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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按：作者所谓的揭秘，实际上并无秘可揭。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早已经是路人皆知，广西的党史工作者也都心知肚明，有关部门之所以仍然这样子去颠倒黑白，说到底还是当地政府为了多从中央和省里面多拿钱。不但广西的百色这样子做，就是贵州的荔波，也这样子弥了良心去瞎说，把和邓小平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所谓的榕江大捷，都说是邓小平临去上海之前留给红七军的锦囊妙计！]。
作者: 重建工农红军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极尽精明、奸滑和狡诈，只能用如此形容来概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小传》中提到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后，看到胜利无望，就以向中央汇报为借口逃之夭夭，既避免了承担责任、当叛徒的风险，又保全了性命，非常正确！笔者是广西人，所知道的种种有关邓小平在百色起义中的传闻还更卑劣。
实际上，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是张云逸、邓小平、陈豪人、李明瑞、俞作豫、韦拔群和李谦等，还有一个后来成了大叛徒的龚楚之（所以很少提起），这段历史在党史和军史上均有重要的一页。当时的情况是，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爆发了第一次蒋桂战争，在蒋介石的收买和离间下，桂系军阀终以败北而收场，桂军狼狈退回广西，李宗仁避走香港，广西局势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广西举行革命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爆发后，令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感到极为震惊和恐慌，刚才还打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反动势力立即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反扑，龙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红八军转入百色与红七军合并。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起义军与进剿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互有胜败，其中数次退往贵州避险。由于百色地处广西边陲，周围的反动势力强大，附近又没有可供依托和互为呼应的红色根据地，红七军的处境日趋艰难。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红七军北上进入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
红七军北上，其实就是一次小长征，整个行程约有一万二千里左右，其中的艰难险阻并不亚于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时的情景。起义环境好时，邓小平风光体面，尽显中央特派员的风采；红七军处于逆境时，邓小平悲观动摇，几次借口向中央汇报想要逃之夭夭。实际上，在百色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两次在关键的时刻离队，都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在即将举行百色起义已经处于倒记时状态了 ，从上海来了一封电报，说邓小平当时的妻子张锡媛已经临盆，邓小平得知后，什么百色起义这样的大事都不顾了，立即借口向中央汇报起义情况不顾一切地溜之而去，待中央知道去电制止时，邓小平已经提前一天走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中央派来的交通员龚饮冰带了准备起义的材料赶回中央汇报，刚刚离开，邓小平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又要去向中央汇报。同志们也认为在即将举行起义这样的紧张时刻，邓小平要离开也不妥，都在苦苦挽留，可是邓小平就是不管不顾，甩手而去。对于邓小平这种个人私念大于革命利益的恶劣行径，红七军前委曾在1930年1月专门通报了中央。实际上，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同志们在与敌人浴血奋战时，邓小平此时正在上海的家里携妻抱子，乐悠悠地尽享着天伦之乐呢！电影和电视剧《百色起义》里编造了邓小平在百色起义胜利时身着军装、扎着红领带站在台上向起义军将士和革命群众慷慨激昂地讲话，完全是篡改历史的胡编乱造！
百色起义两个月后，邓小平方由上海返回百色，此时龙州起义也已爆发，邓小平是在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八军政委。百色起义时，起义部队没有政委一职，只有政治部主任，由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豪人担任，何来什么“邓政委”。邓小平由上海返回百色时的形势是，由于执行了左倾的“立三路线”，红七军奉命攻打南宁，战斗失利，刚退回百色；龙州起义在敌人四个团兵力的进攻下，起义失败了，红八军被敌人打散，邓小平赶去正好收拾残局，将红八军余部带回百色，并入红七军。经中央批准，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离开广西河池，经黔桂湘交界地进入湖南，沿湘桂边界前进，拟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敌人判断出红七军的意图后，急忙调集重兵拼命堵截，红七军且战且走，损失也相当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截击，红七军被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由于红七军已经接近了中央苏区，敌人极为恐慌，更加疯狂地阻截，因此战斗极其激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声称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在没有告诉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的情况下，只是和两个人说了一声，然后换上便服匆匆地溜走。邓小平的离队，给红七军的军心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此时红七军的处境极为险恶，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正被强敌围困在江西崇义，而被截在河那边的红七军另一部，正在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苦寻渡河时机，邓小平此时离队，影响可想而知。所幸张云逸、李明瑞两将军指挥得力有方，红七军将士英勇奋战，红七军的两只队伍终在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对邓小平在红七军正处于艰苦的情况下突然离队，广大红七军战士一直都有质疑：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传达到邓小平本人，而且谁也没见过那份要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央指示，只是邓小平自己口头说的。何况邓小平一去之后再也没有任何音信，以后也不见中央对红七军有什么相关的新指示，两只红七军队伍都是在各自为战的情况下，自己想办法进入中央苏区的，以后邓小平与红七军再没有任何瓜葛了。早在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以及延安整风、党的七大上，一直都有红七军老战士对邓小平的离队提出质疑，怀疑邓小平有贪生怕死和逃兵的嫌疑，邓小平无论如何自我辩解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下，对邓小平这种行为很难腾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证据并进行审查，而且关键的证人李明瑞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军长张云逸在邓小平溜走时不在场，很难证明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邓小平就愈来愈有利。红七军老战士尽管强烈质疑，确实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邓小平溜走的时机把握得极巧妙，明明是贪生怕死当逃兵，却让人奈何他不得，其奸滑在年纪轻轻时就已经炉火纯青。不过邓小平这次不光彩的溜走，也成了他长期的忌讳和心病，自己也不得不多次承认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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