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讨论上山下乡的好像蛮多，各说各的悔不悔的，用句文革语言“好得很”和“好个屁”， 也和当年江苏安徽的成了“好派”和“屁派”了，说笑说笑。

突然想到一件事， 到底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谁的看法是最为“标杆”的？

没事闲来，分析一下，当年的大头儿们的看法。

老毛是说过就算，事后不认账也不奇怪，反正还有语录“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么？老周是老毛说啥我就做啥，兢兢业业地小心翼翼地颤颤巍巍地事必躬亲地，安排细节料理杂务，努力使上下左右阿狗阿猫都满意；老林的看法已很清楚地说了“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当时老邓没有发言权后来他说的“三个不满意”也标明其倾向；江青？江青还有看法吗？江青能有看法么？不会吧，算了，忽略不计了。

真正要看谁？ 张春桥。

上山下乡的开始， 全国一片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地， 看哪个地方走的远去得地方苦，记得上海最早的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安徽江西云南贵州，这是“组织安排”的， 自寻出路投亲靠友另算，除安徽江西外， 其余都可以算成边远地区了，而且离开上海又是那么的远，尤其贵州又是全国出名的苦寒山沟，恐怕张姚等在北京也立了什么军令状以示对最新最高指示的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

应该说，最早去黑龙江的知青们， 的的确确很多是非常虔诚的毛教徒（或说当时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去黑龙江干一辈子革命的心态也是万分真诚的，去不了要死要活的写血书表决心的偷出家里户口本迁户口的放弃留上海工厂的，实实在在的有， 说是天真可爱说是幼稚可笑，都可以， 但那是事实，我们不能放马后炮地怀疑当年年轻人的真诚，哪怕现在看来是一群傻蛋，可惜我们都多多少少做过这种二二的傻蛋事。

66和67届开始分配后（有上海工厂）不几个月，到了伟大的1968年底了， 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了“很有必要”的高级阶段了，于是呼， 上海也赶了个时髦，用上海话来说叫做“一片红”， 也就是68届69届统统地上山下乡，而且是全部到外地农村， 连上海郊区的农场也不够革命了，其实那也是上山下乡哪，那不也是“农”字头么？ 凭什么还分“低高”呀？有的人家倒霉，几个孩子正刚刚好全是这两届的，全都非常光荣地上了山下了乡，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干革命去了，似乎在城里就不是干革命？ 可老人家刚刚才说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呀，难不成领导阶级还不如同盟军革命？ 整个一个不能自圆其说，但由不得你来想圆一圆此说， 你想圆？ 到提篮桥去圆你的魂灵头吧。

添一句，类似身边无子女等政策， 只是后来才有的， 初始条件是“一片红”即“全部下去”， 后来的“边界条件”才有了什么“独子不下”“身边无子女”啥的“不同政策”，说真的，这些“政策”的出笼，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对初始“上山下乡”那种“一片红”“一窝蜂”的纠偏 ，不是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吗？那么一家人的孩子有的必要有的就可以不必要了呢？从这些政策看来， 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这是全国的一盘棋，哪个省市自治区都一样，哪儿  都一样。

再过一年， 也就是上海的70届毕业了，事实上的政策改变了， 但仍然将“很有必要”的大旗高高举起，此时的是否上山是否不下乡则不是看你的“必要”与否，而是你们家有没有已经去“必要”了的去“必要”了的有几个？简言之，你家还没有人去“必要”过？那你就很有“必要”，你家“必要”的人较多？那你就不“必要”了，反正每家得有人去必要必要， 独生子女不“必要”了，整个儿和老人家的“到广阔天地”的“必要”宗旨不沾边了。

除了必不必要变了味， “必要”的地点也不吭不哈地变近了，云南贵州黑龙江内蒙等远处没了，外地只剩个“安徽”还算必要， 其余就到郊区农场“必要”去了，你看， 一开始的郊区不算太“革命”的调调改成了也革命起来了。好像大城市的下乡都转移到了郊区近处， 想想也对， 到了这时候，哪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不得为自己的孩子们着想呀， 不就是到农村吗？ 近处农村不是农村户口啊？他们吃的也不是商品粮呀？哪儿的贫下中农也一样是贫下中农呀？ 一样可以对城里娃娃进行“再教育”呀？虽说郊区的天地不是那么广阔，就是人多地少了一点呗。

想来想去，这个偷梁换柱的决定，在上海只能是张春桥才有这个胆来作，王洪文？ 虚的， 张春桥姚文元外加马天水徐景贤等从来就没真正尿过他，姚马徐说实话也没这个胆，也就只能是张春桥了，从这些政策上的偏移，充分看得出张对此事的内心想法，不过， 为了往上爬，咬紧牙关像乌龟一样绝不松口，面上还得说说如何的必要如何的大有作为。

就连头上老是包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儿大叔，想必也只是热烈欢迎热烈欢迎了几下， 老农民的他，对城里的事上层的事未必清楚， 可一个葱（山西话）庄能容纳多少人口，他是门儿清。

说来说去， 只是哄了一个人，也只有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拥护那个人的任何主张，大致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