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不知从何处下笔. 我只好写写小的东西,个人的亲身经历. 大的方面我不说了.包括大气候和小气候,免得有更多的口水. 自己的经历,该是比较有说服力.难免有情绪成分和个人偏见在里面. 

 

记得六四学潮的时候,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个受了影响的人,但是我却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使用过募捐的一分钱.为何?因为骨子里对政权的恐惧,对人的恐惧,我是个思想非常激进的人. 但是一开始,他们就推举我当领头人,我拒绝了.出了事,谁来帮我?我们家里吗?没有钱,中国人民吗? 呵呵,那个太虚.

我却是个非常积极的人, 我做一切可以做的事,就是不担任任何职务.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是个心很野的人. 所以,从自我抱负的角度,小的官,对我不具任何吸引力. 因为演讲和募捐,我的嗓子都喊哑了,游行跑烂了至少一双鞋.当时空校期间,我是少数的留守者,负责打电报让同学复课.

因为我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也不想通过这场运动捞一笔.或者骨子里不相信美好,真的,别看我那么积极,但是我不相信能成功.我不是说自己先知先觉,我对很多美好的事,都有些悲观. 另外,我的个性,绝对不是当领导的料,我太了解自己了.还有一个,我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考研. 当时系里很多人,都拿我当精神领袖,大概是因为我观点激进,言辞激烈吧,而且口才也好. 一个年轻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是未必一定要当什么头.也许是因为这,我们系一直盯上了我. 我觉得做党务工作有时候很无耻. 真的很无耻,运动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甚至也参加,清算的时候,却拿个别学生开刀.

我的过错就是,太容易冲动,在深夜加班学习的时候,赶上了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我一个激动,和他们辩论起来,说实话,我当时读了很多政治学方面的书,尤其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书.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我也非常注意,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当时哑口无言,虽然当时加班学习的学生不多,但是我也由此一辩成名,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下子成为系里的名人.由此也和系领导结下了疙瘩.

亲身经历六四的学生都知道.当时那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几乎人人都参与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就没有必要和他们讨论了.我们系恰恰有学生党员和若干班干部,坚持不参加,我当时公开表示蔑视,这根本就不象是个年轻人.这似乎也结下了一些梁子.按下不表.

因为出身农家,我是个很实际的人,我热诚的支持参加这场运动,甚至于告市民书都是我写的.但是我不担任任何职务,参加募捐演讲,我演讲嗓子都哑了,但是从来不过问钱的事, 甚至连北京都没有去.为什么?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抓住把柄.

结果,在6月5号,知道北京的事之后的全校集会上,我又一次犯了冲动的毛病,第一个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呵呵,这成为唯一的把柄.就因为这,我考研系里都借口政审不让通过,害的我亲自跑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处分讲究证据,参加高自联的一大帮,去北京的更多,我区区一个演讲,实在在学校算不上什么.系里没有办法,只能强迫我在自己的档案里要写上"对社会主义不满"这句话.  而我们系参加高自联的几个头目,没有一个受处分的,何也? 都使了钱的缘故(至少是我怀疑). 这就是人性和原则.而且他们分配,竟然也都进了政府部门了.当时我真的对人性的有趣,以及所谓党的战斗力的问题,大为摇头,而不是今天才怀疑,那些入党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捞些好处罢了.而且有些学生参加学潮,也纯粹是投机.

但是,你却不能否定,这场运动当时的正当性,至于后来的演变,似乎人人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理由,问题是,你当时亲历了吗? 如果亲历,能说说当时自己的感受吗?要说真实的,当时的.别扯后来的事.

后来,大学毕业,因为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的晚,我已经到地方中学报到,要起档案和粮油关系,我把档案拿到自己手里好几个月,拆开档案看了,而且完全有机会重新做一份,当时想了想,实在没有什么必要,无非就是刻个萝卜章,或者找个私人,刻个章,改的圆圆满满的,现在档案扔在人才,人在国外,我早不管了. 也正因为闹学潮的缘故,我们校长就轻易放我走了,因为我这样的人,留着实在是个祸害,而实际上,我在到那个中学报到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铁哥们集团了, 小小的县城,兴风作浪不难.

后来参加工作,公务员不考,我就以主任科员的身份进到国家部委,因为关系够硬,这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且带团出国到美国培训,一次就呆过三个月之久,想借口留在美国太容易了.相反,很多公派出国留学逾期不归的,多是党员,不信你查查?呵呵.所以,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是特别喜欢交有主见有原则的人做朋友,奴才似的满嘴好话的人,却要分外小心.即使在这个部委之前,在残疾人联合会,我呆的也是要害部门,负责干部调配的组织干部处. 到是那些曾经想当官的,在六四中我那些很圆滑的同学,后来竟然没有一个混上来的,目前最多只是处级.

去年回去,同学聚会之后,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谈起另外一个同学时说,这个人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分配怎么会留在省城机关呢,这个同学,一脸不屑的说,当时他是主要的告密者!我听了一脸的愕然.当年毕业,我背着档案的污点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哈哈,他非常热心的送我走的啊.怪不得这次见面,我满脸真诚的向他道谢的时候,他竟然一脸的尴尬. 呵呵.

在毕业典礼的全系大会上,当时档案已经发回地方,毕业证书也已经在手.我就公然坐在第一排,而且光脚蹲在前排的桌子上,听党总支书记做最后的毕业动员.党总支书记气的满脸通红,整个系,也没有人把我怎么样? 至少我也扬眉吐气了一番,这象在那场运动中犯了错误的学生吗?  我们下一届的一个小师弟,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听说,他仅仅因为在黑板上写了"千万不要忘记六四"几个字,就被系里开除学籍了.

一场运动,不能因为站在风口浪尖有几个小丑,就否定它当时的正当性,这场运动,对我而言,学习了实在太多的东西,对人性,对制度.后来,我就对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不能太相信法律,更不能相信制度,要更相信个人关系!

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是个非常成功的律师,我偶尔聊起做生意的事说,一个朋友曾用一个破书包,背了十几万现金见客户,没曾想,他也淡淡的说,他经常带几十万的现金给法官,一起分钱. 书呆子,迂腐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成功的.

至于我自己,在人格人是个分裂的人,在思想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绝对的能同流合污. 该怎么干怎么干,不然,在中国,你将如之奈何? 进监狱还是喝西北风? 或者做那个血染馒头的夏瑜?

生活中到处充满滑稽与反讽,我自己不过是个例子罢了.毕业之后,从来没有回过我们系,更不用说和那些领导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