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辛西亚和我开始了新的工作：辛西亚在加德满都南城一个区的大保健机构中担任医务人员，而我也要住在那里进行两年圣经新约的铨释写作。这两项工作意味着我俩须迁居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再不像十五年前我们所见的城市，那时我们第一次来此，在语言学校工作并熟悉一下尼泊尔的风土人情。以前泥砖建筑的古朴城市已被钢筋混凝土楼房、浊烟废气、灰尘和噪音所凌驾。大加德满都已成为亚洲式熙熙攘攘的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它遥遥地座落在那寂静的安普琵琶尔的小乡村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加德满都的其它变化。以英语为媒介的小学校成了中产阶级尼泊尔人风糜一时的追求，好几十所这类学校在全城各处滋长出来，起了诱惑人的校名，例如：“小天使”学校、“宝贝心肝”学校、“吉星前照”学校。有一所学校命名为“小珍宝”，是一所以英语为媒介的美国式小学。不止一次，当我经过这类学校时，曾听到小学生们用英语唱“Three

　　Blind Mice"(三个盲老鼠)或“Old MacDanald Had a Farm"(老麦克当劳有一所农场)，出乎意料，竟在加德满都使我重温童年的回忆。另一使我感动的事是，在加德满都一条主要街道上居然看到一个圣诞老人(Santa

　　Claus)骑在一头象上游行。

　　但是有些事物并没改变，例如对王室效忠的豪华仪式。马路上若有养路工人忙着干活，很可能国王或王后不久要路过此地。王室御驾快来的进一步迹像是街上到处建立的鲜红牌坊。这些牌坊老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们只要看到牌坊建、拆，就可预测王室要经过或已经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及其丈夫菲力普亲王来访的那一次，牌坊建得更加丰富多彩。每一企业和每一组织都盖了自己奉献的牌坊来表示欢迎，从尼泊尔国家银行，一直到南格罗面包坊。其中一座最足自豪的红牌坊，上面闪烁着金色字母“Rara

　　Noodles Welcomes the Queen of England"(Rara面条欢迎英国女王)他们的面条确实很美。

　　我们在加德满都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住处。这意味着：我每天骑自行车在辛西亚办公地点周围15分钟自行车距离的街道上到处物色住房。我走遍大街小巷，逢人从院子里出来，我就向他们打听是否知道有什么房子要出租。有一个人作出反应，慢慢地环顾四周，彷佛第一次注意他邻近的地区，然后说，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我发现在邻近的一家挂了一块“出租”的牌子，这房子的主人现不在家，约一星期后回来。这样乱碰乱撞，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也别无良策。经过一星期马不停蹄地寻找，我只发现两处房屋符合我们的“预算”，准备租用。在两房中，我们挑定了一所。但准备搬进的前夕，才发现房东的女儿已另租别人，所以我们只好转向第二座房子。这座房子还未租出，我们就挑定了它。

　　第一座房子未租成，我暗自高兴，因为我更喜欢这第二座房子。邻居比较安静，这点对我的写作计划很重要。围绕房子是几块开阔的田地，富于乡野气氛；房子是崭新建筑，这意味着一切设施应该运作正常。唯一不利之处是，房子还需两个星期才竣工，而我们急需在一星期后就得搬进来。

　　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接触到加德满都建筑业的“奥秘”。我们的女房东住在这座两层楼房的第一层，她对如何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卢比的建筑费用一点也不含糊。她雇用最廉价的工人，选用最廉价的材料，建成了“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房子，其后果她大概估计要由她的房客们来承当了。这房子里没有任何两条平行的线条。例如，这座大厅的一头比另一头要宽出半尺。木匠们显然缺乏垂直和水平的感觉，尤其在处理门框和窗框方面。框架从这个方向开始却歪到另一个方向结束。门和窗的插销竟歪过插眼达一寸有余。更离奇古怪的是，木匠用的是未经处理过的木料(因为便宜)，两年过后，其几何尺寸仍在不断变形，不是拱起就是歪斜。

　　油漆匠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觉问题。辛西亚为了油漆那不调和的颜色而懊恼，但我觉得还可以。有一点我和辛西亚所见略同，就是房租高于应该有的高度，不过女房东说得我们毫无辩驳的余地，只好由她。

　　我们被推迟了两天才搬进来，因为载运我们家什的卡车司机在一个公路关卡被拦阻，由于车尾的尾灯不亮而被扣压了驾照。最初，我们为加德满都警察局对交通安全突然这样认真而感到异乎寻常，后来才明白(从《升腾中的尼泊尔》报纸)这一周正是“国家交通安全周”。报纸上的文章说：交通安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解决 “塞车”(logjam)问题，这是由于公车乘客在每一站拼命挤进挤出所造成。文章苦口婆心地解释：“公车的前门是用于下车，而上车的乘客却抢着从前门上车。”住在加德满都的人都熟知这条规定，这规定一直继续到现在。

　　在木匠、粉刷工、管子工、油漆匠正忙成一团的时候，我们开始搬入新居。木匠干的一部分活似乎正在拆除另一部分工人干的活。木匠重重地在窗子上作业，这样就震破了刚按装上的三块玻璃。女房东拒绝换下震破的玻璃，因为：“它们只是线性裂纹”。操作规程中既不讲计划也不考虑协调。因而操作混乱。在加德满都工人们是按日而不是按时付给工资；即使他一天只干一小时，仍得付给一天的工资，由于这一理由，工人们来不是仅作一小时的工，而是来做一天的工。因此每一工种的工人必须把所有要干的活在他来的那一天干完，否则就一点也不干。所以，油漆匠一来就忙于油漆，粉刷工一来就忙于粉刷，木匠一来也忙于自己的活——第二天又是一起上场互相踩线冲突，互相拆台，如此恶性循环。

　　两个油漆匠似乎收入不错，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毫不爱惜地在所有地板上滴洒下许多油漆污点。那个主要油漆匠的左眼是很厉害的斗鸡眼，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油漆上老发生“边界”问题，就好像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边界”方面老发生“踩线”问题：谁也不能说谁赢了，是“红”的一边还是“黄”的一边。他们也有局部色盲的毛病，可由下面事实证明：他们被叫回来重新油漆那些已被粉刷工重新粉刷的部分。他们在厨房的黄墙上漆上客厅里用的粉红油漆，而在卧室墙上涂上许多绿块。假如辛西亚觉得最初的底漆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最后的杰作更使她倒胃口。我安慰辛西亚，提醒她：这新居里各种不合理的混乱只是生活中的“注定物”(givens)，就像蚊子和麻疯病一样——人们最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幽默态度来对待。

　　可是，我自己的幽默也常常不能对付这种“注定”(demands)之物。厨房墙上的粉红油漆苦恼了我好一阵，我找来一些黄油漆，设法把这些粉红油漆盖掉。辛西亚配合我的“挑战”，在厨房的一边墙上泼了半碗蛋糕糊，你可以想像到：她创造的这一魔术竟覆盖了一平方码的面积。不管我在她泼撒的地方漆上多少遍，总盖不住那泼撒的痕迹。似乎这种蛋黄配胶水的“油漆”与蛋糕糊中的油质不能混合，所以不管我用油漆涂抹多少遍，“油”又马上把底下的粉红漆透现出来。在涂抹的油漆方面，我们遇到同样的麻烦。门框和窗框原来漆上了詹森—德累布莱斯登有限公司(Jensen&Dribbleston

　　Limited)出的上好快干滑亮的白漆。我保存了这种白漆的一个空铁罐，准备万一要补漆什么地方时，可以以此空罐为样品去买这种漆。这确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几个星期之后，门框和窗框那未经处理的木料就开始变形扭曲，再不能关严，甚至开不进去。这就需要用砂纸或锉子磨掉一些才能关上，因而原有的白漆就被磨掉了。因此我就带着空铁罐样品去买回同样牌号和大小的白漆。我不敢到不同的公司买不同牌号的。

　　但当我在五十余处磨掉白漆的地方抹上新买的白漆时，发现颜色与原漆不一样。完全是另一种珍珠黄的颜色。而我再抹上一层，却变成军舰上漆的灰白色了。我只好放弃涂抹，让木料看起来像涂了木薯粉布丁一样的颜色。这使我永远记住詹森—德累布莱斯登牌的白漆的质量。每当我进入巴格马蒂桥(Bagmati

　　Bridge)进入加德满都时，我就看见这个公司的大广告牌，说：“当你想到颜色时，千万想到我们！”对，我永远想到你们。

　　我没有少花时间和管子工打交道。在安普琵琶尔时，我们主要的管道问题简单明了：化粪池管道经常堵塞，使你最怕遇到的臭水回流进浴室。在加德满都，管道更为糟糕：有缺陷的管子、漏水的装置、冲水器失灵，排水管排不出水(因为粉刷工将抹墙泥浆冲进去而堵住了管子)。只要上述问题一解决，管道就通了。

　　管道意味着必须有水。如果没有水，管道就形同虚设。这件事，女房东在租房时没有事先说明。原来每年二月至六月，水道就没水。女房东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地下)修了一个蓄水池，因为这样造价比较便宜。因而，每当主要水管的压力下降时，我们的水管就没有水了。但是，女房东想出一个临时补救的办法，拖出一个曾用来调油漆的圆桶，并雇用一个男孩每天黄昏时为圆桶充满水。这样也像拌油漆样拌和着水，我们用的水也是从桶里来。但是过了几天，油漆气味被冲淡了。这种带油漆气味的水比自来水公司加进十倍于正常剂量的消毒剂的自来水，其情况不相上下；约一月之久，自来水中仍有钾碱的味道。搬进新屋的最后一项工作是，装联电灯和墙中的电线插座。为了这项工作，女房东雇来了两个粗暴的不修边幅的印度电工，他们不到十八岁，几乎不会说尼泊尔语。我一瞧见他们就感到不放心。只要瞧瞧他们吊儿郎当地走来，而且朝着屋前门廊亚洲式地擤鼻涕，就预告要出乱子。两个电工用一个黄麻袋装来一些电器装置，差点没在路上撒掉三分之一。

　　电工头名叫比蒙(Bhim)，所以我就把他的夥伴命名为巴蒙(Bham)。他们走进浴室就说，他们将在那里开始动工。我注意到，他们双手肮脏，因而建议他们先洗洗手，以免在墙上到处印上手印。他们说没有必要。比蒙拿着一把大电钻，钻头为3/8英寸，足以钻一个大洞挂上我们的电冰箱。这把电钻是一个威胁。比蒙像是把它当作一挺机关枪来使唤。他不屑瞄准，站在凳子上摇摇摆摆地对着墙上大概是电缆的地方猛钻。“Wh-r-r-r"钻头钻动着，室内飞扬着墙灰和砖屑。比蒙钻到钻柄那样深，就轮到巴蒙在钻好的洞里打进电线套管，然后用凿子和一把锻工用的大锤把套管敲平。是的，大锤！他们就是这样干活。再坚固的墙也经不起他们的敲打。我温和地建议巴蒙预先锯断套管，这样就不致把墙搞坏。使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接受我的建议。但是他拿起一把我的新木椅准备作锯台，我只好请求他还是用他的老办法。他的凿子似乎已有十年未磨，但我递给他我的凿子，他却生气地拒绝。所以我只好听之任之，由他去干。

　　我平生还未遇见过像这样的工人，既不顾及财物的破坏，也不关心工作的质量。墙壁被乱凿乱刮乱抓，并到处印上脏手印。手印由于钻孔内的墙灰砖屑而扩展到每一处。天花板上的钻孔更为糟糕，因为钻屑撒进比蒙仰视的眼睛里，使他的瞄准更为狂野。但我不得不满意，他每次总算钻中了天花板。

　　午后时分，我们总算获得“喘息”的机会，因为比蒙碰上了火线而“短路”，烧坏了保险丝，全屋子，楼上楼下全断了电，大大触怒了女房东。保险丝只能由市供电局来修复，他们何时才来，谁也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才回来，总算完了工，我们也庆幸结束了“折磨”。

　　“磨难”还未全部过去。大约三星期之后，加德满都刮起一阵春日大风，风从门缝里直刮进来，因为门板缩水而翘起。风力强得足以把比蒙装的电灯镙丝吹松。两晚后，辛西亚的台灯终于开不亮了，虽然那时风停了。再两个星期，另有五个电灯的线座脱落下来。

　　在加德满都，甚至一件日常小事也得大动干戈。在我们迁进新居并开始工作不久，就接到松德凡出版公司(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的通知，要求寄去关于我的人事材料和一张照片，作为封面之用。估计他们大概不愿意用八年前我护照上的照片(那是克累西那摄影公司 ‘Krishna

　　Foto Concern'照的)，但又没有另外的近照可寄。我决定进城找一家正规的照相馆照一张像。出版公司应该要一张这样的照片。我也决定顺便找一家正规的理发馆整整容。辛西亚在过去十五年一直为我理发。但这次我得找一专业理发师。

　　从我们住处到城中心可不是一件等闲的小事，骑自行车得三十分钟，我已经从一朋友处以美价买了一部旧自行车，可是这位友人未事先告诉我：在往右边靠时，车座会夹臀部肌肉。从我家通到柏油路前，有一段四分钟凹凸不平的土路，至少屁股被车座夹咬了一下。

　　自行车的第二个问题是：前轮内带只能储气三天。我有一个打气筒，但是垫圈坏了，我还找不到一个一样大小的垫圈来替换。所以每当出门，我得推车十五分钟到附近的自行车店打气。

　　照像的这一天，我推车去打好气，刚好瞧见对门有一家门面破旧的小照相馆。我心血来潮想就近照像而不必骑三十分钟去市中心。我走过街，瞧了瞧照相馆老板展示的一些快照样品，我怀疑他也许曾经是一所监狱里的照像师。这照相馆备有两盏电灯、一条木板凳、和一台老式照像机。想到出版公司要求一张好点的像片，决定还是骑车去市中心。而且，我还未理发。

　　当我骑到半路，一边骑一边盘算我的心事，这时一辆小货车从旁擦过，又突然在我前面转向左边。这货车的后挡板碰上了我的自行车前轮，把我扔到空中。我被抛到十五英尺远，肩部先着地，弄坏了我的好衬衫，这是专为照像而换上的。许多人聚拢来，司机向我道歉，碰巧来了一位警察，他坚持要司机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没事，而且我是一个医生，懂得怎样办而不必为我耽心。但自行车轮弄弯了。在旁观者的帮助下，我们扳直了车轮，我又继续前进，耽搁了不到二十分钟。

　　经这么一撞，我发现骑车有困难，我的右臂乏力，十分钟后，右肩发痛。我知道有点不对头，但往回走又太远，而且我已差不多到达了目的地。

　　我花了半小时寻找一家合适的理发铺，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只收费十卢比(合五十美分)。我进去，坐在椅子上，理发师就开始工作。他似乎是内行，但我不禁注意他的古怪的抽搐动作。不久我就找出原因：他患了流鼻涕的毛病，在我从事医生行业二十四年中，我还没有遇见这样一个流鼻涕的病人。他剪几下，就要用另一只手抹一把鼻涕，然后将抹鼻涕的手又按在我的头上，不用任何手帕。我在理发过程中，不禁分心计数：他抹一下平均剪七剪。

　　我骑车迳去达斯(Daas)照像馆。当我十五年前在语言学校工作时，达斯是城里最好的一家。经过这一番折磨，这下我总可以享受一下这家最好的照像馆的服务了。这家照像馆并非我所记得的那个所在，我转悠了二十分钟，只好问人它搬到哪里去了，但没人知道。最后我在一家卖照像材料的店里问到，原来达斯早在十二年前已经停业。我被指引到城中照像馆区的一家近代化的新照像馆。

　　馆内的人很高兴地接待我，但刚好轮到我时，城中这一地区断了电。我等了一个小时。我问还要等多久才来电，他们打发一个男孩去打听。十五分钟后，小孩回来说还得等两个小时。根据经验，在尼泊尔估计时间得加倍算，所以我决定不再等了。我的肩膀疼得加剧，我想如果我再等下去，恐怕就疼得骑不回家了。我决定回到出发时看到的那家小照像馆去。已经为了这次照像计划“投资”了六个小时，决定仍在这同一天完成任务。下午四时，回到了这间小照像馆。还算幸运，一切都在运作。我们设法遮过衬衫擦破和弄脏的地方，出版公司再过细也看不出来。我估计或者是我的锁骨脱节，或者锁骨尖有点裂开，不管是哪一情况，都不需要进医院治疗。果然，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好了。当女房东的狗在我窗下叫时，我跑出去居然能向它扔一块石头。但我的肩膀仍嘎吱地响，“导弹”飞得远远地未中目标。

　　当比蒙、巴蒙和建筑公司在屋内乱成一团时，我无暇注意屋外的噪音。但当屋内的扰乱结束，屋外邻居们的“英雄本色”才显露原形。例如，女房东的名为“老虎”的狗，在炎热的白天，乖乖地沉睡，但一到日落西山，它就变成另一条恶狗：非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太阳把晨雾烤干后，它才会睡觉。它是城中这个地区最大的一条狗。在我们搬进以前，它曾高踞我的窗户以上，从窗户可以俯窥窗下它所有辖区的财产，防止一切外来的狗、猫、猫头鹰、甚至蝙蝠侵入辖区。“老虎”的吠声威震邻区，而其号叫更为出色。我真想给它一个尊号为“狼”，但尼泊尔没有狼，因此女房东没想到狼，而只好尊之为“老虎”。

　　“老虎”并非这邻近地区唯一的狗，我们屋后一家也有一只名为老虎的狗。街对面，还有名为雅尔帕(Yalper)、耶尔帕(Yelper)、号勤 (Howler)和喔弗(Woofer)的狗们。这整个“合唱团”一到天黑就开始奏起乐来，名为保卫人们的住宅，而实际上是它们的娱乐扰乱人们的安静。尤其是在发情的季节，更是号叫得热火朝天，让人夜夜都像做噩梦。经过发情季节，不久之后就有了小雅尔帕和耶尔帕们来加入这个夜间合唱团。

　　然而，狗们只能算加德满都市郊嘈杂噪音的一个配角。天还未亮，约清早三、四点之间，公鸡们开始高唱。其中之一即栖息我们窗下，乃女房东饲养，直到有一天，女房东把它宰了，为我们佐了餐。然后，离我们三座房子远的军营吹起了起床号，然后，一群唱经的圣僧(Holymen)来到我们门外和窗下，吵得你只好下去给钱请走，或者你胆敢冲出去掐住他们的喉咙别唱。然后来了托钵化缘的僧人，不停地摇着小鼓，提醒人们他们已经到达，生怕我们充耳不闻，呆在家里不理他们。最使人难忍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大胖子，每早从街上走过，用单调的声音祷告达二十余分钟，要所有的邻人们都能听到。当所有这些过去之后，就是尼泊尔电台开始新闻广播，十几个广播喇叭从四面八方播放出来，从早晨到半夜，从来不停播一分多钟的每日节目，有的无线电收音机特别尽职。

　　上午八时左右更达高潮。尼泊尔王家航空公司飞往印度德里的飞机从我们屋顶擦过，咆哮着向西飞去，接着另二十五次航班在这一天内先后掠过。然后，卡车开过屋边土路，载着沙砖驰向街西旁和我们屋后空地正在兴盖的新房工地。然后来了小贩们，例如卖旧布旧衣的、卖旧瓶旧罐的、卖芒果的、卖白菜的、卖篮子的，他们一边走，一边每隔几步就尖声吆喝着各人所卖的商品。

　　有些日子更增添上特殊的热闹场面。根据加德满都的风习，一些印度教虔诚而富裕的人家往往恭请僧侣们来进行时间长短不同的特殊宗教法事，他们在屋顶上装设扩音器，播扬念经和歌唱，扩音喇叭越大，音量越高，就显得这家人家积的功德越高。这类法事延续一天、三天、五天、七天或九天不等，端看做法事的人家愿付多少钱。因此根据作法事的天数而对该户人家“表扬”为“一天主”、“三天主”、“五天主”、“七天主”或“九天主”。“法事”进行不断，只在下半夜两点至六点之间暂停五小时，为了让邻居们睡觉。人们永远没法预测这些法事到底要搞多少天。假如扩音器继续播扬，你就会测知那最紧张热闹的时刻是在第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末尾。

　　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把窗户紧闭。好，首先，这炎热的季节，需要开窗透气，你想头上是直接接触阳光的钢筋混凝土屋顶，又没有空调；其次，关紧窗户也无济于事。我们搬进这房子时，周围寂静而空旷，但好景不常。我曾经舒服地投入写作新约圣经的铨释工作，就在此时，开来了两大卡车，装载着桌子和缝纫机，来到了我们窗对面的一所大房子。来了四十个不会说一句尼泊尔语的印度裁缝，在这里开办一所缝衣工厂。他们生活、用餐、睡眠都在这座大房子里。不仅是他们的机器产生噪音，他们的收音机和半夜放映的录象机吵得更加厉害。

　　每天清早三点时分，一部小货车来收取头天晚上干完的成品，每早司机毫无例外地先按好几分钟的喇叭，并且大擂前门来唤醒那位睡得像死了一样的看门人。我怀疑这些裁缝们都是聋子，因为我没有一次听出他们是用正常的语声说话，也许这是他们的习惯：只有大声叫喊才能盖过缝衣机的声音让人听见。这也就难怪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必须将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因而也徒费口舌去和他们的经理争办是否设法降低裁缝们的喧哗，因为他自己的嗓门比哪一个裁缝工人都高，他整天都在大声向他们叱喝，或者对着电话机喊叫，彷佛觉得电话线难以传过他的声音。

　　谢天谢地，至少裁缝们比木匠们，或锅炉制造工人们稍为安静一点，或者，比一个寄宿学校强一点(如果是这样一个学校，则更糟糕！)不管我怎样聊以自慰地谢天谢地，经过六个多月，这个缝衣工厂搬走了，这座大房子又恢复了安静，如此过了约一个月。

　　好些天来，一直谣传有一所寄宿小学要搬来，这可怕的时刻，终于来到。三十个顽皮吵闹的六岁左右的孩子们组成了这个大房子里的寄宿小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是王后的一项专门教育计划，为了培育这些子弟对印度教文化及宗教的素养。每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准时开始柔软体操，操场就是墙外我们窗下那块15X20英尺的草坪。体操教练是一位真正的积极分子，他大声吼叫，似乎在训练一团廓尔客士兵而不是一年级小学生。有一天早上我请问这位教练，是否他的学生都是听力不佳，所以他才这样用力吼叫。他耸耸肩，说这是他的教练作风。也好，我们应该感谢他，早上不必再用闹钟叫醒我们。

　　我们和这所小学校共同生活了八个月。最难忍受的四小时课堂活动，学生们朗读字母，高唱国歌和其它歌曲，以及朗诵一些词语。一天的其他时间则休课。但孩子们的三十副高频声带吵得我们即使戴上耳塞子也无济于事。

　　后来有一天我们瞧见，孩子们跟在运载课桌、椅子、箱子的车子后面转移到设备更好的地点去了。我们对面的这所大房子安静了好几个月，窗下草地的草长高了，唯一的吵闹声是风吹得窗户砰砰地响。我们料想这样为时不会太长。房东死劲地召租新的房客。终于又招来了一所新的学校，日校兼宿舍。宿舍里住了四十个年龄大些的学生，他们白天到外边其他学校上课。其他一百二十五个小学生在上午十点钟来上课，下午四点三十分放学。但教室不够容纳他们全体上课，只好分组进行，所以总有学生歇着无课。

　　不知这所学校兼宿舍后来如何发展，因为几个月后我们就搬走了。辛西亚完成了社区保健机构的工作；我也写完了新约圣经六千页尼泊尔文的铨释，决定不再在加德满都接受其他写作任务。

　　在我们快离开加德满都之前，美国前总统卡特(Carter)和夫人罗莎琳(Rosalyn)来尼泊尔旅游度假(trekking Holiday)。直到他们停留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才偶然闻知他们的到来。我们与其他一些客人曾被邀请参加我们女房东家的晚餐。其中一位特别肥胖满脸皱纹的客人，只吃花生和生萝卜，他是刚从狱中释放的政治犯，是反对党国大党中的第三号人物。这个党在这段时期或多或少算为非法党派。他在谈话中提起，他是由于卡特总统的这次来访而被政府自狱中释放的。他说，几个月前，在加德满都曾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个反对党的8500个党员因而被捕，仅在上星期才释放 7200人。这可见美国前总统对尼泊尔的影响。

　　尼泊尔政府的三分之二的预算收入依靠外援，因而它非常关心它的“形像”(image)。把太多的政治犯关在牢里可能危及它的外援收入，特别是危及像美国这样关心人权的赠与者的援助。无疑地尼泊尔政府“高估”了一个下台的美国总统对美国现政府的影响，但是它宁肯不错过任何良机。这一事实也使辛西亚动了心。她想：既然卡特只是私人访问，并不开口，就影响了7200政治犯的释放，若果卡特能以恰如其分的言辞代表在尼泊尔的被压迫的基督教的弱小者们说话，那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两夜后，我们与一对传教士夫妇希洛霍．阿尔和柏格(Al and Peggy Schlorholtz)共餐。阿尔和柏格是卡特迷。他们夫妇俩知道卡特来访的全部细节。柏格和辛西亚立刻讨论如何安排与卡特会面的计划，而阿尔和我宁可好心肠地让夫人们沉醉于她们空幻的美妙“计划”，而只注意我们认为较切实际的重要事情。

　　第二天，辛西亚一味乐观地打电话给她认识的美国大使夫人。大使夫人客气地告诉了卡特夫妇的活动日程：他们将于下星期一从旅游中回到加德满都，而现在是星期五。下星期二晚上，他们将出席一次国家级招待会，然后应邀赴国王及王后的私宴。他们将于星期三离此地回国。看来，将没有空安排一次与一般美国公民如我们这类人的会晤。然而，美国人俱乐部将举行一次卡特夫妇的招待会，辛西亚是否需要这招待会的邀请呢？

　　辛西亚对此没有兴趣。她和柏格一心想安排一次让卡特能与几位尼泊尔本地教会领袖的私人会见，让他们有机会亲自向卡特陈诉尼泊尔基督徒所处的情况。假如这次私人会见能安排在星期二白天，则卡特就有机会在当晚与国王晚宴时谈及这类问题。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事吗？但是怎样才能接触到卡特呢？大使夫人建议辛西亚先写信到卡特下榻的索尔蒂旅社(Soaltee


　　阿尔此时也不再安于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者，而积极参加这次会晤的安排。由于我们传教团的团长和副团长这时都不在加德满都，阿尔暂代理团长职务。所以阿尔就代表传教团写信给卡特约请会晤。因为阿尔是一个美国人又代表尼泊尔的一个最大的基督教传教组织，卡特很可能发出邀请。

　　辛西亚、阿尔和柏格亲自在星期日将此信送到索尔蒂旅社，估计卡特于第二天早晨就能收阅此信。同时，他们三人又需与尼泊尔本地教会的三位领导人接触。在加德满都找人可不容易，特别是很少人有电话或摩托化交通工具。他们三人在星期日忙了一整天，只找到两个本地教会领导人，另外的那一个不在城里，要到星期三才回来，那就不能参加计划与卡特的会晤了。

　　星期一来到了。柏格整天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索尔蒂旅社方面可能来的电话通知。辛西亚和我不抱太大希望，到晚上九点仍未接到电话，心想大概会晤不成了。辛西亚开始责备自己不该取消原定的实地考察计划：不仅影响自己，也使其他几十个村民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打算，弄得大家不方便。但在九点三十分时，阿尔和柏格来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卡特的特工人员通知，将在第二天即星期二两点半钟为我们安排一次半小时的会晤。我们大为高兴。同时，阿尔和柏格获知那不在城里的宗教领袖已经回城，比预定回来的时间早。余下的事情是和三位本地教会领袖联系，希望他们准备好向卡特总统汇报的材料。

　　并不是所有的尼泊尔基督徒都为这次会晤感到兴奋。多少年来，本地的和外国驻此地的基督徒对尼泊尔的宗教自由问题都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们承认在迫害下教会变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它们确实正在发展中；另一方面，政府对福音的传播肯定会因而采取包大的限制。有一些基督徒(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不愿再摇动这艘“船”，而使形势变得更坏。但是大多数尼泊尔的信徒们开始感到：现在应是反对政府的宗教态度的时候了，政府违反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宗教自由的精神，而尼泊尔则是签字国之一。我本人觉得：现在应采取包积极的行动以结束在尼泊尔对宗教的迫害。况且，正在此时有一百多尼泊尔本地基督徒由于他们的信仰在法庭受审，他们大多数人可能被判入狱服刑。

　　我们只有很有限的时间作准备工作。这晚上阿尔和柏格开车去通知三个教会领袖中的二人关于会晤的时间。第二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寻找第三位：他是尼泊尔基督团契会的领导人，住在城内最密集的贫民区的陋室——恰与五星级索尔蒂旅社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没有礼服和领带，只好就穿着他的这身旧衣服去见总统。我于是偕同这三位教会领袖审阅他们准备在会晤之初面交卡特的书面材料。

　　仍然有许多事要准备。这封信需要打字。有两个教会领导人需要回去穿整洁的衣服来。第三个领导人和我出去买点礼物送卡特夫妇：一本尼泊尔文圣经和一些手工做的布娃娃。他和我回到我家快餐一顿，辛西亚则赶着包裹那些布娃娃。我想我自己的外表还打扮得不错，不过我那双已有十八年之久的皮鞋已有好些月没穿，有三个破洞，看起来颇不美观。我们没有皮鞋油，即使有油也无济于事，对那三个破洞更无能为力。其实，这双鞋丝毫无关痛痒：因为当我们会晤卡特时，他本人就穿一双走路用的便鞋。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全体总算在两点钟到达索尔蒂旅社。三位尼泊尔教会领导人都在信上签了字，大家都坐在旅社的接待厅(lobby)定定神，并决定由谁将大家介绍给卡特。

　　索尔蒂旅社用尼泊尔标准来衡量确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所在。它最近增建了一翼，与原来的建筑一样大。原来的接待厅已重新装修，现在由于新装的枝形吊灯、靠墙的一些与人身等长的大镜、加以装饰的柱子、大红皮靠椅等等，而显得辉煌华丽。靠一边墙是两部旧电梯，还未加更新，显得与其他装饰不大般配。一次只能装载四个人。

　　两点二十五分，我们一行十二人，现在包括了新增的几个美国传教士，走向电梯，我们深怕有任何迟延。老实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激动。一部电梯下来了，空着。我们难以决定谁先乘这部电梯上去。我们大家都客气地互相谦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尼泊尔人、美国人，都愿意让其他人先上。花了两分钟才选出第一批的四个人进入电梯。当电梯刚要关门时，其中一人问道：“是第几层？”

　　我忙答到：“五楼”。幸好我想到先问了服务员是第几楼。这两部电梯一定是阿蒂斯电梯公司发送到亚洲的第一批货物的两部。两扇门老是不停地开和闭，好像必须等待纽约总公司的信号来动作。第一部电梯叽哩嘎啦地升上去了，不久第二部电梯到达。这时是两点二十九分了。

　　我们花了较少的时间挑选出第二批的四人，于是进入电梯。当门关上时，我提醒：“五楼”。

　　第一部电梯由于一路上载了些乘客，花了很长时间才下来。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开始进入电梯。这时，一个服务员忽然问我们：“顺便问一句，你们打算会见谁？”因为他一直站在我们的身旁，一定听到我们兴高采烈的交谈。

　　我们回答：“吉米．卡特总统。”

　　他告诉我们：“哦，你们走错了楼。他是住在旅社的新楼。这两部电梯不能通到那座楼。”而现在已经是两点三十三分！

　　我估计用这两部每次乘四人的电梯追上追下把走错的人找齐就得花半小时，已来不及了。立刻采取措施：只派两人乘这部电梯上去追人，阿尔和我就留在接待厅等着。终于在两点三十七分，将我们全部十二人等齐，一起走向旅社新加的那一段楼。那里装设了新的电梯，一次可乘十二人。电梯滑溜地上升，使得我们中的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五年的老传教士赞叹地说：“乘这部电梯简直像没有动一样。”

　　的确如此，只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第五楼。我们从走廊通过三位特工人员的身边，进入卡特的客厅，只迟到了十分钟，受到卡特夫人的欢迎。这位前总统走进来，友好而愉快，以他的不拘形式的亲切态度立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心情放松。他阅读了三位尼泊尔教会领导人写的信，并立刻详细询问尼泊尔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况，将其回答用小型磁带录音机收录。卡特夫妇对尼泊尔基督徒弟兄姊妹表示真诚的关怀和同情，深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所感动。

　　于是卡特说：这天晚上将去王宫晚宴，他答应与国王讨论宗教自由的问题。自然，他不会施以压力与威胁，只是打算告诉国王，对处于少数派的基督徒的迫害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他告诉这几位尼泊尔人说不要对他的影响抱过高的希望，但他一定竭力帮助。

　　于是，尼泊尔人赠送了礼物，并照了像，卡特在倒着读那本新的尼泊尔文新约圣经。一位特工人员差不多将背仰翻出窗外，将我们全体十二人都照入像片中。之后，我们鱼贯走出房间，沿过道走进电梯。卡特共给了我们四十分钟。时间过得飞快。

　　当我们一进入电梯，我们就畅谈起来，兴高采烈。这次会晤真再好不过。三位尼泊尔人对答如流。信也写得特别中肯。我们回忆在会晤中的主要细节：预测卡特会晤国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甚至幻想尼泊尔政府会放宽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修改宪法。我们向三位尼泊尔人道贺，他们也感谢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会晤。我们讲述上帝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何格外开恩来促成这次会晤的实现。我们又重述了上帝施恩的许多细节，我们在初期所遭逢的沮丧、失望和最后的欢欣鼓舞。谈到这里，电梯门开了。

　　当我们挤出梯门时，有人叫：“嗨，这不是接待厅。”另一位说：“这又是第五楼。”

　　那位刚才赞叹新电梯的老传教士忙说：“我们早下到接待厅，但未出去，又不知不觉地被送回第五楼了。”

　　我们一直站在电梯里，长达五分钟，而不想去按那个下楼的电钮，还在畅谈着。

　　卡特的一个特工人员一直站在大厅内想为卡特准备电梯下楼。卡特已晚点二十分钟去赴下一个约会。如果不是这个特工人员来打开我们的电梯，谁知道我们会呆在里面谈多久哩？他指点我们按“L"电钮，一按就灵，我们很快就降落到接待厅。

　　第二天，《升腾的尼泊尔》报满载国王招待卡特的报导和照片。第三天报上刊登卡特离开前举行记者会的长篇报导。报导的大部分是卡特赞扬尼泊尔政府的言词，特别是人权方面(他显然指释放7200政治犯之举)。尼泊尔电台及其他期刊也肯定此举。但都未提到宗教自由和被迫害的基督徒。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似乎被出卖了。但，三天之后，有人给我们看一篇加尔各答《政治家》报(印度的主要报纸之一)的文章。文章的最后的四分之一详细报导了卡特在记者会上对尼泊尔基督徒少数派受迫害的谈话。他希望这种迫害即予停止。卡特表达了对限制宗教自由的任何政府政策的反对。卡特毕竟当众支持了我们！但是由于新闻检查，在尼泊尔没有人能知道。

　　在卡特访问后的许多月后，我们看不到尼泊尔政府对基督徒态度的任何可觉察的改变。而且，好几年过去，尼泊尔基督徒的困境更加恶化。教会所遭受的迫害变本加厉。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教会仍快速增长。这些尼泊尔的信徒们从基督里发现某种东西：他们的老宗教和现代的唯物主义是不能提供的；这就是新生命，为了新的生命他们心甘情愿受苦受难去争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