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麦克西

2009年12月19日回湖南探亲。30日在上海返回美国之前两天发现自己带的心脏病药Carvedilol不够，一定是出发之前计算错误。幸好还有一天时间，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试试在上海买这种药。由此引发出这曲“上海买药记。”

前一夜，我先给美国的心脏医生去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他知不知道在中国可以买到这种药。我还打了个电话给住在浦东的“海归”朋友，打听在当地买药的规矩。据朋友介绍，大部分药在国内都不需要处方。浦东有很多小药店。但若要找不常见的药，应该去大药店。凌晨我的医生给我回了电邮。他说，中国现在没有这种原厂药生产的Coreg牌子的药，但有generic的，他也不知道generic 的药名是什么。我立即上百度上查了一下Carvedilol的中文翻译：卡维地洛。

一大早，我在宾馆吃完丰盛的早餐，背着我的佳能5DII相机和两个镜头，坐上了一辆的士车。我对司机说，请带我去浦东最大的药店。二十分钟后，他带我到了一家叫“爱心”的药店。这家药店果然不小，像家超市。可是好像服务人员比客人还多。问过几个柜台小姐后，他们说“西药上二楼。”到了二楼，我拿出药的中文翻译，一位男士服务员立即表示，他们没有这种药。我细问他哪里可能有这种药，他建议我试试在南京路的第一药店。那里可能是上海最大的药店了。谢过他以后，我开始了从浦东到浦西的“渡江”过程。

从药店出来，我问店外的志愿执勤人员，如果我去南京路，最好如何走？他说，坐的士可能塞车，地铁比较好。地铁站就在前面不久。我走了约十分钟，果然找到。

上海一经有九条以上的地铁线，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市。十年前给我的印象是，穷人坐班车（5毛），打工族坐地铁（2-4块），主管们打的（20-40块），有钱人自己开车（？？？）。现在仍然如此。在世纪大道上换了一趟车以后，地铁到了南京东路。一出地铁站，南京东路步行街的景色就让我吃惊。这与我记忆里的南京路相差太远，心理很喜欢这样的步行街。操出相机，边走边照。走了几个街段，终于找到了上海一药。

上海一药的第一层也都是卖的中成药和皮肤保健品。也许这些东西的利润高，放在了最明显的位置。我坐电梯（escalator）到了二楼。这里也是服务员比客人多。我走到西药柜台问有没有卡维地洛。女服务员回答，有。她拿出一盒给我看。我一看就如获至宝。看价钱标签，也很便宜，才38元人民币（共28粒），甚是高兴。但服务员说，这种药需要处方才能卖。我花费了一些口舌解释我的情况，希望她能“高抬贵手。”她就是不答应。她说，隔一条街不远处就有一家医院。她建议我去那挂号，请医生开个处方。我只好把眼看着“就要到手” 的药还给了她。

从一药出来，往右一拐，再往前走不到50米就是一家社区医院。但隔着街，我看到那里的铁闸门紧关着，让我的心往下一沉。我走到门前，看到门上贴着个条子。原来医院的电脑坏了，大家趁机在元旦前休息几天，请病人去外滩和另外一家医院就诊。早知如此，我说不定还可以帮他们修好电脑呢。有位老太太也在读这个告示。我搭讪地问，外滩医院离这远不远？她的回答让我很高兴。她说，外滩医院离这很近，在宁波路，走路15分钟就够了。

我不知道为啥这么近会有两家社区医院，只知朝老太太指点的方向走去。这里离上海最繁忙的街道，南京东路，只有几段路，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显然仍是老上海，和我83年第一次到上海的印象差不多。其实我很喜欢到这种老区去拍照。我连钻了好几个胡同（上海话叫“弄堂”），看到了也拍到了很多被时光锁住的老上海。

问过一两次路后，就到了外滩医院。看上去，外滩医院比南京路那家大多了、新多了。在一楼，我先挂了号。挂号费才7.5元人民币，我暗喜，怎么这么便宜？挂号人问我挂那一科。我说内科。问过去内科的方向后，我走到二楼。二楼里的办公室都挂着牌子，什么全科、中医科、外科等等，就是没有内科。我犹豫了一下，把“全科”理解成内科，结果没有猜错。全科的三间办公室，只有一间开的。我走到里面，正好有位女医生在她的桌上吃饭。后来我才知道，我来的正是午饭时间，只有一位医生在值班。我走到她的前面，刚开始解释我的来历，她说等她吃了饭再说。我就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虽然找到了解决我的问题的人，心理却有点为在她吃饭的时候打扰她而不安。后来陆续又来了几个病人，让我安心一些。我们都坐在一排，看着、听着这位医生吃午餐。

那位女医生吃完饭，用暖壶的热水洗完饭盒。重新坐下来，对我说，好吧，过来。我坐在了她的桌旁。待我刚把我的故事讲完，她看着我写的药名，说，“这个药我没有开过，我们的药房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药，我不能给你开。你要到大医院去。”我苦苦求饶，告诉她我对上海不熟，药店就在附近，能找到这个药不容易。她没有改变的意思，还把她的决定告诉这时也返回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女医生，似乎从第二位医生那得到了共识。她强调，我可以把挂号费退回来。但我要的是处方，而不是这点挂号费。

没有办法，我只好拖着已经有些累意的双腿从她们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不愿意耽误其他病人的看病时间。我好不情愿地走到一楼，在医院的药房前停下来，和药房的一位工作人员聊了起来。他听了我的故事，鼓励我去三楼试一试。我又抱着希望走到三楼，但那里都是理疗科什么的，遇到几位来来往往的穿白大褂的，都说现在是午休时间，等到下午一点半以后再说。这时刚过12点。

我从外滩社区医院走出来，心想，我才不去退我的挂号呢，大不了也留个纪念。我在街上毫无方向地走着，不知去哪找家“大”医院。走到较繁忙的一条大路上，我搭到一辆出租车。出租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浦西的医院在哪里，他只知道浦东的医院，可以带我去浦东。我从浦东来，而且药房在浦西，我实在不想这样到来到去，只好下车。这时，我突然心生一计。何必不在附近吃完中饭，再回到外滩医院试一试另一位医生？那里的“全科”有三个办公室，也许另一位医生可以帮我开这个处方。实在不行，我下午还有时间再去找大医院。

主意已定，我就找到一家餐馆坐了下来。这个离南京东路只几个段路的地区几乎全是做五金、建材生意的门面，餐馆不多。我订了一份5元的西红柿炒饭，外加一碗6元的猪排面。吃完以后才发现，为了找药，我已经很饿了。

吃完中饭，又逛回外滩医院正好是下午一点二十五。我走到已经熟悉的二楼，发现这时另外两个办公室也开着，里面已经排着一些病人。我这次有意找到一位男医生排队坐了下来。这是位很年轻、长的很帅的男医生。他听完我的故事，毫不犹豫地拿出处方本，给我开处方。他问我是什么病，用药的剂量如何。最后，他还关心地说，我这种病很少见。我拿到那难得的处方，既高兴又感激，连连谢谢他。走下楼，我的双腿一下就轻松起来。在楼梯口，我又遇到那位药房工作员。看到他关心的眼光，我高兴地对他说，我已经从另一位医生那里拿到处方。他也很高兴，解释说，前一位医生可能是中午一人值班，太忙，没有太多时间。

走回到南京东路的上海第一药店二楼，这里已经换了一位服务员。我拿出处方，她二话不说，给我开了买单。我付了钱以后，把这盒药拿到了手上。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我还是为能够在国内买到这种药感到幸运。

让我吃惊的是这盒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卡维地洛”上印着Carvedilol Tablet的字样。也许，Carvedilol并不是个注册商标，而是药名，所以齐鲁可以这么做。我当然管不了那么多。放心的是，我有了足够的药，可以“安全”回美国了。不放心的是，不知道这个卡维地洛是不是Coreg的“盗版。”其药效是否和原版的一样？我也只有冒这个险了，好在估计风险并不高。

因为这次经历，我重新发现了上海。这几年我每次来上海都住在浦东，很少去浦西。原来浦西还藏着很多宝。我继续在那个老上海拍了一个下午。

这次经历说明：旅行之前一定要带足够的药。此外，功夫不负有心人，Sometimes, don't take no as an answer。另外，国内老百姓的医疗系统还是算健全、便宜、有效的。在回浦东的的士车上，我和司机聊了起来。他说，国内大医院的普通医生都能拿到一万元左右一个月。而社区小医院，可能就只有两到三千了。我真希望那位帅哥医生这个月可以拿到很多的奖金。

(1) 南京东路的跳舞人群


(2) 第一药店（和上海的“第一百货”齐名）


(3) 这家社区医院休息了


(4) 钻了好几个这样的弄堂（胡同）


(5) 这种老弄堂在这个地区还不少


(6) 整个地区都是这样的五金、建材门市


(7) 很快找到了外滩社区医院


(8) 医院的全科门诊部


(9) 一药的西药部MM


(10) 可爱的“卡维地洛”，追得我好苦


后注：读到这篇小文，有朋友说，“在中国办事很难，但没有办不到的事。”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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