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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其时，共产主义还控制着半个地球，中国的青年人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让他们推翻共产党，他们还真接受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开枪是误判了。然而民运开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先河，学生领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种社团必然层出不穷，中共失去在政治组织上的唯我独尊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倒未必就真误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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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时邓下令开枪是否误判？
很多认为邓下令开枪是误判。这种看法对也不对。
六四与文革，其实有着共同的原因。简单点说，就是邓和毛一样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受到了事实与自己的理智的挑战，但同时自己拒绝面对这个事实，拒绝承认这种挑战。通俗点讲，就是已经骑虎难下。
公正地讲，共产党人最初是怀有真诚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的。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与及苏联的鼓舞关系很大。然而，所有的理想，一旦落实到行动时，必然会被错综复杂的现实所包围。他们于是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还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此外，他们自己人内部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他们只好用极其崇高的信念来支持自己接受周围这非人的一切，继续拼命跑，拼命跑。终于跑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当他们跑上了天安门城楼，还喘着粗气时，他们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政权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牺牲两千万人得来的，这还不算“敌人”的死亡数字。所以，当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就意识到他们绝不能回头望一下，因为后退一步就万劫不复。那就向前看吧。“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了了了了。”毛如是说。说完之后，他马上竖起耳朵，想听一听世界的反应。可是也许是因为城楼下人太多了，也许是因为自己站在历史焦点的正中而过度兴奋，他似乎没能听到别的，只是听见了呼呼呼呼宏大地风声。那是来自那黄河古文明的，吹了五千年的大风。
毛发动文革，直接起因是大跃进的失败。毛是军事天才，但是他发现运动战的方式却无法进行经济建设。但是如果不这样搞，而像刘少奇那样搞，自己的战争天才就发挥不出来，自己在党内的威信会下降，这是这不用说的。此外，按刘的做法中国迟早也要回到国民党的老路上去。这是他的直觉，他隐约感到那是人性使然。这时，毛发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共运并没有达到其效果，而他自己一手建立的世界，则体现了一种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这时他脑子再度出现了平生所经历过的无数枪林弹雨，与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不存在的目的吗？于是他一拍桌子，脑子里有了个现在看来更荒谬的设想，就是改变人性本身！张国焘说毛搞文革是出于他的哲学考虑，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只不过毛是用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来给自己打支强心针罢了，虽然他自己一直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呀。。。”他感叹道。说这句话时他躺在中南海的沙发上，没力气抬起脖子。
而邓和毛则有着同样的恐惧。
恰恰是因为他身据高位，他和毛一样是全党最先怀疑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土改他搞过，大跃进他也很积极地搞，一直到文革。所有的措施管不管用，他远比老百姓清楚。历史文献说他文革时在痛苦的思考，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了了了”这句话吗？他在想，难道这光辉的一切都是错的吗？他的性格和毛不一样，处事方式和毛不一样，对国家，对世界，对革命，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和毛都不一样。但有一点他和毛是一样的，就是从瑞金的枪林弹雨中和毛一起逃，逃，逃，跑，跑，跑，紧接着一起宁将剩勇追穷寇，才夺取了政权，坐在高位上的。所有这些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支撑着。如果有谁说，这个理想是个幻觉？。。。。。。不，我不能这样想！我有办法的，不是吗？相信我，我一定有办法的。他这样想着。
换句话来说，虽然经济政治的事实是明摆着的，但他自己绝不能容忍自己怀疑自己的一生,因为这种怀所产生的荒诞感让他无法接受。于是他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不看未来，先把经济搞起来再说。
当然,他不全面否定毛，并且一直坚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原因就是他害怕世人说他们都错了。“所谓光辉的一生其实是罪恶荒唐的一生”他是多害怕别人指出这一点呀。所以六四前一旦有人说要打倒邓，就简直刺着了他最痛的神经。于是他对幕僚说：让他们成功了，我们是要上断头台的。
他的顾虑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大跃进死了几千万人，全国人民都没有明确认识。如果全国人民知道了，非但他们位子坐不下去，安全可能都没保障。所以李鹏，陈希同之流一鼓捣，立刻引发了他意识深层里巨大的恐惧。这个恐惧既包含对失去安全的恐惧，也包含对认识自己一生荒诞性的恐惧。
我认为，直接刺激他痛下杀手的，其实是学生运动提出的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使他感到无法妥协。他明白中国一旦有了新闻自由，共运的种种罪恶必然暴露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之内。一旦有了结社自由，新社团必然和他们对着干，并把新闻自由坚持到底。他也明白他无法通过与学生谈判来消解学潮。因为如果他不下狠手，这次学潮平息了，学生没有受到严惩，则新的学潮必然会再来。而当时民运已经成势，新闻自由会成为既成事实。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学生、群众一方。他们被中共教育了很多年，可是社会的发展总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不是一般的不对劲，是很不对劲。但他们却无法洞穿历史时空看清问题的本质，进而无法概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如果有人帮他们概括说“整个共运都是荒谬的。”他们反而觉得太反动，接受不了。于是他们鼓足干劲追求他们可以理解的东西，比如：政治民主，新闻自由，反腐败等等。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民主要新闻自由，已经远远超过了邓的红线，因为，问题远远比群众想的要严重。群众不是夸大了中共的错误，而是对中共的错误严重估计不足！
于是，对于他下令开枪到底有没有误判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观察：当时，共产主义还控制着半个地球，中国的青年人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让他们推翻共产党，他们还真接受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开枪是误判了。然而民运开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先河，学生领袖做了青年人的表率，各种社团必然层出不穷，中共失去在政治组织上的唯我独尊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邓未必就真误判了。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邓在自己后花园散步。警卫发现他踱步比平时要长久很多，以他的年纪，不一定吃得消，就劝他回去休息。他叹口气，说：“没事，再走走”。于是他继续往前走，竟然发现前面是一堵墙，于是他就觉得无路可走了。开枪吧。他想。。。。。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深夜。亲历过无数战争的邓，他正在看什么，在听什么，在想什么呢？他毕竟见惯了流血。所以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未必是疯狂的。他也许确实是想听听历史和世人对他的评价，只不过，他已经八十多岁，耳朵不是很好使了。于是他冷静留神地听了一下，却发现自己只听到一阵阵的呼呼的风声，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年青时听惯了的，类似爆竹一样的声响。风声和爆响声越来越大，呼----呼----呼！突然，他觉得一切都很荒凉，很荒凉。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了了了了了了。。。。。。”
他后来找了个机会，向全国人民表白他是爱祖国爱人民的好人。
滥杀无辜，不能说是好人。但爱祖国爱人民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只不过他绝不比站在坦克前面的学生更爱祖国爱人民。学生为了良知连命都不要，他呢？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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