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纪念的星期，至今仍可留做我“最糟一周”的“候选”。这一星期中，我们忙于诊治两个年轻妇女的怪病，病情异常而且令人惊恐地加剧。两种病都诊断不出原因，从来没遇见这种令人困惑绞尽脑汁的怪病。
更难过的是：这两个女郎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至友和至爱的人。一个是尼泊尔难得的年轻女基督徒，另一个是我们医院的基督徒护士。这两位现正在我们眼皮底下病入膏肓，我们身为医护人员，却对之束手无策，连病因都找不出端倪。这样的病人有一个就够呛，而竟祸不单行，来了两个！
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厉害的流感侵袭了我们医院一半的人员，剩下那一半的大部分人不是也快传上流感，就是刚从流感痊愈。看护人员只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医院几乎处于“解体”状态。
这一周我们日常的门诊也特别忙，不仅有流感病人，还有一大批内科及外科的复杂问题。住院的就有五十个病人，病床不够，有的只好躺在走廊的草席上。但“重头戏”还是上述那两个得怪病的女郎。
两位女郎都是本周初病倒的，那位护士最初似乎害的流感，但病情恶化，高烧、全身剧痛，接着逐渐昏迷。我们千方百计诊治仍不得要领，就决定送她搭乘星期六的班机去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现在离星期六还得三天。我们担心她能否再存活三天，能否熬过坐抬椅去简易机场的四小时旅程。我们没法与加德满都的医生和教会联系，也没法与她的家人联系，那时我们所在地区尚无公路和电报。
那位基督徒女郎，二十岁，名叫玛雅(Maya)，出身于显贵的印度教家庭。她有两个特点：第一，她高中毕业，在山区一个女子有此学历，颇为罕见；第二，她是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地区一百万人中的几十个基督徒之一。在当时，在全尼泊尔，在高中毕业的女子中，能是基督徒的不会超过三到四个。玛雅人缘很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都敬爱她，她的生活是尼泊尔女子所追求的典范。
玛雅住院初期也被当作流感病人，但也不断恶化。
到星期五，我们对两位女郎的焦虑达到顶点。我们忙于为去加德满都的护士病人作准备：书写病情材料的信，找抬她的轿夫，准备要携带的药品包括静脉注射液和要携带的个人用品。护士长要陪送她从机场去加德满都。我们祈祷：第二天天气晴朗，来的飞机能着陆，以免在简易机场过夜。因为在那里过夜，条件不好，即使健康的人都难熬，更不消说一个重病的人。
就在星期五这天，玛雅的病情突然加剧。偏偏那天早晨，我要做两个外科手术，而我的同事海仑．赫斯顿要应付异常多的门诊病人。大约中午时分，海仑突然把我叫出手术室去看视玛雅，她几乎停止呼吸。她不能呼吸，抖动得像一个快淹死的人。我们想起前一夜她曾有一次这样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误以为这只是由于她对病的过虑所致。而这一次发作，病人完全昏迷过去，类似一种似是而非的呼吸麻痹。由于她已经濒临死亡，我们已来不及深思熟虑。几分钟后，玛雅挣扎减弱，昏死过去。
当前迫切的问题是：干点什么，还是呆着不干。我赞成不干什么，因为在当时安普琵琶尔医院，如果一个病人不能自己呼吸，必定已临绝路。我表现一个外科医生的冰冷客观的观点。但海仑的想法与我迥然不同，她要千方百计地延长玛雅的生命。她希望玛雅最终会自发复原，重新能自己呼吸。由于玛雅由海仑主治，我同意遵照她的意见办：即在气管里插入导管，用呼吸袋人工地助其呼吸。很快地玛雅又苏醒过来。
既然我们只有凭人工来助玛雅呼吸，也就有必要通知她的家人来此助一臂之力，因为没有别的人能有时间照看她，由于流感的袭击，我们已无足够的人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尼泊尔维修工自告奋勇来帮助玛雅，我们就安排他负责操纵呼吸袋。
于是，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二十几个亲友睁大双眼围绕着玛雅，维修工一抽一压地“泵”着呼吸袋，玛雅的兄弟不断地替她排除唾沫和其他分泌物，并用脚动泵吸管从口鼻中吸出胃里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玛雅始终保持清醒。
藉助维修工和亲友们轮流操纵呼吸袋，使玛雅能在整个星期五下午存活。在每个人的心头悬着的大问题是：我们要这样干多久呢？我在看完了四十个门诊病人后，也再来看视玛雅，希望她能不再靠呼吸袋呼吸。但每当我稍微停止呼吸袋的供氧，她就抽搐地喘气，发狂地示意我赶快助其呼吸。我这个“医生”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操纵呼吸袋的“机械员”，承担使玛雅存活的重责，直到在医药或灵性方面获得启示，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所有玛雅的基督徒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都来为她祈祷，唱诗，劝告和勉励。很难知道玛雅内心的活动，但我相信她理解在她身旁进行的活动，以及如果拔掉呼吸器插管将会产生的后果。
海仑已安排在下午四点钟举行特别祷告会，到五点时仍在似停非停地进行着。许多人实在太病、太累、太心烦意乱而未能来祷告，但凡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都经历了一个更新、振作(即使还谈不上启示)的时刻。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到上帝要使这个年轻女郎复原，但是不管怎样却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会这样做。我们都相信，他能，然而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这是另一回事。我们祈祷上帝给予智慧和引导，我相信我们已获得一部分----不管怎样，已经足够让我们使得玛雅居然一小时一小时地活到现在。
海仑和别的几个教友决定在医院守夜。到早晨我们将会再一次面对同一问题：能否拔掉插管？在百忙的空隙时间，海仑和我不断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玛雅稀奇古怪的症状。我们考虑了许多症候群，包括：延髓型脊髓灰质炎、严重肌无力与各种硬化症。我们也想到食物“中毒”，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尼泊尔能吃到哪些毒物，哪种毒物恰好能麻痹呼吸功能。可是玛雅本人及其家人不断否认她曾吃了任何有毒物品。
星期六早上瓢泼大雨，这可不是我期望来折腾我们有病的护士坐抬椅去机场的倒霉天气！轿夫迟到了两个小时，本来这样会错失机场的班机时间。实际上在这样的坏天气，根本就不会有飞机到达机场的。所有这些倒霉事注定这位护士要在机场过一个倒霉的夜晚。然而，由于“远虑”到：万一在机场那里现在并不下雨，或者中午在机场那里天气转晴而飞机居然能到达，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赶快送护士下山，但望在滑溜的山路上，她不致滑倒太多的次数。
再说到医院里，这时事件正在迅速地发展到作结论的时刻。关于这个不平凡的病人全靠呼吸袋供氧存活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地区，许多好奇的旁观者络绎不绝地到来，加大了看护玛雅的队伍。由于考虑到：她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外病人，又为所有认识她的人所热爱，此时此刻成了所有人们的忧心忡忡又全力以赴的紧张关头。但添加的不利因素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有的刚从流感脱身，有的又害上了流感。
我们决定根据玛雅家人的愿望来处理玛雅的窘境。她的家人看出我们虽竭尽全力而前景渺茫，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拔掉连接呼吸袋的插管，而让上帝决定：或者叫玛雅起死回生，或者收她归天。我们都聚集在她的病房，年轻的维修工还在抽压呼吸袋。经过久久的唱诗和祈祷，玛雅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告诉她我们的决定。她和玛雅谈了二十分钟左右关于天堂、关于主耶稣、关于他的赦罪和恩赐的事，这是感人心弦的场面。差不多室内每个人都在啜泣，连那些饱经风霜满脸皱纹素来跟她不熟的老人也是如此。
撤掉插管的时刻终于来临，家人要求先给她穿着打扮。所有室内的人，包括维修工，都走了出去。当家人为她穿着时，只留下海仑仍在泵动着呼吸袋。穿着打扮花了好长时间，也许参与的人下意识地在拖延那可怕的时间，或许是由于思想不集中，笨手笨脚，或者由于眼泪蒙住了双眼。悲剧的顶点，恰在此时，由于长时间受呼吸袋的推压，玛雅的肺突然破裂，在人们还未意识到此事的发生之前，玛雅已被呼吸器吹胀成一个气球。事到如今，拔不拔插管已无关重要了。
插管终于拔出来，最后几分钟的痛苦很快地过去：海仑坐在床边，呼吸袋仍搁在双膝间。玛雅最初还在推呼吸袋，虽然呼吸袋早已脱钩。于是她抓住海仑，一会儿又推打海仑，几分钟后，她昏迷过去，仍继续抓拿抽搐了许多分钟。当所有动作停止后，亲属们不发一言，把她抬出室外，停放在雨里。根据当地风俗，让尸体留在屋内是不合适的。家属们注意到：当玛雅活着时，应把她看作基督徒，没有干预她的教友们为她唱诗和祈祷。甚至在星期六清早，亲属本想为她举行印度教仪式也由于医院拒绝而作罢。他们对此也未抗议。但现在玛雅既已死了，她的家属就要负责处理她的后事。在医院结账后，他们用白布单包裹遗体，捆扎在两根竹竿上。然后，排成单行，抬着她，冒雨离去。
这时将近中午。我想，应该下山去机场看视那位教会护士的病情怎样了。由于断定在这样的风暴中班机绝不会到达，我就包捆了一些额外的静脉注射液，外加备用药品及注射器以免班机第二天上午还不来。于是作好出发准备，计划在飞机场过夜，于星期日清早及时赶回医院处理日常门诊事宜。
午餐并午睡片刻，我开始下山，三小时后天黑前到达机场，满身泥泞和水蛭。行程由于下雨而迟缓，山路变成滑溜的泥沟，我真怕滑倒，一滑倒就会一屁股坐在静脉液的瓶子上。使我惊奇和愉快的是，这个护士病情有所改善。机场的候机室被改成临时医院，而尼泊尔皇家航空公司办事处主任很客气地提供登机梯作为药品、静脉注液瓶和其它随身用具的橱架。
安排妥当，暂不需要我留在那里，我就去一个旅店里歇息----这实际上是一个茅草棚舍，墙是由小树枝夹干叶构成、泥土地、不平坦的板条床，屋内一股奇妙的气味——由烟、辛辣调料、动物体臭、像我这样未洗涤的人体气味的大混合。三张床靠放在一起，我居其中。
在我右边的那张床上，熟睡着两个头发斑白的人，其中靠近我的一个，朝着我的脸憋不住地咳嗽，每隔几分钟，就将积攒的几口脓痰很准确地毫不在乎地从两床夹缝中吐落下去。(一个月以后，他来院看病，已是肺痨后期)。比这位更胜一筹的是我左边床上的一位，他正鼾声如雷，是我闻所未闻的宏亮。一只被狗虱叮咬的狗在我床上与我共享一部分“良宵”。床下的空间为一群为数不少的鸡所占据，不时拍打翅膀，也许是响应床上的如雷鼾声，也许为赞赏床顶肺痨病友的大量脓痰，这美食有来必吞，甘之如饴。
与此同时，旅店老板大半夜都在和妻子与屋角里另一些妇女口角。因此，我自然没睡一小时好觉。最糟的是：臭虫足足叮了我二十几个大包。第二天九时回到医院，刚来得及诊视一个病人的穿孔伤寒溃疡，并动手术。
令大家松口气的是，星期日班机到达，省却我第二趟去机场看视病人。三星期后，接获加德满都消息，我们的教会护士病情好转，而且准备回院工作。
玛雅之死深深震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教友们同感悲痛但也体会了一次喜乐，这种喜乐是由于确信玛雅的痛楚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徒劳的：整个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在一起赞美上帝，由于这个勇敢的尼泊尔女郎的生活和她为上帝所做的见证，她曾经面无惧色地面对死亡，她的榜样冲击感动了整个社区，人们从她看到了“永生”。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死的影响远胜过她生的影响。
但星期日下午发生了两件事，无异于在我的肚子里爆炸了一个炸弹。第一件：邻近的一个商店的老板偶然宣称一星期以前，玛雅曾从他店里买走了两罐 “Dalf"。那是本地人购做杀臭虫的杀虫药，它的毒性与第二次大战中纳粹发展的一种神经毒气一样。第二件事：我们订阅的小季刊《医药协会季刊》刚到的一期上登载了一篇主要文章，谈到了三十一起“Dalf"杀虫药中毒病例，这是前一年在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里治疗过的记录，这篇文章谈到的病症与玛雅的病症一模一样。当我读到对这种中毒的治疗方法时，我的心往下一沉。其治疗用药是颠茄碱(Atropine)，这种药我们医院储存了很多。想到这点真令人丧气。玛雅动人的死竟退化为无意义的消极的自杀，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而救治她的药就在我们的手边！
不要多久，我们就了解到玛雅的自杀原因。她在成为基督徒不久就被她的家庭嫁给一个印度教的人，丈夫的家庭坚决反对她的基督教信仰。最初她不和他同居，但后来她不能再拖延不去她丈夫的家。即在要去的那一天，她买回而且服下“Dalf"。现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她所干的事的涵义。总之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逃避一种她认为必然悲惨的生活，而走向她预期必然喜乐的生活。从这点来说，谁能责备她呢？
但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我们的头脑徘徊不去。我们太热衷于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吹嘘我们的成就，动人地描绘基督徒为主耶稣基督所经受的试炼。但是，我们宁可锤炼我们的热忱和提防我们的妄想，我们是如此容易地沉溺在妄想中，妄图辩护和宣扬我们的传道事业。假如我们的工作仅能由肉眼所能看见的结果来判断，它将永不会站立得住。当我听到戏剧性的转变及震动人心的祷告回应时我就想起了玛雅，而且怀疑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我尚不曾闻悉。我们能轻松愉快地谈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获得新生、能力、和平、喜乐。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在成为基督徒时可能产生的窘境、失望和孤立。
不要误会我所说的。我并不为玛雅感到遗憾，因为我相信她已与上帝同在。而且，归根结蒂，这是作为基督徒的最后归宿。然而，她的死提醒我：福音是一把双刃的剑，我们需要竭力懂得：由于信主而受伤害是可能陷于软弱的。这意味着：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在宣讲福音时，应该尽可能适应他们的民族文化，应该预先估计可能发生冲突之处，在这样的冲突中，一个新信者可能变得软弱，应该竭力对其整个家庭作见证，使其保持与其社会的联系而不致陷于孤立。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信徒中培育一种更深刻的灵命，使其能靠主基督而把一切受苦当作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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