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我们不能否认“文革”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能否认”文革”的发动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业的机会，也不可否认因部分人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理解的偏差给少数无辜者带来的那场人生劫难是空前的。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文革”的发动与否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假如“文革”中没有那些小插曲（或者说是闹剧）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我们不可否认开国元勋们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的历史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没有开国元勋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就不可能尽早摆脱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蹂躏和践踏；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尽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愚民奴役统治中解放出来。 

    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的心性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人中的强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膜拜。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功名和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因了他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从另一方面讲：开国元勋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赫赫战功自居，他们服从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信服(假如没有了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他们谁又会尿谁？)，他们中的哪一位没有最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假如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因观点不同、言语不和或所坚持的原则不同闹起纷争，又有谁能劝解得了？又有谁能想象得出他们凭借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闹起纷争，又有谁敢断言不会把新中国闹个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对于开国元勋们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的不可撼摇性，从“叶剑英元帅依靠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协助华国锋一举粉碎了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因叶剑英元帅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老帅们的‘迫害’存有抵触心理，所以不久后又合同中政的开国元老一道解除了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务，并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这一客观发生的事实，就可见一斑——毛泽东或许正是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得不适时发起了那场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文革思想斗争。 

    文革是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说文革中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是因为文革的发动：1、没有破坏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3、没有牵涉到部队和国防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这又何乱之有？ 

    发动文革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把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在了人民的监督之下，为唤醒民众、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的人为思想基础。 

    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和执政地位都是人民赋予的，执政者的执政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是因了人民对他们工作成绩的认可，他们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消除了社会不稳定隐患，唤醒了民众，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 

    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压制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同“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之间无所谓派生与主流，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条件。把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放到第一位，也是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局认识出发，是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泽东的执政思想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从毛泽东的执政生涯中可以感悟出：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这个“大我”，已经完全屏弃了家庭和亲情这个“小我”。

    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和深入，毛泽东不得不把同他一起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夫人江青作为一颗棋子来下。但毛泽东在暮年时故意同江青“划清界线”起到了保护江青的作用吗？没有！——多么可怜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泽东思想的无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推解：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决没有理由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去逮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狱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的江青也决没有理由去反动毛主席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权。唯一合理地解释应该是：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的事先安排，是为了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毛泽东对江青的思想决策请参见汉初的“吕后叛乱”），并以此提高华的政治威望。但即使是这样，江青归去的灵魂也不会去怨恨毛泽东什么的，因为只有她的丈夫才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是中华英雄谱中的伟男人！——愿江青老人归去的灵魂安息。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的比言也仅指两者发生的社会效力同等相仿，但毛泽东的执政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同古代封建君王仅仅停留在维护自身权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之上的狭义的王权统治思维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言。 

    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被迫不得已是因为作为性情中人的毛泽东不可能同与他共同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开国元勋们没有深厚的战友情怀，但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新中国的和平稳定，毛泽东又不得不这么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在当时也只能让天知、地知、自知——难为老人家了。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虽然“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文革”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但不可否认当今由官府腐败和路线错误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罪魁祸首。虽然要对当今的社会腐败进行彻查彻究所造成的“血雨腥风”决不会在“文革”之下，但一切政策的执行都应该以社会稳定为前提，虽然对当今的已经渗入到社会深层的“贪、奸、淫、腐、黑、乱”必须进行彻底铲除，但必须要注重策略、要发动起群众。同时，要以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去遏制弱化当权者的贪淫思维，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去跳出历史朝代“盛衰周期律”。

    二. 发展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路线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放纵个人私欲，允许资本家私有财富无限积累，允许贫富两极极端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从事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去获取最大的生产利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地纵深发展，随着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的无限剥夺，势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资本家对社会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代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被作为资本家的赚钱工具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劳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夺，使代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势必会导致国民整体消费水平相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因社会财富的的高度集中、工人农民的工资水平严重滞后导致的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停滞不前和私有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所导致的盲目生产和不正当的垄断竞争，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假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产过剩”不是因为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充分满足，而是因为相对于经济发展人民购买消费能力的严重滞后和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的盲目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由于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不能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步，造成了因盲目生产和“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随着私有欲望的无限膨胀、社会的私有财富的无限集中，经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重，甚至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崩溃。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永远不可调和，随着社会私有财富的无限集中和官商勾结所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会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伴随滋生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直至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灭亡。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1.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经济模式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通过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实施，使社会集体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生产、劳动分工、集体生产合作更加趋于合理完善，打破了“小农经济”样的落后的私有制经济生产模式，解放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铺设了良好的平台；2.通过对社会生产利润的分配和再分配，公平了社会分配，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和劳动者用劳动（体力或脑力）换取应有的报酬的权利和义务，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所导致的社会革命和生产的荒芜；3.通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把国民个人收入和分配比例掌握在“1比1.8”范围之内，增强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避免了因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同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计划经济的实施避免了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盲目生产、垄断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甚至经济崩溃。 

    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跳出历史朝代“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选择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专制一直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兴亡周期性规律，导致了频繁战争，造成了生产的荒芜和生灵的涂炭。封建王朝难逃“盛衰周期性规律”是因为封建王朝执行的专权统治、专权政治，是因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贫富自由天定”的儒家愚民思想对中国人民思想的奴役和桎梏，是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 

    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这个奇怪的“周期律”问题就严肃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年，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本质就是将一切政治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各种政治力量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和平、理性的协商、博弈，最终达成最大的共识，并上升为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国家意志。

    造化赋予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新中国年轻一代的光辉使命是：积中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60年之经验，积革命老前辈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之经验，唤醒民众，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历程共同奋斗。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跳出“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选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在于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道德体系，在于宪法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够切实执行，在于人民对政府权利运行的监督制约不再是一句空话，在于制定出完善的政府权利运行的民主监督决策制度，在于通过人民的参政议政促进社会的和稳定谐，在于以公有制经济为中心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公正。 

    当前互连网的相对发达、农民工的崛起、教育事业的不断拓展、城乡距离的不断拉近，对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可靠的执政监督平台，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历程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党中央英明地决策部署，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参与，需要全国人民的上下一心、奋力争取。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新跨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是曲折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四.“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

    近来网上谣传着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荒谬言论让人看了愤慨。

    我们不排除“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1960年）有因饥饿导致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劫难的发生。

    我们先抛开毛泽东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初衷不论，假如作为凡人的毛泽东在没有预见到随只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提下，通过“大跃进”让饱受磨难的广大劳动人民能吃饱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费的话，我们不妨使用“浪费”这个字眼。

    谁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们不妨思索推算一下毛泽东执行的“大跃进”政策到底有多少粮食被“浪费”进了人民的肚子里？这些“浪费”掉的粮食加起来能让当时的中国人在维持正常生活条件下能共同消费几天？当受饥的人民吃完这些被“浪费”掉的粮食后能不能躲过三年饥荒给中国人造成的生命劫难？

    假如那些反毛者妄论的“大跃进政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是为了叫高解恨，那为什么不把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中国人口死亡数字都推给“大跃进”？为什么不把“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增加至一亿，十亿，或者一百亿呢？ 

    “毛泽东对子女教育很严，不许他们搞特殊。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从不乘小卧车，在刚上学的一段日子里，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国的第一号“公主”。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报口粮，她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只报了17斤。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也不让她从家里带东西到学校。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吃的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摘自《毛泽东的儿女们》 

    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戒掉了肉食和《毛泽东的儿女们》中描述的李讷在三年困难时期经常挨饿上就可以看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忍受饥饿对中国人民（从城市到农村）来说是相当普遍的。 

    生命的任务是整体的永存、人类的法则是个体的死亡。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抗争史。 

    从人类生命发展史中可以得出：当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人的生命力和与自然灾害的抗衡力是极其顽强的，在饥荒来临之时、在饥饿的胁迫下，只要能下咽的东西（比如树皮、树叶）人们都可以作为食物用来充饥，饥荒想要随意夺去人鲜活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人口增长缓慢不是因为人口死亡率的相对增高，而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维的说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紧顾着挨饿了，哪还有“闲心思”去生孩子？

    据笔者听闻：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最严重时期（1960年）新生命的诞生简直是罕闻（用万分之一去思解比较客观）。

    幸好1960出生的年长者都还健在，如果有疑问，只要到户政部门统计查询一下1960年的人口出生概率，并与往年人口出生比率做一下比较，就会对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三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也就会不攻自破。 

    五.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说起毛泽东的知人善任，我们应该首先认可毛泽东的深谙历史和对历史知识的活学活用。据《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既然毛泽东能深谙历史，所以毛泽东应该能够深刻理解刘邦对自己成就汉位的思解，并能以此思定出成立新中国的伟业也是因了开国元勋们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以此类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也必须首先要用好人，用对人。

    对于“君子”和“小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详尽的阐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是个将才，但他不是帅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怀，理财不比陈云），他或许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这也是毛泽东所看重的），但他同时又存有小人心理（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邓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人身造成“迫害”是始终记恨在心的），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上也预言了毛泽东的“邓不可用”。邓思维的片面性决定了毛对邓存在的反复心理（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说就是：假如毛泽东在邓下放时不刻意保留邓的党籍，假如毛泽东在他执政的文革时代想要依靠人民的声势存心去整邓，那就象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毛泽东在执政的文革时代成就邓的“二起三落”大约也只是想通过对邓的思想改造去完善邓的执政思维理念、以便后用。但事与原违，邓小平的执政结果也让他复出前的保证（永不翻案）成了一句千古笑谈。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因为有了造化赋予邓小平的执政结果做反衬，才更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内涵。

    六.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公元2008年，是毛主席逝世32周年，也是邓小平执政改革开放30周年。毛主席和他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32年头了。自从邓小平执政以后，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和对“毛主席执政的‘大跃进’造成‘三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的默认，让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留下了“阴影”。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所成就的私有制经济体制也已经把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共同创建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完全抛弃。

    32年，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32年，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宇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32个年头了，但是在民间，人民对毛主席的思念和缅怀，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是什么力量让毛泽东这个名字成为了永恒？——是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天下为公，是人民对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与呼唤。

    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是新中国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是蒋介石老先生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台湾，是苏联技术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还债，是外国列强对新中国的虎视眈眈和经济技术封锁。在国内外双重环境的制约下，在毛泽东时代，何谈改革开放？

    假如苏联“老大哥”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不撤回经济技术援助，不催逼还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经济势必会呈现出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被苏联“老大哥”逼出来的，被苏联“老大哥”同时逼出来的是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工农业基础建设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新中国最先进国防科技的“两弹一星”。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经济、国防基础和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做铺垫，又何谈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物质、经济、国防基础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做铺垫，才成就了邓小平执政“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解和邓小平所实施的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再继承。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路线的严重背离，不能否认邓小平在用放纵个人私欲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所造就的社会反人伦的混沌情态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隐患的无可挽回性，不可否认邓小平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的零散性、对外来经济技术的依赖性、私有经济体制下技术含量的低劣性质、私有经济体制的泡沫性质和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能无视私有制经济体制的不可操纵性、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能源开发使用的严重失衡，不能无视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同社会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不可替代性。

    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延续到现在，谁敢断言他老人家驾驭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不比现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无官不贪，决不会有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决不会有黑恶势力的极端抬头和娼妓、情妇“制度”的“合法化”，也决不会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形同“警匪一家”的“税企一家”和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私有资本拥有者所成就的无税不偷（“偷”指偷税漏税）的破烂格局。 

    腐（指思想的腐朽，制度的腐化）可败国。听之任之，国将不国。

    七.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

    每一部思想认识史都是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人类思想认识的不断进步是引领人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必然前提。

    人类思想认识的提高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不可否认孔子的儒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封建君王对人民的奴役统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严重制约了人类思想文明的向前发展，已经被历史所淘汰。

    毛泽东思想之于社会主义等同于孔子的儒家思想之于以“贫富自有天定”为主体的封建愚民统治，等同于佛祖的佛教思想之于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广阔的宇宙——他们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无从超越。

    没有物质的精神是虚无，没有精神的物质是浮华。 

    人是生命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超越动物生存本能之外的思想和智慧。人类的发展史是通过劳动实践带动科学技术进步和思想认识提高的一部生命探索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科技进步和思想认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具体表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对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

    社会发展稳定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法制体系，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相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综合持续平衡。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建立起了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完善的政府机构和民主监督体系。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更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更注重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导引，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人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更多的来源于人民的精神动力。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一切社会活动都以弘扬正义、公正合理为前提，很少有损公肥私的社会不良事件发生；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不能说是路不拾遗，但绝对是足不盗户；不可否认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也有个别利己主义和违法案件的发生，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一旦暴露，他们就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那些违法犯罪者不但会受到法律地制裁、还会受到人民地唾弃和良心地谴责。

    与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相比：当今社会整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对专权主义和专权统治的无限放纵，是社会法制道德建设的严重缺失，是社会人为环境整体恶化的结果。要彻底铲除社会腐败不仅仅要对贪腐者进行依法惩治，更在于对社会整体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路线的完全恢复。

    八.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具体性、有针对性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毛泽东思想的可适用性在于毛泽东执政思想的整体性策略性和具体针对性的相统一。 

    毛泽东时代执政策略的执行都是根据时势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采取过渡等办法去逐步实施的。比如毛泽东对蒋区和蒋军实行的政策，对社会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对土地政策实行的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对地主富农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资本收买政策，对西藏的农奴制的改革政策，对资产阶级所执行的收买政策，这些都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时势需要，分层次、分阶段去逐步实施的。但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一切政策执行的前提是对人民的负责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路线的遵循。

    九.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再继承

    “与时俱进”贯穿于毛泽东的全部思想认识、“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坚持错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基和命脉。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虽然我们认可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适用性、无可挑剔性无可置疑。但时代不同了，面对当今的社会和人为，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毛泽东时代。 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够延续到现在，面对当今的社会人为，他老人家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通过一系列过渡政策去逐步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公有的转化，铲除“贪、奸、淫、恶、黑、乱”，公平社会分配，唤醒民众，对人民负责，还社会以公平正义，为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去跳出 “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做好各项工作。 

    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走的路是：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真理为指针，发展社会经济、加强执政监督、消除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路在脚下。随着人民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后来人会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意志去铲除“贪、奸、淫、恶、黑、乱”，公平社会分配，唤醒民众，对人民负责，还社会以公平、正义，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去跳出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完成毛主席未了的心愿。

    我们坚信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都能够遵循“实事求是、不坚持错误”的真理。有信心、有能力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为社会主义这条大路越走越宽扫除腐朽的思想人为障碍。

    后记

    没有民族的信仰，就没有民族的团结，也就不会有民族的崛起。

    毛泽东思想之于社会主义等同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过时）之于封建主义，等同于佛祖的佛教思想之于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广阔的宇宙——他们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无从超越。

    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应该建立在“华夏的祖先炎、黄；民主的先行者尧、舜；推翻封建奴役统治的孙中山；开创人类历史文明（指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的毛泽东”之上。用这些高尚的思想去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跨越腐朽思想的壁垒，让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前进。

    环境造就人为。我写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人生目标的执政者和私有资本拥有者从中去觉悟些什么、认可些什么。我的这些认识和观点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私有资本拥有者和所谓的精英们来说只是对牛弹琴——我对他们也不抱有任何期望。虽然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为了收拢民心、树碑立说，有时也会对劳苦大众发些慈悲、施些善政，但这些都要建立在他们的个人私欲（权欲、钱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让他们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共性是放弃人民的利益。

    我写出这些观点和认识只是想让那些良知者、思想认识者、追寻真理者、无产阶级者和广大青年学生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再认识过程中能有所启发，能在对社会主义真理的追寻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

    毛泽东思想是前无来者，但毛泽东思想会后继有人，因为我们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再认识这个过程中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作指引和铺垫，因为我们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为英魂长祭，壮哉！让中华雄起。

    祖国是炎黄儿孙永远的根。

    期待圣人再现，祈祷中华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