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路线错误问题

1930年5月邓小平由东兰到河池和陈豪人会合。这以后，邓小平是前委书记兼七军政委；张云逸为七军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七军党的组织：……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

关于路线错误：

陈豪人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关于七军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立三路线”认识到：“邓拔奇从中央来，正是‘立三路线’全盛时代，他带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精神，向七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因此，……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中央南方局给七军的指示，是要七军在夺取广州，完成南方革命胜利的总路线之下，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

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如实写道：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了立三路线……”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谈到立三路线时，承担了责任：“……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收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但毛毛书中却说：“ 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毛不顾事实，将责任全推给邓岗和陈豪人，有失公正。

邓毛毛还写道（会议时间在1930年10月）：“在会上，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坚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主张。”毛毛又写道：“……这时中央代表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邓小平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但从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就是在毛毛的书中，也有这样的诉述：“最后，在会上，父亲提出，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隔着一条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然后再打柳州。这一意见取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意。”

由上可见，邓小平领导的前委虽有意见分歧，但仍然执行的是以攻打大城市为中心的立三路线。

顺便再说一下，毛毛描写的领导层的“矛盾尖锐”情况，与事实不符。

尽管党内意见有分歧，但邓与陈的工作还是配合得很好的，在右江，邓小平、陈豪人深入基层，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有的县“……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也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

可看出，邓对陈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更不存在毛毛书中所说的“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p.261）。

曾有不少论著认为30年11月上旬邓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经考证，认为当时邓小平并没有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  中共党史研究1994.1期）

自1930年5月份邓小平和陈豪人河池会合之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职务。河池会议以后，邓小平更是兼任了红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的政委，根本就不存在红七军的领导权被剥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