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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 大批干部已经"解放"(咋的都觉得这个词有点怪), 哪怕是原地下党.
一次, 某亲戚的领导从贵州到上海出差, 亲戚托他到我家带些东西. 一位高大汉子, 说着上海话不像上海话,普通话不像普通话, 其间还带有些苏北味, 坐下后话匣子打开, 东拉西扯说着.
那时的西南地区供应有些问题, 我家便留饭, 倒是从贵州来, 亲戚托捎的是酒, 那么老妈炒两菜并差我去买点红肠及卤味, 这位就一下肚, 话就更多了, 有些话很有意思.
他说, 这是他离开上海三十余年的少有的几次来上海, 抗战后期他在上海作地下工作, 一次不小心暴露了, 赶紧逃离了上海去了苏北解放区, 而后就在新四军从事兵工工作, 抗战胜利又紧赶慢赶地去了东北, 他说起来真的是徒手拼命往东北跑的. 东北解放后, 因为他原先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外国铜匠, 所以参加了接受鞍钢, 他的嘴巴真的是大, 文革也好像没有完全挡住随意开口, 说起鞍钢的复建, 作为工人出身的他, 取笑起农民出生的干部一脸的瞧不起.
随后说到上海的马路, 他说其实他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 对上海的道路特别的熟悉, 但脑子里记的全是那些老名字啊, 文革前虽来上海不多但还是有过几回, 每次外出问路, 老是被人白眼, 甚至问到警察还被教训一番, 什么霞飞路金神父路辣菲路等等, 至于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 习惯上还是说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和四马路, 文革前这么问吧还不至于出麻烦, 文革中可真的很怯劲, 生怕碰上特别革命的人找碴呀, 开口问个路, 得十分小心, 就算被问者不找事, 可很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老路名呀, 所以尽量问年纪大的, 既安全又容易记得老路名.
后来亲戚说这位大嘴巴"领导"实际只是个处级干部, 临解放接收鞍山时就是处长, 那时的处长后来哪个不是局级干部? 就因为嘴巴大, 喜欢乱说, 反右时虽未打成党内右派, 但被内定为不戴帽的中间偏右什么的, 那个处级干部就一直处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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