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Name of Jesus是盧云去了黎明之家之後的作品,應該代表他晚期,也是靈性成熟時期的思想。後記告訴我們,他曾經在一個會議上演說過書中的內容;但是,這不僅僅是一篇就馬太福音4:1-11主耶穌在曠野受撒旦試探、以及約翰福音21章主問彼得之愛的一段經文,應用于對他尚是未來的21世紀基督教領導者的系列講章;這部小書更使我看到他渴望袒露的心靈。我想,這是他作為一個個體的人超越了宗教的形式、學術的流派和思想的藩籬,而能以文字觸動許多平凡人心靈的真正原因。應當記得盧云曾經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紀,同一個當代社會。當效率、成功、控制感這些屬於似乎自信滿滿的現代人的追求,同樣潛移默化著神葡萄園中的工人;當玻璃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建築與噴氣式客機同樣成為“祭司”們的生存背景;當世俗化的潮流同樣地衝擊著21世紀的普世教會,盧云以特有的方式揭開了自己內心的焦慮,并在圣經真理的映射中向我們呈現他思考的亮光。
在前言中,盧云首先講述了促使他從Harvard來到L’Arche(方舟)這個服務社會邊緣的智障人士的機構的動因。二十五年的“祭司”生活,二十年在學術環境中教導教牧心理學、教牧神學和靈修學之後,盧云感到了內心的危機。“Ifound myself praying poorly, living somewhat isolated from other people, andvery much preoccupied with burning issues.”[1]他詢問自己與耶穌基督是否因年齡的增長而有更親密的關係;不僅僅是“燒盡”的感覺,而是對於自身生命狀態的困惑,他感到自己的“成功”使靈魂處於潛在的危險之中;發覺所處的是靈性死亡的黑暗地帶,這是一個真誠者無法對自己掩飾的虛空。
“Go and live among the poor in spirit, and they willheal you.”——盧云感到那個呼召是如此親切,如此確定,以至於他別無選擇,只有聽從。我們非常傾向于將類似的舉動不知不覺地崇高化。但是明顯的,盧云的這一步downwardmobility首先是爲了尋求自己的醫治,這與“Blessed are the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太5:3)——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高舉“靈性貧窮者”、將他們置於八福之首,還是不那么搭界的一件事情。
黎明之家給予盧云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對他的接納與否完全不取決于他個人的成就。他感到自己的nakedself——那個需要肯定,害怕拒絕的自我,不能從以往任何成就中找到支撐;他感到vulnerable,儘管一群智障者對他的拒絕與否,不會動搖他在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地位聲望,卻促使他思考主耶穌愛的本質:將祂自己成為vulnerable并完全給了我們人類。於是盧云從撒旦在曠野中對主耶穌的第一個試探——變石頭為麵包——指出,事奉者的誘惑首先在於那種“做點什麽來在別人的生命中留下影響”的企圖。他深刻地指出世俗化的世界對與“Weare in control”的控制感與效率感的追求;指出事奉者的權威已經被當代那些“世俗祭司”: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婚姻輔導者、醫生們悄然代替,人們普遍誤以為自己欠缺的不是信仰而是某種能力。即使是真正的“祭司”們自己,也不再對於實際問題期待屬靈的答案,這就是在世俗化氛圍下,在“成功導向”(success-oriented)的世界里基督徒領袖們感到自己越來越邊緣化的原因。但是,在當代社會那些財富、成功、權勢、聲望的背後,許多人卻掙扎在深刻的道德與靈性的“殘障”中,完全不知應當從何處尋求醫治。
盧云因此指出,未來的基督教事奉者應當逆世俗潮流而進入一切所謂的“成功”閃亮表面下的憂傷與苦痛,并在那裡帶去耶穌基督的生命之光。他用約翰福音21章主耶穌對彼得三次詢問的問題,重新提醒我們事奉者最重要的資格是對主耶穌有真實的愛。在一個追求權力、效率和控制的世界上,那位被拒絕者、無名者、被傷害者耶穌再三問我們的問題只是,我們是否誠心愛祂。這將使我們全然忘記我們自己是否被人看重,我們能做多少成就和展現多少成果,而只面對惟一的挑戰,一個愛的挑戰。我們要知道神的心,在這個孤獨絕望的世界上,祂需要千千萬萬懂得祂那一顆饒恕、關懷、向我們敞開并渴望醫治我們的熱心的男人和女人,去服事祂所愛的人群。這顆事奉者之心只想給予愛,并收到愛的回應,這顆心因為人們拒絕相信神所給予的安慰與盼望而感到極大痛苦。未來的事奉者應該懂得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成為的神那一顆“肉心(aheart of flesh)”,這意味著恒常不斷地、堅定地宣告“Godis love and only love”——神是愛,只是愛;每當恐懼,孤單和絕望侵蝕人心的時候,我們就明白這些絕不是從神而來。神那“firstlove首先的愛”,是沒有條件和沒有限度的,而一切人間其他的愛,無論來自父母,配偶,朋友,都是脆弱的,有可能會將我們不期然帶入疑惑與絕望中:每日生活中讓我們看見的愛的陰影,使我們意識到那在今生還沒有完全離開我們心中的黑暗。
盧云建議的改變,是從Moral 到Mystic。盧云告訴我們,神學——Theology的本意,是Union with God in Prayer,在禱告中與神聯合之意。因此神學不只是一個學術科目,神學學者也不應感到禱告的困難。恢復神學的敬虔本意,能使每一個說出口的詞語,每一個給出的建議,每一個規劃的策略都直接出於一顆親密認識神的心靈。“Whenwe are securely rooted in personal intimacy with the source of life, it will bepossible to remain flexible without being relativistic, convinced without beingrigid, willing to confront without being offensive, gentle & forgivingwithout being soft, true witnesses without being manipulative.”[3]道德層面的辯論,通常很容易滑入紛爭的歧途;而屬靈的追尋則導向真理。讓我們學會一遍一遍地聆聽神那愛的聲音,并在那裡找到智慧與勇氣之源。
其次,主耶穌希望彼得喂養祂的羊群,不是作為照顧客戶的“職業人士”,而是作為軟弱的(vulnerable)弟兄和姊妹,去了解也被了解,去關懷也被關懷,去饒恕也被饒恕,去愛也被愛。盧云說,“Somehowwe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good leadership requires a safe distance fromthose we are called to lead. ”[4]某種程度上我們認為好的leadership要求我們與我們被呼召去帶領的人們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就像那些藥劑師、精神科醫生和社會工作者所提供的一個單向性的“服務模式”一樣;其實卻不然,我們服事,同時也被服事。盧云強調與服事對象的一個深入的個人關係(adeep personal relationship)。因為我們自己并不是醫治者(Healer),不是那使人和好者(Reconciler),不是那給予生命者(Life giver);我們是有罪性的、破碎的、脆弱的(sinful,broken, vulnerable people),與我們所照料的人們需要同樣多的照料的人們。“Themystery of ministry is that we have been chosen to make our own limited andvery conditional love the gateway for the unlimited and unconditional love ofGod.”[5]服事的奧秘就在於,我們已經選擇使我們自己那有限和有條件的愛成為神無限和無條件的愛的出口,因此,真正的服事必須是雙向的。“Whenthe members of a community of faith can not truly know and love their Sheppard,shepherding quickly becomes a subtle way of exercising power over others andbegins to show authoritarian and dictatorial traits.”[6]“Servant Leadership”就是這樣的領導,他/她需要人們正如人們需要他/她一樣。由此盧云指出,明日的教會所需要的不是按這個世界的powergame 建立的領導體系,而是如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為多人的救恩付出祂生命的那種仆人領導者模式。
那么,這種群體和雙向的事奉是如何建立呢?盧云的答案是,認罪與饒恕(Confession andForgiveness)。這是戰勝“Individualheroism”的最好途徑。盧云說道,除了必須深深植根與沉思與默禱之中外,未來的事奉者也必須“bepersons always willing to confess their own brokenness and ask for forgivenessfrom those to whom they minister. Confession and forgiveness are the concreteforms in which we sinful people love one another.”[7]盧云察覺priests很容易成為least confessing people,這使Spirituality蛻變成為Spiritualization,使真正的靈性生命被屬靈化的形式所代替。如果事奉者必須隱藏自己的罪性和失敗,而只能跑到遠處的陌生人那裡去尋求一點安慰和鼓勵,他們如何能在所事奉的人群中找到愛和關懷呢?而“ThroughConfession the dark powers are taken out of their carnal isolation, broughtinto the light, and made visible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forgiveness, theyare disarmed and dispelled and a new integration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ismade possible.”[8]當然盧云并不是說事奉者必須把自己的失敗在講臺公開,但是他們都需要一個地方,來分享他們自己最深的痛苦和掙扎,并在破碎中將自己帶入神愛更深的奧秘中。
主耶穌在曠野面對撒旦的第三個誘惑,撒旦引誘耶穌去跪拜牠,來換取萬國的榮華。這,是關於權力。盧云在這裡引出ChristianLeadership的第三個特質,“Leadershipmeans to be led.——領導意味著被領導”[9]。
主耶穌是這樣的領導的典範:祂選擇成為貧窮的,沒有權力的(poor & powerless);祂沒有行使祂的神性權力,卻倒空祂自己,成為我們的樣式。那么,是什麽使權力對於人有如此大的誘惑呢?“Whatmakes the temptation of power so seemingly irresistible? Maybe it is that poweroffers an easy substitute for the hard task of love.”[10]愛是一個困難的責任,而權力很容易成為愛的替代品。主耶穌問彼得,也問我們,“Doyou love me?”門徒卻問在天堂誰可以坐在他的左右。自從蛇在伊甸園誘引夏娃去吃那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我們就常常被引誘以權力來代替愛。但是耶穌在曠野到十字架的路程中勝過了這個致命的誘惑,“Jesuslived that temptation in the most agonizing way from the desert to the cross.”[11]
盧云引用主耶穌對彼得交付了牧養的責任之後所告訴他的——在他年老的時候要被人捆鎖,并帶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指出Christianleadership 的核心就是“let goof power and follow the humble way of Jesus”。[12]耶穌對於屬靈成熟的見解,就是被引導到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人自己所不知道,所不想要,和痛苦的境地——的意愿與能力“Theway of the Christian leader is not the way of upward mobility in which our world has invested so much, but theway of downward mobility ending onthe cross.”[13]而只有這樣的“向下的移動”才是引我們進入神的喜樂與平安的正途,那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平安與喜樂。
盧云告訴我們,受苦的神仆——耶穌基督的生命,就是仆人領導者在powerlessness與humility中間需要彰顯的。這不是“psychologically weak”, 不是“nospine”或者“let everyone else makedecisions for them”,而是“powerconstantly abandoned in favor of love”。這是一群如此深深愛著耶穌基督,以至於準備好去跟隨祂到祂指引的任何地方的人們,始終相信有祂同在,他們就可以找到生命,並且是豐盛的生命。
未來的領袖需要貧窮——這是一個聖法蘭西斯式的宣告嗎?不帶麵包,不帶金錢,沒有多餘的外衣,就這樣踏上信心的旅程。“Wealthand riches prevents us from truly discerning the way of Jesus.”[14]財富使我們無法真正辨明耶穌的道路;貧窮所提供的好處,沒有其他,只有讓我們成為被領導者的可能。我們必須依賴我們去到的人群對我們的反應;那才是主耶穌的靈所引導我們要去的地方。
作為學者,盧云敏銳地指出事奉者(主要是歐美教會,我認為)在受教育的環境中已經無形之間受到許多來自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影響,以至於真正的神學思考——以耶穌的心為心的思考——受到極大的衝擊,自然也很難在事奉的實踐中看到了。沒有堅實的神學反思為基礎,未來的領袖不免與偽心理學家,偽社會學家和偽社會工作者差不了多少:這些職業性的思維是作為facilitator和role model,以專業身份“幫助”自己的同胞對付每日生活的壓力而謀生。而基督教領袖所要做的一切卻完全與此類歸根結底是人本主義的努力無關,“theChristian leader thinks, speaks, and acts in the name of Jesus, who came tofree humanity from the power of death and open the way to eternal life.”[15]全書的主旨:In The Name Of Jesus在此浮現,我們是奉主耶穌的名思想,奉主耶穌的名宣講,也奉主耶穌的名行動;祂來這個被罪惡憂傷侵蝕的世界不是爲了提供一點麻醉,而是將全人類從罪惡與死亡的權柄下釋放,并開啟通往永生的道路。因此我們是被引向十架,在再從十架引向復活。這屬天的道路,真理,生命,不是人間一切小學可以代替,而基督教事奉者也必須有正確的分辨能力,來使自己走在正途。
盧云說,他從哈佛到方舟的改變,促使他對基督教領導者進行了這一系列的思考。“Those from whomI least expected to learn are showing me the way.”能力、接納與權力,都只是誘惑,而真正的領導者應當是praying leaders, vulnerableleaders, trusting leaders——是禱告的領導者,柔弱的領導者,也是信靠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