中国收回租界，内战爆发，经济恶化，犹太民族寻求建国，都促使他们加速离开中国大陆。另外，中共执政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丧失了商业空间，犹太人几乎走光，但因实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还留下了少数俄国犹太人。

　　三年饥荒、中苏交恶及至文革爆发，剩下的这点犹太人也全部跑光了。改革开放后，才陆续有犹太人来沪经商、留学，但已谈不上聚居。

　　上海犹太人如今建立了颇多国际联谊组织，较为知名的是总部设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前中国居民协会”，其成员70%来自上海。这些组织时不时举办些纪念活动，缅怀上海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