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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一看这张照片，人们会叫：“德国鬼子！”可定睛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全部德式装备的军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这是三十年代德国人帮助老蒋训练的八万德式装备的精兵，是老蒋当时最心爱的精锐部队，三十年代国民党要员数次要调这支部队上剿共前线，老蒋都舍不得，甚至当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他都不舍得调动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淞沪大战的主力。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1934至1937年，中德政府通过德国工业贸易公司，用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向中国进口德国的武器装备，武装由德国人训练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1936年德国对中国的军援达两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马克，1937年达到八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六百零四马克。1935年到1937年，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中有：德国克虏伯的75毫米的榴弹炮，德国88毫米的防空火炮，亨克尔轰炸机，装甲车，M.A.N.坦克，还有大量的子弹、步枪和钢盔。此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海军还订购了12艘德国潜艇和数艘战舰。1937年7月，京师南京的防御由德国的88毫米的防空火炮、德国的防空袭警报系统组成，南京街上处处可见德国的坦克车和75毫米的克虏伯大炮。
除此之外，德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训练军队，截止到1937年7 月，有8个师得到德国人的整训：第三、第六、第九、第十四、第三十六、第八十七和第八十八以及一个教导队，共八万人，他们是全服德式装备。1937年7月开始，德国军事专家训练了另外11个中式装备的师，这些师的番号是：第二、第四、第十、第十一、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五十七、第六十七、第八十、第八十三和第八十九师。
1938年，中国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的指挥下，在山东重创日军，这一战绩惊动了日本朝野，日本驻柏林大使立刻紧急求见希特勒，强烈要求德国召回法肯豪森将军。
难怪1939年英国驻日本大使要说：“事实上，德国给予中国大量的武器装备，组织了中国的抗日。”
德国政府正式给予中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始于1933年。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首脑之后，出于自身发展对稀有原料钨和锑的需求，德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吸引大量德国工业和军工业向中国投资。
稀有金属锑在军火生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锑在合金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硬度，常被称为金属或合金的硬化剂。在金属中加入比例不等的锑后，金属的硬度就会加大，是制造军火必不可少的元素。1934年，中国锑的出产量占世界锑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主要集中在湖南省中部和北部。
钨可以说是一夜之间成名，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克虏伯公司率先将钨用于切割工具上，大大地提高了军火的产量。为此，20年代德国克虏伯获得此项的钻石专利权。钨的物理特征非常强，尤其是它的熔点非常高，是所有非合金金属中最高的。钨开始用于钢铁的切割工序上，后进一步用于军火产品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钨矿的蕴藏量，集中在南岭一线，跨越四个省，其中，百分之七十九集中在湖南省东南部的武陵山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钨矿的主要生产地，1933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钨.产量来自中国。
1938年以前，德国外交部、财政部和德国军方都力主和支持德国政府对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以武器和机械工业产品换取稀有战略原料。
1933年5月8日，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 冯 塞克特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到达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朱家华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给予他上宾礼仪。从5月28日到5月31 日，在江西老蒋的行宫庐山，通过朱家华做翻译，他与蒋介石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塞克特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5 月31日，蒋介石邀请塞克特作为他的高级顾问，为他的军政和经济方面出谋划策，可塞克特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但答应为蒋介石提供旨在军队现代化问题上的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塞克特强调：军队是国家统治者的基石，军队的战斗力由军队优势质量决定，军队的质量由军官的素质而定，兵不在多在于精，军队的质量高于数量。
1933年11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之职。
同时，塞克特力告德国政府：在亚洲采取和平政策，确保在中国的势力。这成为德国1938年之前的亚洲政策之基石。
1934年4月，塞克特再度访华，为中国组织了61人之多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该团以亚利山大 冯 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由三个部门组成，负责新军团组建、武器军火和人员招募以及翻译工作，亚利山大 冯 法肯豪森将军负责顾问团的日常工作，开始训练军队和计划修建长江防御，塞克特则从7月开始，一心一意扑在军事经济问题上。1935年，塞克特回国，所有的事宜交由法肯豪森将军接任。但在柏林他继续以蒋介石总顾问的身份，为中德军事和经济合作努力，直到1936年去世。
1934年8月23日，在塞克特的努力下，中德两国签署了贸易协定：“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互换条约”，由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签署。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条约，从此，中国开始用钨砂和锰砂与德国交换军火和工业产品及技术，特别是军火。这是一项平等互惠的条约，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军事的现代化，同时也为德国解决了部分的原料问题与外汇问题，是中德经济合作的正式开始。
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已经生产军用卡车装备德国军队。在以物易物的条约下，1935年，德国奔驰汽车厂帮助中国建立起第一个汽车装配厂，1936年，中国第一个国有汽车制造厂诞生，投资6百万中国货币。根据条约，每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一千二百个卡车底盘，其他部件中国国内制造，如：车胎、玻璃和皮革等由上海制造，汽车装配厂设在铁路交通便利的湖南株洲，德国奔驰厂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对中国工人进行培训，汽车制造厂生产德国奔驰军用卡车。1937年秋季第一批卡车在株洲诞生，全面抗战的开始加速了汽车的生产，截止到1939年，生产军用卡车7千辆。1938年汉口失守之后，汽车制造厂迁往江西桂林，汽车底盘通过香港进口，后经过印度支那，1940年印度支那沦陷后，汽车底盘转送海丰，然后用汽车送到江西的萍乡，最后在桂林组装。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通过苏联陆路，德国继续向中国运送所订购的半数以上的汽车底盘。
在以物易物的条约下，德国开始帮助中国修建铁路。1934年4月，德国与中国签订协议，中国银行出资8百万中国货币，德国向中国提供所有的铁路器材，包括铁轨、桥梁等等，以及技术帮助，修建玉山至南昌铁路。这个条约与以前的中国和外国签署的修建铁路的条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德国不参与铁路的管理权，只有一个财务指导。1934年7月开始动工，1937年1月竣工。相似的合约，随后又三个月修建了南昌－萍乡线，这样以来，加上原有的萍乡－株洲线，铁路就把湖南、浙江和江西三省连接了起来。再加上株洲与原有的武广线相交，南部数省就连成了一片。
1936年4月，德国克虏伯和出口公司与中国签订了第三个修建铁路的协议，帮助中国修建623英里的株洲－贵阳铁路线，同时负责维修京汉铁路以及在黄河上架桥。以同样的方式，德国还修建了杭州－贵阳铁路，这是一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路，给了蒋介石在德国军事援助下建立 长江防御工事的决心，这条铁路成为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即使上海和南京失守之后，它仍然是国民党军事运输的重要支柱。同时，这条铁路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干线，它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的工厂、矿山连接起来。
在中德以物易物的条约下，1934年9月29日，中德签署了德国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的初步协议，由南京政府、中国银行和德国公司各投资三分之一、共四百万马克，该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德国Junkers飞机制造厂提供所以的飞机零部件，包括飞机引擎和工厂人员培训。第一年的生产指标是：单引擎轰炸飞机54架，多引擎飞机24架，以后产量将逐渐增加。德国每年对中国运送8百万马克的飞机零部件，预计第一个三年将生产250至300架飞机。飞机制造厂的厂址原定于南昌，后改为萍乡，最后确定杭州。但由于种种原因，正式协议于1936年10月1日签署，建厂开始，1937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价值七百万的飞机零部件，同年12月31日，德国向中国交付了价值两百五十七万的飞机零部件。
除此之外，德国西门子与克虏伯公司等许多企业也向中国投资，帮助中国建立化工和军工工厂，1934年后，德国公司帮助中国扩建或更新了包括穆克顿、济南、太原、昆明、重庆和南宁等好几座兵工厂，此外，还帮助修建了广东兵工厂。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汉阳兵工厂得以重建，1935年开始，该厂已经开始生产根据德国毛瑟98K步枪改装的中正式步枪；1935至1936年，南京兵工厂也进行了重建，开始生产中国式的机关枪，广东兵工厂也得到扩建，生产出德国人设计的8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与此同时，全新德国设备的兵工厂在新经济区湖南株洲落成，计划生产口径20毫米、37、75和100毫米的大炮以及相关的军火，该厂1938年5月投入生产，同年秋天迁至重庆。此外，1937年，德国人还援建了南京郊区的一座新兵工厂，1938年3月迁往昆明。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从10月到次年的1月，德国驻中国大使试图调解中日争端，但由于12月南京的失守后，日本提出苛刻的条件为中国政府所无法接受，德国的居中斡旋宣告失败。1938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德国政府不得不请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等离开德国回国，与此同时，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同时，虽然继续履行已签署的贸易协议，但终止以后的订单。但截止到1941年，中德关系一直是藕断丝连。
从中方来讲，1938年，国民党政府逐渐意识到德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但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挽救中德关系，如：1939年3月，中国财政部长温文浩开始致函德国财政部长，请求德国斡旋中日战争，是年10月，中国驻德国大使正式向德国提出斡旋的要求，指出：“蒋介石依然是亲德的，德国政府的斡旋将使德国在未来的中国市场上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孔祥熙向德国提出延长军火换钨矿的以物易物协议至五十年不变；再:如：1940年，以朱家华为首的亲德势力，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争取德国支持与日本谈判，以期恢复中德传统友谊。1940年7月7日，朱家华写信给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祝贺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赞扬德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同时， 朱家华敦促德国利用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有力态势，建立和平，同时将目光移向远东，朱家华指出：日本决不可能征服中国，也不会帮助德国，他暗示德国政府，现在是德国代表中国从外交上干预中国事务、从而保障德国在中国利益的最佳时机，这样，可以使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国际发展之美好梦想，在战后以德国为主导得以实现，而中国的繁荣将在各个方面给予德国不可估量的利益。两周之后，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赴柏林开始谈判。又如，1941年12月1日，重庆电台放出空气说：如果盟国的军援继续姗姗不到的话，中国将不得不与日本媾和。
从德方来讲，德国似乎也没有完全关上与中国的大门。如：1938年，由于无法交付中国预定的飞机，德国财政部长仍然通过德亚银行，批准Junkers公司将中方预付款项如数归还给中方；又如：1938年10月，德国工业贸易公司与孔祥熙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每月以7.5百万马克的贸易额，继续以物易物的条约，这样，通过香港，德国的军火和工业机械继续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腹地。又如：1939年4月，虽然，德国外长要求终止对中国的贸易，但德国财政部长却以德国稀有金属利益为名，要求继续中德贸易，迫使德国外长作出让步，规定：以后德国军火以零部件的形式运往中国，组装在中国进行。1939年春夏开始，德日关系由于贸易问题趋于冷淡，德国在昆明建立了领事馆。再如，1939年，德国仍然是中国第三大进口国；而且，1940年，德国依然从中国得到420吨的钨矿。
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德关系才彻底破裂，中国才完全投入到盟国阵营，按照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如同1917年中国向德国宣战一样，1941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非出于对德国的仇视，而是寄于能够从同盟国获得更多援助的希望。
蒋介石与德国人的合作最早是从1927年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之后开始的。在朱家华、戴季陶等亲德派的帮助和引荐下，1927年12月27日，德国原总参谋部成员马克斯 鲍尔到达上海，与蒋介石会晤，成为蒋介石的第一任德国军事顾问。之后，鲍尔开始按德国军队的模式训练一支国民党的新军，由于他的指导和建议，1929年3月，蒋介石成立陆海空总司令部。从长远计，鲍尔认为军事的强大来自于经济的实力，他精辟地指出：“国家没有工业就无从谈及国防。”在向蒋介石递交的经济意向书上，一方面，他大力提倡铁路、通讯、矿山的建设，提倡卫生和城市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作为蒋介石的顾问，他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军事工业现代化来实现。正由于此，他提出立即扩建现有的兵工厂，并在上海郊区建立现代的火药厂；1929年2月，他向俞大维建议建造一座既生产铁轨又生产军火用钢的钢铁厂。直到1929年过世前，鲍尔一直力促中德经济合作，但由于魏玛时期对凡尔赛条约的顾忌，德国政府不敢发展与中国的合作。
1929年，鲍尔不幸染上天花，在上海辞世，蒋介石为他的去世以国葬相待。
之后，又有两任德国军事专家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国民党政府要员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也多次出访德国，希望中德两国能够成为经济伙伴，但由于历届魏玛政府的软弱，都没有成功。
蒋介石非常欣赏德国，他对养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有传统文化和实力的国家学习，从日本那里是学不到什么的，美国人太浮燥，英国人又太慢，只有从德国那里我们才能学到一些东西。”为此，蒋介石派遣蒋纬国留学德国，在德国总参谋部学习军事。而且，国民党的许多要员都是留德的。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一度将自己的私人卫队交由德国军事专家负责。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佳，他认为蒋介石太腐败，又是夫人专政，他预言：蒋介石政权缺乏人民的支持，最终会将中国推向共产党一方。
值得指出的是，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府寻求中德合作是继承国父孙中山的方略和遗愿。其实，最早寻求中德经济合作的是孙中山先生。
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引进外资的方针并不是邓小平的创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吸引外资来建设中国的，是孙中山先生，是1922年 他在其著名的著作《国际援助下的中国经济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提出来的。相信人人都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很少有人听说这本书。孙中山先生在此书的第一章里，就指出：
“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有两条线来实行：一是私人企业，二是国家企业。凡是私人企业可以胜任的工业，应该留给私人企业，这种企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凡是私人企业所无法胜任的、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应该由国家来掌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人员，……需要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在企业中管理和指导。作为合作的义务之一，这些外籍专家要担任培训中国技术人员的责任，以期将来代替他们的职位。”
一句话，孙中山先生设计吸引外资来中国投资，帮助中国发展铁路、公路、环保、基础工业、新的港口、现代化的城市。
要将这一宏伟的计划付诸实施，孙中山知道，当时只有两个国家他可以依靠：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德国。但俄国的可能性较小，原因有二，一是二十年代接近俄国并非易事，二是俄国自己当时自顾无暇，因此，只有德国可以依靠。
实际上，长期以来，孙中山先生对德国的印象甚佳。1885年，俾斯麦使国会通过对中国舰船的无偿贷款，德国帮助中国组建袁世凯的新军，在德租借办教育、卫生和商业，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德国政府向孙中山的新政府提供了6百万马克的资助，1913年，德国政府将山东铁路的修建权归还给中国政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政府向中国提出归还胶州半岛，1921年5月， 德国政府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的特权和利益，包括放弃对义和拳赔款的索赔，而且还赔给中国一大笔款项，这一系列举措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大战期间，中国同情德国，抱怨日本乘机占领胶州湾，1916年，日本开始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其对德国宣战，孙中山先生当时坚决反对中国参战。
孙中山先生在战前曾多次访问德国，对德国怀有好感，他非常崇拜德国，称之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俾斯麦政府是欧洲最强有力的政府，是万能的政府，他赞赏俾斯麦通过武力统一德国的举措，以及通过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来巩固帝国的国策，他认为德国是第一个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追求行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进步政策、以及第一个预见到国家掌控铁路和电报的优越性的国度，孙中山先生敬佩俾斯麦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魄力，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俾斯麦是第一个用国家力量来缓解工人所承受生活压力的政治家，他缩短了工人工作时间，并为工人建立退休金制度和健康保险制度。孙中山先生甚至将俾斯麦所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与他自己的民生主义相提并论。
孙中山先生对德国的信心不止只是战前，而且战后对德国也仍然充满信心，他认为德国的崛起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德国将在中国的发展中崛起。他明白无误地对德国官员说：“你们德国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将是你们唯一的救主。”1923年11于6日，孙中山先生给德国官方的信中说：“摆脱凡尔赛条约束缚的唯一途径是：在中国支持和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让中国为你们说话……, 你们应该在远东建立一支无敌的有生力量，必要时，这只强大的力量会给予你们以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先生起草了中德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德国在广西开发煤矿，聘请德国农业专家到广西，利用德国专家在广东建立国有的对外贸易，吸引德国资金按照德国的模式，建立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但这些计划没有能得到实施，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实力还不足以令德国政府相信他已经控制了中国，当时，孙中山先生连广东都还未完全控制。1924年，孙中山先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这次，为了避免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制约，也为了避免中国行政问题上的纠缠，他避开了德国外交部，直接聘请了德国古斯塔夫工程师作为他的顾问和全权代表，古斯塔夫是西门子公司在广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古斯塔夫回到德国，利用他在德国的关系和威望，直接与德国军方和企业接洽，成功地聘请了威尔特上校、三名德国空军军官和十名陆军军官来华，出任军事顾问。他们于1924年秋季到达广东，直接受聘在黄埔军校任职。此外，古斯塔夫与德国矿山企业和通讯企业的谈判也大有进展。但可惜，这些努力由于1925年3月12 日孙中山先生的不幸逝世而停滞了。
从1921年至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一直矢志不移、不懈地为促进中德经济合作而努力，尽管他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但他仍然将德国作为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伙伴，直至在他离开广东的最后一天，他还一再地对他周围的人说，他坚信德国是世界上可以帮助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是一个对中国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虽然离开了，但他的利用外资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和思想留给了后人，他为中德经济合作所撒下的种子、所建立的关系也留给了后人，这些种子和关系为国民党三十年代的中德经济军事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德国留给中国的遗迹和影响：1903年德国人创立的青岛啤酒厂，1907年德国人建立的上海同济大学，1985年根据德国的国内法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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