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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时间：2010-04-05 07:58:00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过程已经表明，它不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瓦解的，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过程的；不是被反革命政治势力直接打倒的，而是由执政党领导人自己宣布解散共产党、停止联盟存在的。这一悲剧还表明，苏共领导核心内部的几股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的毁灭性作用，是任何内外敌对势力所达不到的。正如苏联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后来总结的：“如果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不向敌人敞开苏联堡垒的大门，西方及其情报机构的努力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效的。敌人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丰厚的礼品。”
其实，对于中央领导集团尤其是核心集团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很清楚。为此，他一主政首先就进行了重大调整。三年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调整面达到80%。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都是戈尔巴乔夫推荐到中央或委以重任的。可悲之处还在于，虽然叶利钦曾数度与戈尔巴乔夫联手，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密友、智囊，谢瓦尔德纳泽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但这三个人最后又都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或宣布退党，或被开除出党。
1985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推荐并坚持下，叶利钦出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9月，因为制定出台在莫斯科举行集会和游行的管理办法问题，叶利钦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发生激烈冲突，随即致信戈尔巴乔夫请求辞职。
叶利钦在辞职信中写道：
我总是尽量讲自己的观点，即使它与别人的意见不同。结果出现了越来越多不遂心的场面。如果更确切地说——由于自己的风格、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我成了个没学会在政治局内工作的人。
我不能不提几个十分原则的问题……
这就是促使我向您提出请求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不是软弱，也不是胆怯。
我请求免去我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请视本函为正式辞呈。
此致敬意。
鲍·叶利钦
1987年9月2日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皮霍亚这样评价叶利钦这封信：“叶利钦的信——党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文件之一。他自愿要求从党的最高层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没有先例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称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党的政策——口头上大喊拥护改革，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依然如故。他认为，利加乔夫是党机关故步自封的代表人物。从叶利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经心灰意冷，对国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叶利钦的这封信表现出他的巨大个人勇气。攀上党的最高层令人难以置信地困难。而丢掉职位，脱离‘党的战友们’意味着身败名裂，成为被正统的追逐功名者鞭挞的政治罪人。我们应当指出，叶利钦在自断后路时使用了一些势必冒犯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理由。叶利钦说，由于‘自己的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不适合继续在政治局内工作，这番话语意双关，给人以愤世嫉俗的感觉。”
1987年11月，苏共中央接受叶利钦的请求，免去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叶利钦主持莫斯科市委工作期间，曾有过微服出巡、到商店排队购物、乘坐火车汽车、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积压问题等颇得群众好感的举动，甚至摆出了带头反特权的架势。在政治上，叶利钦主张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积极向私有化过渡；在改革上，是一种极端激进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从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起，叶利钦就站在了苏共党的对立面。
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叶利钦明确提出，苏联的改革“应当从党内开始”；党内选举，包括中央书记、总书记在内，都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和无记名的、自下而上的；最高领导层应限定任职两届，年龄限到65岁；更换总书记时，应同时改组政治局和中央机关；重要议案应提交全党全国讨论，并实行全民投票。他同时还要求会议撤销对他的处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为他恢复政治名誉。会后，他还多次表示，“苏联的改革是一场斗争”，“没有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真正革命的变革，社会主义的威望就不能提高”。他一再指责苏联改革速度慢，进展小，认为苏联改革如不向前猛冲，就会受挫。
由于苏共领导机构当时没有接受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主张，也没有同意为他恢复名誉，叶利钦很快就转向了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支持民族分立势力的立场。
1989年3月，他放弃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职务，竞选人民代表获胜，5月又被递补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此后，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主张把苏联建成一个所有活动均依照法律而不是上头指示的法制国家，主张所有的政府机构、政党和政治及社会组织，包括苏共在内，都要依法向最高权力机关汇报工作。
1989年6月，叶利钦以政治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应邀访美，在美国公开抨击共产主义是幻想出来的，声称苏联应在吸取美国民主经验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创立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更新的社会主义。他还反对苏共当时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分立运动所持的强硬立场，认为苏共就此问题而发表的声明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惯用手法，主张让这些共和国独立，让它们自己决定是否退出苏联。
1989年7月，叶利钦与“人权运动”活动家萨哈罗夫等人联合一批苏联人民代表，成立了反对派特色极其鲜明的“跨地区议员团”，在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内部筑起了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的第一个政治阵地。
1990年1月，他又同激进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等一批具有极端民主情绪的苏共中央委员一起，发起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在苏共中央内部构筑起向苏共领导发起挑战的另一个政治阵地。
1991年6月，叶利钦击败雷日科夫等五名候选人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后，政治地位大大加强，对抗联盟中央的立场也愈发强硬。
7月1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东正教牧师的主持下宣誓就职。他宣称：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解放、信仰的真正自由和完全放弃任何意识形态强制”；“进一步的基础是创造性的人道原则——自由、富足、法制、向世界开放”。7月20日，叶利钦签发第一号总统令，宣布俄罗斯境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非党化，一举摧毁俄共的组织系统。当俄共和苏共强烈谴责此举，要求苏联总统就此表明立场时，叶利钦态度强硬，宣布他的命令“既不是反宪法的，也不是反民主的，其目的在于结束党僚们的垄断局面，为所有的政党和运动的活动创造一个平等的民主条件”。由于他的命令很快生效，俄罗斯境内的反共狂潮骤然高涨，俄共许多党组织被迫解散。
紧接着，在“8·19”事变中，叶利钦又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困境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误，把苏共进一步逼上了绝路。后又主谋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炮制了《别洛韦日协议》，直接导致了联盟解体。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病逝。虽然俄罗斯一家电视台称：“一个人的死能让我们国家几乎每个人都心有所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但是，“不论从理想还是现实范畴，叶利钦都难以让很多莫斯科人产生感激或缅怀之情”，在整个俄罗斯，“只有戈尔巴乔夫比他更坏”，因为叶利钦：“第一，导致强大苏联的解体，是个拿自己祖国做买卖的人；第二，私有化进程不当，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和官僚阶层的普遍暴富；第三，使俄罗斯陷入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不能自拔，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
如果说叶利钦是苏共内部一个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话，那么，雅科夫列夫则是在苏共内部的采取迂回手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千方百计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帮助他推出“改革与新思维”，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同时还利用负责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把一些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人，提拔担任新闻媒体的负责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许多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曾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称之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和“公开性之父”。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雅科夫列夫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最后分道扬镳，伙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支持叶利钦，从迂回反共走向了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
1923年出生的雅科夫列夫，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他的《一杯苦酒》这部书中，他谈到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回忆说：“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颗粒不剩……”“我生来初次认识到什么叫谎话连篇，什么叫恬不知耻。我本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说谎——不管是在台上发言的，还是在台下恭敬地专心听别人发言的”。苏共二十二大后，雅科夫列夫认为他洗了一个“凉水淋浴”，开始醒悟，觉得“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也就会加速自己的发展”。但后来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是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因此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要“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他们”；要“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
遗憾的是，这样的异己分子竟进入到苏共最高领导核心，并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和“顾问”。
再坚固的堡垒从内部也不堪一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总结：对于执政党，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信仰坚定的党员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手里，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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