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恢复高考纪实—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高考1977》，朋友送了我一张DVD看完觉得并不像他推荐得那样好，有点儿粗制滥作，沾了名字的光。去年是恢复高考、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周年，上上下下都在纪念，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可是光顾着赶场子忘了要精制细作，片子既没有表达出那个特殊时代的青年们的悲哀与无奈，也没有把上大学这一本来就属于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描写出来。对于剥夺人们上大学权利的批判更是没有一点儿影子。这样一部电影，尽管用了不少好演员，败笔是显而易见的。它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又想到了1977，想到了那为高考奋斗的一个个不眠之夜。
我出生在农村，小学上得早，又加上跳级、秋季入学改春季入学、停课闹革命又复课闹革命，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毕了业当然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下来就先天不足,那时也身小体弱，农村的那些重活是干不来的。我记得刚参加劳动就派我去河工，首先吃饭我就跟不上趟。农村的壮小伙子们一顿可以吃10个馒头、也就是2斤面的量，我最多才吃3个，装满泥土的手推车根本就拉不动，没过几天我就累得趴下了，回了家。生产队长看我实在是没力气，就让我当了民兵小队长，每天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巡逻。那个年代农村不让养狗，好多狗都被赶出来到处乱窜，打狗就成了民兵队的主要任务。那时候没少吃狗肉，我的枪法也见长，现在去游戏厅还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我在农村呆了半年后，有一天原来高中的班主任黄老师路过来看我，见我郎儿郎当也没个正经工作干，就记在了心里。一个月后我突然接到调令让我到一个高中去当老师，原来是黄老师怕我荒废了就推荐了我。我所在村的支书听说后，说我们这里有的是好知识青年，为什么要找一个大孩子去当老师。但所幸是指名要我，才没有被人顶替。就在十六岁刚过不久，我成了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老师，教几何与三角函数。农村孩子上学一般比较晚，我的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比我还大，因此很多人称呼我为小老师。我这个小老师当得还算及格，因为当年的县级数学统考我的两个班均名列前茅。当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它让我看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也对我后来的复习考大学帮助甚大，黄老师也是我一生中特别尊重的人之一。
转眼就到了1977年夏天，中国逐渐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里往外走，提高教育质量也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这些半吊子教师就被集中起来利用暑假补课，到一家师范大学里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那时有一种说法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我是连一碗水都不敢保证的。到了晚上大家睡在一个大屋子里，就有人提恢复高考的事。那些原来是知青的消息灵通，都开始偷偷地复习功课。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以后才有资格招工或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我高中刚毕业一年，没有资格被推荐，心想就是考试也得先劳动两年才说。所以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补习结束后就返校接着教书了。
其实，那时中国的政策一天一变，谁能说准一定会怎样？在此之前我有一次被推荐上师范学校的机会，名字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因为我呆的那村里的支书说：“他才劳动半年。”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现在想起来，幸亏那支书拦了一把，我才有了后来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师范是中专，出来后只能当中学老师。可是熟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实行歧视农民的政策，建国以后硬把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人们不能易地生存。农村出生的就只有一辈子啃地球的命。工农兵大学生也是城市户口，而城市户口又是多少人的梦想啊。
回到学校已经是秋天，虽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高考的气氛也越来越浓，我的心里还是将信将疑，浑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等到正式公布人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按成绩择优录取时，离12月15日考试只剩下了一个半月。我所在的中学可以参考的有四位老师，一位知青曾经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老高三，当时和我调在同一所学校。另外一位是比我大五岁的女中专毕业生，还有一位是老高二。学校里组织了夜校为那些想报考的人开班，我还担任了十个课时左右的平面几何。我白天上课，下午改作业写教案，晚上还要讲课，回答那些从四郊跑步来问我问题的人。学校当时刚搬了新校舍，宿舍里还没有电灯，就在蜡烛下学习，我的眼睛就是从那时开始近视的。
第一年高考河北省理科考四门：语文、政治、数学和物理与化学，不考外语，物理和化学算一门。我用一周的时间复习了初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觉得没有什么不懂的东西，就开始复习高中的课程。我教高一的数学，又刚刚补习完大学一年级前半年的数学，对这门课还是挺有信心的。并且，我从小语文学得就好，心想语法也好作文也好，靠得都是基本功底，临阵磨枪也无济于事。我就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把高中的数学滤了一遍，然后集中精力复习物理化学还有时事政治。反正当时也没有抱着一定要考上的念头，心理的压力并不大，有人来找我问问题我也不厌其烦，和同事们也经常因为聊天而忘了看书。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奔走相告，我高中的同学也来打听商量报考事宜，报纸广播更是每天都在讲恢复高考的重要性，让我也觉得考试这件事也许是铁板钉钉的了。随着招生简章的公布，选择学校填志愿却成了一件令我头疼的事。按我的爱好和成绩，我起初打算报考文科、甚至直接就报中文系，我父亲却持不同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余悸犹存，在政治动荡不已的中国手有一技之长才算是铁饭碗，更何况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学文的风险要大得多。后来的历次政治风波也证实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总之我决定报考理科院校，而且是正在兴起的电子学门类。文化大革命中间十年没有招生，当时的信息又是十分匮乏，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好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然而，最令人不安的还是不知道各个大学的招生标准，也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国排行如何。因为第一年招生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就更不敢照着知道的几个名校来填，万一考不上明年说不定就没有机会了。当时在农村只要是“吃商品粮的”，那可是骏马得骑美女任选。而考大学是带着户口上学，是摆脱农村户口的最佳途径，在人的心目中就像以前中进士时的快班，是既名誉又风光的。我们那儿文革前没出几个大学生，有一个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算是小地方的大秀才了。所以这个志愿如何报，着实让我伤了不少脑筋。
最终决定报考学校，却和上述考虑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一位同事老师的一句话。这位老师是某所大学毕业的，说该校曾经接受过毛主席的访问，甚至校名也是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该校在本地招生的唯一专业做了第一志愿，又填了一个上海的名校和本省一所师范，因为第一志愿费尽了我的心思，别的也就懒得考虑了，北边报了一个那就再来一个南边的，报师范是因为听说上学不要钱还管饭，而我本身当时又是教师。等我进了大学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信息不足的可悲。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无数人的命运，真像后来有人总结的：“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所以当时的点点滴滴还可以记忆犹新，回忆起来也是令人感慨万千的。
说着说着就到了考试，考场是在我毕业的那所高中。我母亲一大早就做好了早饭，又一遍遍地检查了我的书包和钱包，还专门在书包里塞了四个煮鸡蛋，取平安顺利之义。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大学毕业，每次放假回家返校时包里都有这样四个鸡蛋。第一天上午是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记我的老师》，现在看起来幼稚得可笑，但在那个年代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当时刚刚过了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物理化学之类老一套的科目被废黜了放在一块儿变成了一本书叫工业基础知识，不但顺序混乱而且极不全面。语文课也是写批判文章居多，批林批孔批周公，千篇一律的。记叙文则大多是支工支农接受再教育。我满有把握地答完交卷后去看了那位把我从农村调去当老师的班主任黄老师。当时他已经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有时甚至会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之神在主宰你的一切。
我到黄老师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就示意我先坐下来等一会儿。电话说的什么不记得了、我也没在意听，目光就落到了办公桌上，有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整版登的是那时经常出现的两报一刊评论员文章：《论毛主席的三个世界伟大理论》，我顺便浏览了一下摘要和大标题，老师的电话就打完了。没想到当天下午的政治考试题里，就有一道论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之重要意义的。当然，即使中午没看到这份报纸也能答个八九不离十，但总比不上现炒现卖的鲜活！我在答卷时就像眼前有一张立体的报纸在那里一样，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想，多十分的效果还是有的。河北有一句土话，叫“风吹草帽扣鹌鹑，时气上来不由人”，人生当中总会有这么几次让你暗自叫好的机遇。
考大学当然也不全是好事、事事都顺利。考完后我病了一场，扁桃腺发炎住了人生唯一的一次医院，眼睛也开始近视。当时有一种传言说健康问题会直接影响录取，我当时的视力大概有1.0，体检那天我把视力表的下面几行全背下来了，结果是1.5，算是一个小小的作弊。我们那小地方县医院里也只有一种视力表，不像现在各种各样都有让你没法背。我上了大学就开始戴眼镜，一直到现在。
过了春节，同事从县教育局拿来了录取通知，要求三天后就要报到。我母亲找了邻居来帮着做被子，家里人帮着准备各种用品，同事帮着订车票，办理户口迁移证明，我这个当事人反而非常清闲。第一年全县考上大学的包括大中专一共二十几人，我同事即我高中的数学老师考的是吉林工业大学，另外两位没有考上，第二年补考还是不行就放弃了。好在他们后来结为连理，也算是一段佳话。
二月十一日夜，我背着母亲做的铺盖卷，登上了火车，从此告别了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地方，开始了一种在那一年以前绝对不敢想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摸着书包里还热乎的鸡蛋，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昨天还是土头土脑的农村毛小子，今天成了人人羡慕的大学生，范进中举是不是这种感觉？火车里暖气不足、我更没有睡意，也生怕这是一场梦醒了又会回来，就这样一直闭着眼睛思绪万千。火车咣咣当当走了一夜，到达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出了车站，迎着满天朝霞、望着那初升的太阳，呼吸着冷冽的、带有早点馄饨铺气味的空气，我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大学生了。

（终稿于2009年7月末）


作者注：
商品粮：中国实行户口制度，城市是公有制，生活必需品靠供应，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粮食靠分配。每人每月有定量称为口粮。由于国家统购统销，粮价极低，有时一个农村壮劳力干一年还不够买自己的口粮。转户口时必须带单位介绍信、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及商品供应关系证明。户口制度是榨取农民的弊政之一，至今仍没有完全废除。
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简称，文革中许多重要社论都是以此署名，有专门的写作班子。
三个世界理论：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
1977年高考：高考时间为12月15日、16日两天，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全国570万从15岁到30多岁的考生报考，录取26万，其竞争之激烈被称之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1979年，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4万人，以后高考趋于正规。从1980年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77级大学生在1982年春上研究生，人数1万人，其中1千人为出国预备生。
老三届：文化大革命前的在学高中生，称为老高一、老高二和老高三。由于大学停办，许多人下乡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恢复高考后的77、78、79级学生中有不少老三届的。笔者班上35人中就有老三届4人、老初中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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