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当年的知青来说，在穷乡僻壤“变相劳改”时，最抢手的东西，不是好吃好喝好抽的，而是被禁的书籍和内部读物。拿到一本，心情颇类当今收藏界捡了漏一样，嘴咧得跟瓢似的，眼冒绿光，立刻捧在手里闷头看去，连夜熬油点灯读完，按时传给排队的下一位。如果几次违规，很可能会被踢出传输链，失去读书过瘾的机会。早上下地干活带着熊猫眼和萎靡不振的神态，老乡们就琢磨这娃该寻婆姨了，要不然晚上熬煎得睡不着，把炕日塌了。我们会笑骂，夹上你的屄嘴，我们是通宵学毛选，哪像你们天刚擦黑就开始造娃。其实，这话不完全是骗人，包括毛选在内的马列著作也会看，会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除了早在心里设计好了未来发展路线的部分人（如企图在政坛上施展的，读《战国策》《资治通鉴》世界史一类；打算凭一技之长搏个好前程的，读外语和医书），多数还是沉迷于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最受欢迎。毋庸讳言，较低的文化思想水平，极短时间的翻阅，不可能欣赏理解其中精髓，印象较深的往往是主人公起伏跌宕的命运、男女的感情纠葛、性暗示和性描写或与自己境况相类的诗句。这时，记忆力的好坏就成了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如果你能把大量古今诗歌、历史细节、人物对话一字不差背出，那在一般人眼里就是传奇式的大侠，倍受追捧。

我在老三届里属于年龄最小的一级，文革前才上初一，文化底子超薄。由于文革失学激发的求学饥渴和书籍的严重匮乏，把每一本能抓到的书，都会像对白馍大肉一样狼吞虎咽，囫囵填肚。虽说也能捕捉一些吉光片羽，但总的来说甚少感悟。当时，对世界文学知之甚少，接触较多的是苏联文学，柯切托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等，有些是残本，如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缺了前面几页，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没有后半部（当时能看到残本已觉幸甚，丝毫不会影响阅读兴趣，毕竟都属奇货可居）。对这些小说诗歌的印象，现在已经很淡薄了。倒是知青中流传的关于叶赛宁的故事，至今难忘。1925年，他在彼得堡的酒店开枪自杀，倒在血泊中，仍然挣扎吟出流畅动人的绝命诗。那可比曹植的七步诗牛多了。现在知道，这个传说有误，叶赛宁是在圣彼得堡的安格列吉尔酒店5号房里投缳自尽的，不可能倒在血泊中。失去血色的诗人，在躁动烦闷的知青眼里可能不会那么绚烂了。那时，还不知道他长着一张令无数女人倾倒的脸，不知道他那些歌颂家乡风光的诗是在美女怀中产生的。如果知道，说不定会按时尚思维方式因人废言。当然，也可能因好奇而更受青睐。

插队时，夜晚独卧窑洞，私心幻想的，不是贾瑞的“风月宝鉴”，偶尔是陪伴书生的狐狸精，更多则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与十二月党人丈夫一起，在严酷生活与政治环境中依然坚贞不屈、义薄云天的妻子们。

没有红粉知己，没有贴心爱人，进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文人们比十二月党人多了绝望与脆弱。少了风骨与坚强，许多人生命中不会再现列宾创作的《归来》画面。叶赛宁在第三次结婚，与托尔斯泰的孙女步入洞房后半年自杀。马雅可夫斯基在《致叶赛宁》的诗中，针对叶氏绝命诗结尾“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稀罕”，回应道：“死并不难，而活下去更艰难。”叶氏死去五年后，曾经豪情万丈地为苏维埃呐喊，被生活欺骗却不灰心丧气的马诗人痛感“生活之舟已经搁浅”，也选择了自杀，这次他使用了枪，死因复杂，爱情失意是其中一条。

从沙俄到苏联，因为感情和政治，多少诗人文学家死于非命：普希金死于决斗，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自杀，被迫害致死的更多，一份触目惊心的长长名单。连公认的“红色作家”高尔基也死因可疑。

也是在插队时读到了《史达林秘史》和爱伦堡的《解冻》，炕烧得热，心冷成冰。差不多同时，还翻看过一本苏联画家的画册，其他都忘了，唯有列宾的《伊凡雷帝和被他杀死的儿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抱着儿子血污的遗体，伊凡雷帝惊恐的眼神中真有彻悟与悔恨吗？俄罗斯优秀的儿女们被专制暴君毁灭了多少？而且，苛政从沙皇起，越演越烈，到斯大林时达到顶峰。人们不能想象，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尽情嘲讽了上层统治者，然而剧本可以出版，剧院可以上演，沙皇还带领大臣们一起观看，明知“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尼古拉一世观后对大臣们说），却没有定罪，这种事情，斯大林时代能出现吗？恐怕果戈理连流放西伯利亚的资格都没有，直接在克格勃的监狱里毙了，多少年后，家属还一无所知，日日作着重新团聚的梦。

走出黄土高原，世界大了，道路宽了，可看的书籍多了，我放下苏联文学，不再特别关注，偶尔一瞥，也是投向那些作家诗人的遭遇。在布尔什维克的眼里，那些燃起过我们胸中激情之火和美好向往的作家们是个什么形象呢？列宁看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后，斥责道：“胡说八道，写得愚蠢，极端的愚蠢，装腔作势。”口气与中国皇帝对待那些被他们玩于股掌之上的弄臣们毫无二致。高尔基反对沙皇，也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列宁的“消灭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政策，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反对推翻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结果一向以朋友自称的列宁翻脸了，竟然告诉高尔基：赶紧出国，“如果你不走，那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乍一听，觉得惊愕，仔细想，又和文革风靡一时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鄙视知识分子的形象颇为吻合。这也和文革时更加激进的将古今中外大多数书籍列为禁书的作法一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的扫帚，决不是柔软的草苗，所到之处，划得一地火星儿。

叶赛宁曾将自己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写作动机作了比较，他认为马先生是“为了”什么而写，自己则是“由于”什么而写。这个说法大有深意，因为是“为了”什么，所以马的诗充满了英雄主义激情的口号；因为“由于”什么，叶氏的诗就显得自然清丽。“为了”和“由于”应该是宣传鼓动家和真正诗人的区别，时间会沉淀筛选。

高尔基在国外境遇不好，思乡情切，加之苦出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投契和苏联的发展使他有点后悔当年的言行，斯大林正好也需要一位大文人装点门面，流亡七年后，回到了莫斯科。从此与最高统帅保持了高度一致，他因此获得三套豪宅、贵族生活和极高荣誉。他可以把持最高级别的报刊，并在上面随意发表文章，然而已经不再是人们熟悉的腔调，听听他在1935年登载于《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配合大清洗的嘶吼：“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但是一年后，也是临死前几个月，高尔基变了口气，对来访的法国作家说，苏联文学已经走向衰落，他反对正在掀起的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批判。这似乎是高尔基内心的真实想法，依旧是十月革命时的老脑筋。而他在1928年到36年八年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什么表演出来的。于是有人感叹，高尔基是在头脑极其清醒的状态下助纣为虐。这比法捷耶夫一类先当革命者再当作家的人可怕多了。

而我感到惊奇的是，原来在窑洞里如饥似渴、如见美女、若嗅香花、似尝国宴读到的苏联文学著作竟然是衰落期的次品，大概多是“为了”什么而写，不是“由于”什么而写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柯切托夫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会像猥琐的旧官吏一样，向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大拍马屁，每次与苏斯洛夫通话，第一句必定是用谄媚的语气说：“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这种人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文革期间说是修正主义毒草，不是空穴来风？我真为我和知青朋友们悲哀，十年文化灾害，让我们饥不择食，塞了一肚子掺着添加剂防腐剂早已过期变质的食品不自知，反以为多么营养美味。

与高尔基走进克里姆林宫不同，肖洛霍夫选择了远离权力中心莫斯科。他以早已买好回乡车票为借口，婉谢日丹诺夫让他接替法捷耶夫当苏联作协党组书记的安排。后来又一次拒绝住进政府为其在莫斯科郊外准备建的别墅，回到家乡，完成了《静静的顿河》（65年获诺贝尔奖）。可是至今，我仍然只读过插队看到的那半部，而且基本忘光了。

高尔基归依斯大林后，还写过值得传诵的作品吗？死后，葬入最高规格的红场先贤祠，豪华墓碑与国家元首们并排而立。可是，在后人心目中，那是历史的耻辱柱，还是凌烟阁的功臣榜？

列夫·托尔斯泰在雅思纳亚·波良纳故居旁的坟墓，被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誉为“世间最美的坟墓”。其实“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至今仍然“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但是谁都知道，他卸下了贵族的铠甲，力求作个农夫般的普通人，他不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其著作的价值却仰之弥高。

从插队以来接触过的苏联文学及其史料中，我多少领悟了“为了”和“由于”的高下清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