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五味可以调和出千百不同口味，五音也可以搭配出无数迥异曲调。这是它的魅力所在。

        音乐的高低、缓急、宏细、长短、清浊、旋律、曲调、风格、诉求，都是人生酸甜苦辣、人心喜怒哀乐的咏叹讴歌。

        人各不同，认知各异，即使对相同音乐的感受也天差地别。孔子听古乐如醉如痴，魏文侯则昏昏欲睡；前者听郑卫民歌品出淫邪，后者则被撩拨得精神十足。人们对音乐各执己见，各有偏爱，不足为奇。由情有独钟而生出不同功效观，也是可想而知。

        下层社会代言人墨子，认为阔佬们“撞巨鐘、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对国计民生无丝毫补益，容易滋长奢靡淫乐，损害平民利益，因此，主张禁止音乐欣赏。可怜的墨子得不到赞同不难想象。且不说王公大人丢不掉享乐，平民百姓也舍不得放弃精神安慰。

        中国古代的平民百姓，饥饱死活，贫病安康，高兴忧愁，只要仰天长啸，引吭高歌，击壤而和，石头树桩锅碗乱敲一通，顿时阴霾散去，敞亮爽快许多。插队的时候，老乡教我登高拖腔狂呼（有点像印第安人或其他落后民族舞蹈时的呼叫），疏解胸中郁闷和抒发内心喜悦，大概就是音乐的原始形态。       

        读书人喜欢与众不同，什么事情都想看出和做出高一筹的韵味来。“诗言志，歌咏言”，吓得一般人不敢涉足，自认难登大雅之堂。简单娱乐在他们眼里提升成陶冶，把音乐作为提高本身文化与气质修养的重要手段，琴是和棋书画同为表明高雅身份情趣的玩意儿。甚至无端附会，将音乐乃至乐器与社会政治伦理挂钩。战国时，有儒者不鼓瑟，原因是“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这种观念自然为统治者所喜欢，老百姓则要笑他呆，笑他痴：事儿妈似的。这些儒者坚持不能“害”等级制度之“义”，故而只会唱盛世赞歌，奏百鸟朝凤调，或者是些撒娇的无病呻吟和彼此相轻曲，为社会和艺坛做些转瞬即逝的点缀。

        中国 古代 统治者特别注重音乐的社会指示功能，将“乐”抬举到与礼制同等的高度，礼崩乐坏那是乱世的显著标志，雅颂相谐则是天地和、阴阳调、政事通的盛世症候之一。

        他们看不起音乐“伶人”，却神化音乐本身。古籍中不乏一曲奏响，百鸟相和，仙鹤伴舞，或者风云变色，天地动容的记载。应该承认，音乐具有拨动人们心弦，感染人们精神的潜能，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军队，一曲琵琶惹得青衫透湿。历代统治者抓住这点，一方面希望增强音乐的“和合” 功效，弥合上下贵贱的矛盾，和区分等级的礼制相互配合，巩固统治。“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看看几千年中国历史，看看中国古代连一座容纳上万人的大剧场都没有，可知这是从未实现过的空想。没有与民同乐的空间，怎么可能上下和呢？即使像西方那样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可容数万人的剧场，也没有达到各阶级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统治者希望无限强化音乐的“教化”功效。正人心，变风俗，让人们乐乐呵呵的接受被统治的命运。实际效果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首能够广为流传千百年的“雅乐”也找不出来。难怪《高山流水》曲高和寡，《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

        中国古代统治者让音乐肩负起过于沉重的教化担子，承载着国家兴衰的责任。因此，有乱世之乐的“侈乐”、“溺音”，有治世之乐的“德音”、“适音”。夏桀的恶名包含着他对音乐的改革，各种乐器都制作得超大，曲调怪异，五音失调，闻所未闻。商纣之所以亡，“靡靡之音”难逃罪责。虽然各代统治者私心窃爱商纣之所好，时不时在家中关起门来开个堂会，赏玩一回，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更愿意利用音乐来影响和操控人心。《吕氏春秋》说：“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义理也。”所以《史记》说：“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由此可见文革思维自古有之，祖先们早就主张不能单纯喜好音响，还要给脑子里定根弦，感悟探究音乐声中包含的东西，有所取舍。他们把自己不喜欢的音乐斥为“郑声”，极力吹捧符合统治需要的“雅乐”。由此很容易进入排斥摧残禁止多元，扶植培育推广单一的文化专制程序。

         中国现代的文艺政策一方面继承了古代高扬教化旗帜、神化音乐功能 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与古代有所不同，强调音乐的斗争性和前歌后舞激励冲锋陷阵的作用，甚至强制推行某类音乐，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上个世纪中期，狠批古典音乐、民歌小调，大唱革命歌曲，普及样板戏，改造传统音乐。天天唱，月月唱，日日唱，全是表忠心的词儿，捧杀人的曲儿，或者说是自吹自擂的《雅》和阿谀奉承的《颂》。处处高歌，激昂亢奋，想找个安静地方都难。唱得声嘶力竭，电闪雷鸣，惊涛裂岸，几十年下来，不但没有脱胎换骨易筋洗脑改变世界观，反而激起巨大反感，让文革旗手绝望得上吊。

        按说人们对音乐很容易喜新厌旧，如果让现代人唱《诗经》，除了专家，谁会喜欢吟诵干巴巴的《大雅》《颂》？何况那些原本就不是百姓可以在任何场合随意赏玩的。今天别说再用两千年前的曾国编钟奏乐，就是听顶尖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又有几人能强撑着不瞌睡。像文革时那样整天就几个曲调音波激荡空气中，要想不烦真的很难。

       然而 多样化的需求又让中国流行起红歌，强烈的时代气息容易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所谓红歌都是庙堂《雅》《颂》，普通百姓习惯唱《风》，衷情哥哥妹妹一辈，骤然升级，换成爷爷、叔叔、前辈，便不伦不类地摇滚之，嘻哈之。唱者心理复杂，怀旧者有之，不满今朝者有之，好奇游戏者有之，无所谓者有之，捍卫主义者无之。推动者和商周时期的贵族一样，把心愿铸于钟鼎，冀望“子子孙孙永宝”。同一个世界，同一首歌，却“各自想拳经”，其和声效果可想而知。当然了，也不能“一点儿面子也不讲”，唱唱乐乐，还是要得。只要不是老毛病，革命舆论先行其道，文字狱、政治挂帅、文化独裁、无产阶级专政等紧随其后，那也就和一些人喜好京剧昆曲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大惊小怪。过分解读，热衷发掘曲中秘辛，无论是提倡者，或反对者都还陷在陈旧思维的缠绕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固然让人叹息，但是反过来，就让人舒服了吗？非此即彼，不是太乏味吗？同时存在，各自争鸣，多样中才能欣赏到丰富多彩。

        当代人把音乐当作休闲、发泄、减压的良方，在音乐的诸多功能中，特别强调娱乐作用，厌恶与政治挂钩。如果把这说成俗，大多数人一定乐于追随。

         世界上，其它各国与中国不同，他们没有源远流长的礼乐并举、以乐配礼的传统，没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审查、穷搜细抠的基因，没有精致奥妙的制造文字狱陷人于罪的思维模式，除了着眼于音乐的娱乐功能外，尤重其美学意义。所以，无标题音乐曾经流行，轰动全球的“披头”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技术与风格上。美国黑人是当今世界音乐潮流的旗手，一举手，一投足，一放声，各国青年紧着模仿。但是他们没有改天换地的野心，没有让音乐背上沉重的政治道德伦理包袱，想唱就唱，想跳就跳，顶多是想多卖几个钱而已。出于心，发乎情，和而调，美其声，至于人们是否买账，就看知音者几何。无论和寡和众，都是个人行为，与宫廷乐府完全无关。这应该才是音乐的自然生存方式。当然，外国音乐也有“寓教于乐”的印记，宗教音乐劝善诫恶、提升魂灵，世俗音乐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等等，为数不少。问题不在音乐的内容，而在于推行的方式。不能说孔夫子认定尽善尽美，我们也必须跟着点头。更不能说别人不待见什么，我们就得上赶着吐口水。爱憎好恶，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用音乐打动人，让人心甘情愿喜爱，无论什么，我都认为可以接受。假若由别人强制推行，无论什么，我都会从内心反感。这或许可以称为我的文革后遗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