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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
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
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祇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祇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祇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
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祇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四九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三面红旗”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点，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在“三面红旗”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毛退居二线，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点“自我批评”。但是，毛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性意义的一点是，毛泽东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我们知道，共产党国家是凭藉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在实际上就享有最高的权力。也许，刘少奇一派人或许会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起码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便可望借助于他们在组织机关中的某种实力，约束住毛泽东的任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一是重提阶级斗争，一是发动中苏论战。这两件事都不难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三面红旗”的灾难招致广泛的民怨，各地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层出不穷.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在61年、62年，四川农民竟有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打进成都郊区石板滩的谣言）。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处于危机之中。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然会赢得党内多数的支持。与此同时，毛发动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刺激了、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毛走出低谷，再度强化了他的领袖地位。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于伦比的伟大形象。
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论点，似乎都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祇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错，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祇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共“八大”决议声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的先进或发达上。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
在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内部更加严厉苛刻，对一切所谓旧文化旧观念否定得更彻底，更不宽容，说是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比老祖宗还要左上三分；对外部世界则充满敌意（几乎一切境外电台都被视为“敌台”），富于攻击性——虽然多半还祇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当年，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赢得了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然而这种做法在恢复和强化了党的地位的同时，造成了更强大的毛崇拜。那必然会引起少数高层人士的疑虑甚至某种抵制。这就形成了毛在党内高层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却达到高峰的奇特面。
四、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祇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五、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祇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
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着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 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
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祇是大部分人没有被肉体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祇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主张“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有两个文革，是不是也有两个大清洗呢？一个官方的大清洗，一个人民的大清洗。在苏联的大清洗中，难道没有人趁机揭发和铲除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吗？在被打倒被处决的苏共官员中，难道就都是好人？难道就没有很多坏蛋，就没有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吗？再说，狡诈的暴君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当暴君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决策引起广泛的民怨，他就会把一些忠实执行自己决策的下属推出去作替罪羊，例如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我们能不能由此便得出大清洗具有某种人民性的结论呢？
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讲话）。不对。若说“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揭发阴暗面的方式”，那本是现成的，早已有之，何须再去寻找？这就是新闻自由。毛对新闻自由的威力清楚得很。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由此可见，毛所要寻找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方式”，是那种在他一手控制之下，遵循他的意志，依据他的思想，专门揭发别人的阴暗面，专门揭发他的政敌们的阴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革。 应该说早在1957年毛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当时，毛号召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始于此），“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殊不料引出一大堆右派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党天下，要求修正主义要求自由化，于是毛展开反击，整风就变成了反右。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右是早产的文革，是流产的文革。等到九年之后，党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洗脑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当刘少奇们把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打成右派时，他们显然大错而特错，因为聂元梓、蒯大富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明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是比左派还左的极左派。他们的立场难道不是和五七年的林希翎、谭天荣们截然相反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言不讳地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在“炮轰”、“火烧”中被无数次引用）。直到今天，仍有人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广大群众向他自己缔造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造反是“伟大的创举”。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创举啊？毛分明是嫌他的党、他的国家机器对他还不够十分地顺从（？！），毛分明是要把党和国家进一步变成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奴仆和工具。这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者内心向往但多半不敢公开说出口的最大梦想。这是邪恶的伟大，无耻的伟大。这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标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狂妄、更邪恶、更无耻的吗？ 另外，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反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大的曲解。毛在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倒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主要对象的。文革的目标明明是反修防修，其对象明明是走资派和资本主义路线.毛祇是在个别讲话时提到官僚主义而已，从未将之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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