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布卢姆认为：“一个民族顶礼膜拜的对象，告诉了我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偶像的身上蕴含了人们的设计能力和道德高度，寄托了希望和理想，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是衡量价值取向的标杆。阿波罗神殿刻着“认识自己”的谕示，但古今中外，自知者最少，也最难。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不应该以自我标榜为定论，还要看世界其他民族观察研究得出的印象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对产生偶像的环境及其过程作些剖析，以加深自我认知。

春秋末期的著名人物范蠡，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骨灰级偶像，尤其在人人奔走商途的今天，其“商圣”的地位，令无数国人敬仰得脖子发酸。

范先生的前半生与楚吴越三地都有密切关系。这三个国家在古代史书中被贴上“蛮夷之地”的标签，置于华夏文明圈的边缘。但是，现代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五六千年前那里已是创建华夏文明殿堂的重要支柱之一；文献典籍则揭示，三四千年前，又成为华夏文明北方系统扩张南下落户的最早据点。楚国上层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越国的统治者是夏禹的后裔，吴国则是周人的一支。而且吴国上层始终传承着周人的文化。春秋末年，吴国上层精英季札到中原各国出使巡游了一次，其举止言谈智识水平，就像划过夜空的彗星，光彩夺目，华夏文化底蕴之深厚，绝不比中原各国的顶尖人物差，连孔子也称赞不已。

不过吴越像季札这样的人毕竟稀缺，以少喻多，显然不妥。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楚、吴、越的社会上层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来自华夏与东夷、百越文化混合的影响。周礼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小，还在各国打着“尊王攘夷”旗号时，楚国便第一个公开藐视周王室，表达了取而代之的意愿。三国的人有共性：都不耐理性把控，习惯于情感宣泄和出手狠辣。司马迁把它总结为：“荆楚徱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班固则说，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也各有特殊性：其中楚国的人才较多，既有狂人“接舆”一类敢说敢做不受拘束的隐士，也有老子、环渊等大思想家，更有叔孙敖、伍子胥等政治家，然而大多不流行于本土，本土的知识精英更偏向于在文学艺术上释放能量，战国诗人屈原、书法家兼文学家李斯都出生于此，不是没有原因的。吴国则盛产刺客。春秋战国时的五大著名刺客，吴国就占据两个席位：专诸和要离。尤其是后者，无论从刺客的职业操守（为完成任务不惜设计苦肉计），还是做人底线（任务完成后以死谢妻儿和新老雇主，绝不贪图富贵苟活）都高于古今的刺客。这两个刺客显露的超级狠劲，还表现在伍子胥和勾践身上，而且进一步浓缩为野蛮的复仇精神。夫差也有复仇精神，但不至于赶尽杀绝（这是国人总结的沉痛教训）。越国与吴国相比，更加野蛮。突出地体现在勾践初继位与吴阖闾的槜李之战，本来吴国人强马壮，又挟破楚余威，占据优势。但越国使用罪犯死囚在阵前大叫自杀，震慑吴国军队。吴国军队包括统帅之一的大军事家孙武全都傻了，谁也没见过这阵仗，战机转瞬即逝，越军趁吴军愣神的机会，全面出击，大获全胜，吴王阖闾也在此役受伤身亡。由此揭开吴越两国复仇争霸大戏的序幕。

春秋中晚期，东南地区在楚国的带动下，借着中原各国礼崩乐坏无瑕南顾的有利时机，迅速崛起，不仅彼此相互攻杀，而且北上争霸，成为让各国忌惮避让的一股强大国际势力。《公羊传》说，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南夷指的就是楚、吴、越三国，他们与北方的戎狄交替剑指中原，使华夏文明圈命悬一线。

其影响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大势：谁受传统华夏文明影响较少，谁就有可能成为胜利者。吴与楚国比，跟华夏诸国来往较少，蛮夷的色彩更浓一些，但伍子胥和孙武一度打残了楚国。越国较吴国更为落后，但勾践灭掉了夫差。秦国则被中原各国视为华夏礼仪圈外的虎狼之国，但横扫六国如卷席。文明在野蛮面前不堪一击，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屡屡重复上演，直到近代才被彻底扭转。在这种大趋势下，东南地区的人才有向落后地区流动的趋向。其中最重要的人才，如伍子胥、孙武、范蠡、文种等，除孙武是齐国人，其他均出于楚国。楚材吴越用的结果，重创了楚国，成就了吴越，成为春秋历史上的亮点。几个人也被口耳相传变成了神级人物：伍子胥是复仇之神，孙武是军神，范蠡是商圣。而尤属范蠡被塑造得几近完美。

推究一下，范蠡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的勾勒定型大致经历了几个时期：战国、汉、晋、唐。

吴越争霸是春秋晚期东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范蠡是直接参与其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左传》中，只有很少的记载，光说越败，文种被派去通过吴太宰嚭达成投降保命的协议，对范先生连提都没提。也是成书于战国的《国语》明确记载当勾践被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是文种出主意暂时放下身段投降，到吴宫做奴隶，以待机再起，大夫诸暨郢出面联系遭拒后，文种又买通伯嚭谋求生路。伍子胥劝谏夫差，对文种“勇而善谋”深为忧虑，完全没有关于勾践君臣在吴宫服苦役的记录。范蠡的名字出现在勾践归国后准备报复攻打吴国的时候。勾践连年征求范蠡的意见，被范大夫几次否定，直到条件成熟，才点头同意。功成后，范蠡去国出走，不知所终。就这点材料，很难引起后人极大关注。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战国末，《吕氏春秋》已经把范蠡的名字排在文种前面，认为他对勾践的影响力更大。

司马迁的《史记》对范蠡相当赞赏，在《越世家》和《货殖列传》中都用较多篇幅描述了范蠡。于是，我们知道，勾践没听范蠡的劝告，强与吴决战，战败后，是范先生劝勾践留得青山在，发愤待时机。然后文种作代表谈判，买通伯嚭，诸暨郢不见了。而伍子胥担心的人中，又增加了老范。勾践没有去吴国服役，直接从会稽山返国，由文种主持国政，派遣范蠡与大夫柘稽到吴国作人质，两年后放还。越灭吴，文种的“伐吴七术”起了主要作用。然而在《货殖列传》又说是“计然七策”。灭吴后，范看出勾践难与共乐，便弃官出走，从齐国寄信给文种告诫逃离自保。《国语》没搞清楚的范蠡的下落，太史公写出来了。不但有范蠡长了本事，经商发财的情节，还提供了三个儿子的信息。一个做官经商都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楷模被粗线条地塑造出来了。

太史公在发掘历史的同时，还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题。且选几条看看深浅：

其一，战国人有范蠡与伍子胥同样结局的暗示，西汉贾谊还有范蠡被绑上石头沉湖的记载。这些都比司马迁早。司马迁既不采战国史书说，也不睬诸子说，但又没告诉我们他的资料来源，叫人如何适从？

其二，《史记》说范蠡到齐国后，改名“鸱夷子皮”，曾任国相。在其他史书中找不到齐国相中有名叫“鸱夷子皮”的人。《墨子》和《韩非子》都记过一个相同名字的人是齐国权臣田成子（也叫陈恒、田常）的家臣，是由孔子举荐的，时间在越灭吴前，显然与范大夫不是一个人。那么范先生离开越国后，到过齐国吗？用过“鸱夷子皮”的名字吗？不能不教人生疑。

其三，陶朱公是范蠡迁居陶后改的又一个比本名更响亮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也有人质疑，贾谊曾记过战国梁惠王向陶朱公咨询疑案的事情，此公非彼公，无须解释。为什么重名的事情屡屡发生在老范身上？陶朱公也许较普通，能理解，“鸱夷子皮”这么奇诡的名字也能重复，不能不让人惊到下巴脱臼收不回去。

其四，“计然”让多少史学家伤透了脑细胞！究竟这是人名、书名，还是文种的别名，或者根本不能把《史记》所说“乃用范蠡计然”断开，就是范蠡的计策、主意而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连这些都说不清楚，范蠡故事的可信度有多高，还要细细掰扯吗？真是弃之可惜，爱之不敢。

如果连行踪、名字都不能确定，怎么能认准数次散尽家财，又每每再创业成功，积累巨万的大商人就是范蠡？司马迁所描画的人生偶像岂非无稽之谈？难道是老人家想象出来的“乌有先生”？太史公为什么要给后代留下“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的烦恼？

东汉时，学者对吴越两国的史事人物更加关注，兴趣更浓。《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进一步补充了范蠡青春期的叛逆风采到与文种结伴从楚入越，以及陪同勾践去吴国服贱役，归国后在军事、建筑、国策制定等方面建树的十分具体详细的大量资料。如算定夫差病愈的时间；勾践尝粪后患口臭，老范让随从都吃岑草（鱼腥草）混淆气息，为老板遮掩。把范大夫描绘得能阴谋、通治国、善军事、懂建筑、明礼仪、知医学、会相术、晓天文、识进退、精商道，无所不通的全能人才。不仅如此，《越绝书》还编出了范蠡、西施相携归隐江湖的浪漫故事。作者本意要个圆满结局，未承想反而露出更大破绽。因为说西施的人，都绕不过去《墨子》关于西施因美而被沉入水中的记载，除非有更可靠的资料足以否定这一条。然而至今没有东汉以前西施被用作美人计的工具献给夫差的记录，更别说和范先生有什么瓜葛了。《吴越春秋》则说西施是在吴亡后，被越国塞进“鸱夷”（皮囊）中沉于江。这为人们把她与“鸱夷子皮”联系起来，提供了方便。也真有人认定西施死后，老范改名纪念。这实在是后人自作多情，给范蠡戴上了情圣的高帽。真实的范蠡狠毒无情远超一般人想象，让死囚阵前自杀的槜李之战，范蠡有主谋的嫌疑；吴国闹灾，向越国借粮做种，范蠡则把粮食蒸过，致使来年吴国颗粒无收，陷入更大危机（也有说他不允借粮，致吴国大饥馑，而在此之前，吴夫差曾借粮给越国，助其度过荒年）；吴败后求降，范蠡坚决拒绝，逼得夫差绝望自杀。这样一个人会满怀温柔地怀念情人，叫人难以置信。据报道浙江绍兴曾出土两面吴越人物像东汉铜镜，上有题款注明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吴王怒对子胥，子胥挥剑自刎，越王与范蠡密语，二女应为越献给吴王的礼物。可见，东汉时范蠡的故事已经深入到民间日常生活中，广为流传了。这是《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一类著作产生的背景或基础。

魏晋时一些文人继续为范蠡圆梦，《皇览》《会稽典录》和《晋中经簿》都为范蠡形象添加了重要的几笔。如《会稽典录》说范蠡虽然年少佯狂，但在文种再顾家门时，便借衣冠打扮一番，而且言谈极为投机，前后判若两人，衬托出文种的超人眼力和范蠡的真才实学。另两部则为范蠡捋出了学术渊源，配齐了老师，结果范蠡成了计然的弟子。而计然又和道家挂上了钩。

上述三部著作都佚失了。经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张守节、马总等引录，还是广为人知。最迟到唐代，有关范蠡的各种传闻资料基本都被发掘出来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关范蠡的资料矛盾重重，如早期史料中文种的言语想法及行为，后来有些转接到范蠡身上。从少年装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见了文种之后，立刻变为老成持重，稳健运筹的谋略家，转变之速，很像文学小说手法，让人不敢相信。在他的身上有楚狂接舆、子路、子贡等隐士、儒家和道家、兵家、相士的影子，是个混杂的复合体，这应该也是小说家的创作。

原本春秋晚期士阶层已有较大上升腾挪空间，自由独立人格也渐普及，出现范蠡、文种一类人不是怪事，而战国时人看中的也是范蠡功成之后按照自己意志选择出路，惋惜文种未听朋友劝说，及时引退避难。

司马迁一方面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羡慕范蠡能自由安排人生，全身而退，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深知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有“崇势利羞贫贱”的倾向，所以对范蠡经商格外关注，并把“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的事迹都归于范蠡的名下。这一点也反映了战国时华夏地区出现的资本经济蓬勃发展势头。

东汉和魏晋时的地方史志根据民间传说进一步拾遗补缺，拼凑出较为完整的范蠡人生，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普遍推崇少年特立独行、喜欢慧眼识珠的相人术，另一方面则映射出人们向往圆满潇洒人生的美好愿望或梦想。

一生事事顺利，学业、爱情、家庭、子女、事业等等无不美满，而且，不仅如此，若再能自己把握人生的起落，操纵自如，收放随意，任谁奈何不得，这不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吗？

然而，真正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不敢说绝对没有，说千万分之一，大概不算过度谨慎。

越美越难实现的目标，越被憧憬。范蠡的故事正是由此而生。

摒除各种恶意，纯粹从善意出发，编织有挫折终圆满的故事，是民间传说的职能和套路之一。

实现不了，一枕黄粱，梦想一下，不是错误；虚构一下，更判不成罪恶。但是，把想象的、编造的东西当作真实可信的，就不单纯是智商的问题了。

时代变了，人们对范蠡的评价也会随之改变。早年人们对范蠡的赞赏：“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到了唐宋，一些著名文人就不买账了。韩愈指斥，“为人谋而不忠，范蠡其近之矣。”苏轼甚至展开了人身攻击，“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范蠡给文种的信中说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不知苏先生从哪儿看到了老范的画像或造像？）。”还有人认为，范蠡的全身而退是造成后世君臣相互猜忌的起始原因。他们更推崇文种的愚忠。

现在我们无须再作更多评价，因为我们知道，范蠡的故事是经过千百年许多人共同编织的一个动人传说，真假参半，虚实混杂，什么神呐、圣啊，都不能吹得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