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电影<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身体心理都很不舒服,便出门散步。

之所以不舒服，不仅因为这部影片拿中国说事，更因为从头到尾都让我害怕。

联合国的晚宴，名流聚集，谈笑风生，觥筹交错。

这幅画面不仅在电影里常看到，在新闻里也很熟悉，让人感觉到世界的和平与希望。全世界都聚集在联合国，群策群力，共同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国际社会，多好！

可是，转瞬之间，作同声传译的女译员被割喉，正在演讲的中国大使头部中弹，枪声与鲜血立刻成了宴会的主旋律。

危难之际，男主人公横空出世，追寻凶手，逐渐揭露一个企图破坏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和中国历史性峰会的国际阴谋。

在这场阴谋里，联合国、美国、中国、三合会(泛指由华人组成的黑社会犯罪组织，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等各方力量斗得你死我活，暗杀知情人，屠杀无辜者，打碎了联合国大楼里的很多玻璃—---也许这个意象用来表示濒临崩溃边缘的联合国。

当然，这只是电影的虚构。现实是否很接近呢？

我不知道，但以后如果去纽约，我会站在联合国大楼前望而生畏：这里面装了多少窃听器？有多少个国家的特工正在里面剑拔弩张？万一间谍们斗起来，象电影里一样冲出窗户，被撞碎的玻璃飞到我身上，我不痛死才怪呢---赶紧跑开，远离这是非之地。

一边走，一边想着电影，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公园，草地很大，即使有很多孩子在踢足球，还是有一个足球场空了下来。但也不空，因为几十只乌鸦正栖息在上面。有趣的是，它们站立的位置很符合足球队员的编排，好像它们也在模仿旁边足球场上的人类。

乌鸦在中国是不吉祥的象征，但我到美国后，却喜欢上了乌鸦。乌鸦一般被翻译成crow，但美国的乌鸦叫Raven。名字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这里的乌鸦更大，更黑，有些羽毛黑油油的，象绸缎一样光滑，不再讨人厌，反而象穿了黑色晚礼服一样的高贵。我在中国很少看到乌鸦，尤其是城市，但美国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乌鸦。

其实乌鸦是很聪明的鸟，有人说乌鸦还会推理解决问题，我信---虽然我没法测量乌鸦的智商，但小时候学过的那篇《乌鸦喝水》就能证明乌鸦不笨。

这不，我眼前的这群乌鸦都能模仿人类踢足球了呢。

乌鸦的聪明让我感到大自然的神奇，渐渐从电影《战争的艺术》中走了出来，欣赏身边的和平与美丽。

一棵树让我停了下来。叶子已经由绿色全部变成粉红色，我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

秋天，真象一个魔术师，给绿色的树换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黄色、桔色、粉红、大红，总是看得我两眼放光。

看看东边的树，瞧瞧西边的花，再远望碧绿的草地，还有在草地上运动、嬉戏的人，心情越来越好。做个普通人，用内心的宁静感受世界的祥和与自然的神奇，这样的日子比当间谍舒服多了。想想看，为了对付背叛与阴谋，不仅身体上经常受伤，心理上更是高度戒备，必须时刻提防、撒谎，以在别人暗杀自己之前先下手为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为这样的政治奔波一生，真的值吗？

托马斯.杰斐逊中学到了，我照例坐在那张椅子上，享受秋日温暖的夕阳。

在美国很多地方，经常能看到以国父命名的街道（如“华盛顿大街”）、学校等，表现出美国人对国父的尊敬和热爱。

但在中国，我没听到“毛泽东大街”，倒是听到过“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曲。

崇尚自由独立的美国人，会在不同的州以国父命名街道和学校，却不会高唱“爹亲娘亲不如华盛顿亲”。中国政府会以行政命令要求各机关单位在国庆期间悬挂五星红旗，但中国老百姓的屋顶上，却很少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所以在中国，只要看到一面大的五星红旗，我马上想到政府机构。

但我在美国却不能用同样的逻辑推理，因为顺着飘扬的星条旗，我找到的不仅是政府机构，还有很多美国人的家。假设美国政府象中国政府一样出台文件让挂国旗，能看到的星条旗估计会更少，因为习惯了批判政府的美国人肯定会逆反：“命令我挂国旗？凭什么呀？你叫我挂，我偏不挂！”

因为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爱国是不能用文件来命令的。我是个要过日子的小人物，只要我觉得某个政治家是个“ nice guy     （好人）”，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自然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也会进一步更爱这个给了我们爱国理由的国家。所以，即使华盛顿、杰斐逊等国父们没有掏一分钱赞助费，我还是要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新建设的街道和学校。

华盛顿和杰斐逊在世的时候，估计没有计划让后人纪念自己，但两百年后的我，却依然能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名字，想起两百多年前的他们。

也许，这样的政治，才是真正值得奋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