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一座石库门楼房里，8位青年人围坐在一起，经过热烈的讨论，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诞生，担任青年团书记的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

（一）

俞秀松，又名寿松，宇柏青，1899年8月1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浙江诸暨大桥乡溪埭村。俞姓在当地可算是一个大族，周围几十里均是俞姓聚居。父亲俞韵琴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俞秀松兄弟姐妹8人，主要靠父亲教书收入维持生计，家境比较清贫。父亲为了供长子秀松上学念书，负了许多债。俞秀松自知读书不易，从小就勤奋学习。他早晚放牛，白天在本村的行余小学读书，中午还要抓紧时间割草。有一天早晨，天下着雨，俞秀松不知不觉睡过了头。他放牛回来，已来不及去上课，就自责地使劲拔下一束头发，以此作为对自己“恋枕”的警戒，表示今后发愤读书的夹心。以后，俞秀松又来到离家40里路的临浦小学念高小。

1916年，俞秀松17岁，他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取了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当时的浙江一师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浙江一师，俞秀松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本新到的杂志，如《新青年》、《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从中汲取思想的营养。他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心学校里的问题，经常和同学开展讨论。浙江一师校园里新建了一座明远亭，里面安放着石桌石凳，供师生们休息，环境非常静谧。每天吃过晚饭后，他约集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有时他们便在明远亭座谈“现在中国怎样受人欺凌，为什么会受人欺凌，怎样才能不受人欺凌”等时事问题，热烈争论着反日爱国、未来社会改造等问题。俞秀松无论对什么事总要追根究底，问个为什么，所以，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善意的绰号“三W主义”[即英语中谁(who)为什么(why)怎样(how))。他和同学“理论上虽时有争论，然感情上毫不介意”。

有一天，俞秀松和同学一起坐船到杭州雷峰塔前月下老人祠去玩，碰见一个“香火”告诉他们，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人士常到这祠里商议推翻清朝的国家大事。他还拿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王金发烈士横躺在草丛中被害的照片给同学们看，俞秀松看了深受感动，推翻旧制度、爱国牺牲的思想开始萌发。

在浙江一师学习期间，俞秀松广泛地拜访有声望的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他通过陈独秀的介绍，结识了曾执教求是书院的马一浮先生。马先生在本世纪初曾留学美国，精通五国文字，是国内最早接触《资本论》的人之一。从他那里，俞秀松请教了什么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学基本原理。（1）

1919年，俞秀松在家里度过寒假以后回杭州，大弟俞寿乔送他上船。路上，俞秀松对大弟说：“我这次出去，对家里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对父母也无力来孝敬。我曾说过，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一定。父母年纪大了，弟弟妹妹还小，你是家里唯一主要劳动力天里活全靠你，你的担子不轻。”临上船时，他又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再回来。”俞秀松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二)

1919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杭州。之江大学学生率先响应，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5月10日晚，各校学生齐集于设立在浙江一师校内的省教育会，俞秀松主持了这次会议（2）。会上作出三项决定：第一，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第二，函请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货；第三，声援京沪学生，5月12日举行示威，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

5月12日上午，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人齐集湖滨公园，召开大会。会后列队游行，一路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俞秀松和宣中华。5月底，杭州全市学生举行罢课。随后，由浙江一师学生发起组织杭州学生联合会。学联以一首雪耻歌作为会歌，表达了学生激愤的心情，歌词是：

二十一条亡国密约，至今不能取消。
山东亡矣，青岛亡矣，可怜国本飘摇。
风帚不殊，山河易色，吁嗟禾黍苗苗。
懿欤同胞，懿欤同胞，雪耻端在今朝。

学联还组织了不少宣传队到全市各处宣传。俞秀松带领十多位同学，拿着小标语旗先后到市内几个热闹地段进行宣传。俞秀松站在板凳上，把中国受列强欺凌的形势痛述一番。他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日本欺负得够苦了，卖国贼同东洋帝国主义订立廿一条，害我们。现在帝国主义又侵略我们山东，不久就会象对朝鲜一样，把我们中国并吞了去。我们一定要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不买东洋货。末了俞秀松当场提出了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具体办法。俞秀松讲完，市民们跟着他一起喊起了爱国口号。

这年暑假前后，“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运动逐渐向着新文化运动发展。在浙江一师，学生们组织了“书报贩卖部”，每天到西湖边公众体育场去推销各种进步书；川。其中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周刊。就在这一年八九月间，以浙江一师为中心，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查猛济、夏衍等邀集各校20多人，通过阅读《新青年》和给这一杂志通讯的关系，开始集合起来，筹备出版《双十》旬刊。刊物的经费主要由同情学生的陈望道、刘大白、夏丐尊、李次九及沈玄庐提供。取名“双十”的意思是纪念辛亥革命。《双十》出了两期之后，决定吸收更多的人参加，改出周刊，并将刊名改为《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每期四开四版一大张，它以观点鲜明、言论犀利著称。俞秀松等在发刊词中公开宣布了这个刊物的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在这篇发刊词的最后，明确指出：“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这篇发刊词虽然在办刊同人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从《浙江新潮》的内容看，俞秀松和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却是很明白的。在《浙江新潮》第一期上，转载了日本《赤》杂志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

《浙江新潮》的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但是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俞秀松他们却片面地认为改造社会首先应从改造家庭制度入手，只有把家庭制度推翻了，才能建设一个新社会。与此同时，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由施存统所写的题为《非孝》的文章，激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制度。文章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北洋军阀连下禁令，指责该文鼓吹“非孝、废孔、共产、公妻”，势必“贻害秩序、败坏风俗”，下令取缔《浙江新潮》，追查进步学生。在这种形势下，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已不能留在学校了。此时，俞秀松与同学周伯棣等人也正为父母的包办婚姻感到烦恼。因此，他们决定出走。

（三）

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思想大变动的时期。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个人和国家的出路，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农村的青年涌向城市，中小城市的青年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的青年涌向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青年则奔向国外”的大流动状况。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桎梏之下的青年人，在刚开始接触外来的各种思潮时，不免良莠不分，把一切都当作社会主义思潮接受过来。1919年底，一部分先进青年受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的影响，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俞秀松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立刻去信报了名。临行前，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支援路费。信的开头，他称父亲为“韵琴同志。”父亲对这一称呼既陌生又生气，只汇了一块钱去，回信告诉他说，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俞秀松在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准备好行装，凑了点路费，顶着凛冽的寒风，从杭州千里迢迢赶赴北京。

俞秀松到北京后，经过陈独秀的介绍，于1920年1月10日加入了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3）俞秀松是抱着美好的理想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入团第一天，他穿着临行前同学送的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像，留作纪念。他说：“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参加工读互助团的都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他们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他们朦胧地希望将来变成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小团体，大联合，达到大同世界。而俞秀松和施存统等工读互助团的急进派的主张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们在团内提出要试验新社会，认为社会一切罪恶都是由私有制产生，必须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并获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工读互相团的成员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经营食堂等事业。俞秀松则参加抄印讲义，川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同时在北大第一院哲学系旁听胡适、蒋梦麟、周作人的课。但是，好景不长，由工读互助团成员开办的食堂，由于缺乏经营的经验，不过三个月就亏了本。再加上领导不力，成员之间意见分歧，造成经济恐慌，工读互助团于是宣告失败。3月23日，第一组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接着，二、三、四组也相继解散。到1920年下半年，各地工读互助团也先后解散，销声匿迹了。这年3月，俞秀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团，现在生活非常难以维持，因为现在社会制度的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所以我们决计就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在俞秀松的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俞秀松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要拿工读互助团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在社会未改造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去改造社会一部分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俞秀松认为‘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主张用急进的方式去改造社会。在致好友的信中，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是甚样的社会?中国的人是甚样的人?我们处在这种社会之中，和这般人而谈改造，不用急进的方法——好方法——无论如何不成功的。现在的人都怕急进的方法，徒使社会乱而不安的。……我认为我们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就是使社会愈闹得利害愈好，惟恐我们的方法还不能使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呢！如果全世界能够大闹起来，那是我所更加欢迎了”。俞秀松庄严地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原(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4）

(四)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乘火车离开北京赴沪。俞秀松到沪后，即由李大钊介绍，在白尔路三益里的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虽然他认为“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14人，主张都极彻底”，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履行自己做个“革命家”的义务。不久，他“改名换服”，离开了《星期评论》社，来到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做工去了。实践他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

在厚生铁工厂，他与工人师傅朝夕相处，对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境遇，深感愤懑，他同时还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力量的强大。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到中国。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由陈独秀邀集各界人士同魏金斯墓进行了多次座谈。俞秀松曾在这段时期给魏金斯基作过一段时间的助手，并参与了陈独秀组织的座谈。5月，俞秀松参加了由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这一时期，俞秀松在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8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俞秀松是发起组的成员之一（5）。俞秀松参加了《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工作。据英译本的中文译者1921年的说明：“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一宣言的制定，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各地小组成员，促进了建党工作。俞秀松积极参加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界》的编辑工作。这一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在9月出版的《劳动界》第四期和第七期上刊载《本社特别启事》，内容为商讨出版《上海店员周刊》一事，第七期的署名为“秀松、汉俊、独秀”。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团结汇聚在上海的革命青年，决定派俞秀松等出面组织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俞秀松日夜为青年团的工作奔波操劳。他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并将他起草的一些团的文件送交当时在党中央工作的李达同志审阅。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8月22日成立以后，长沙、武汉、北京等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起了发起和指导的作用。1920年10月，陈独秀曾给毛泽东寄去社会主父青年团章程。武汉建团过程中，也收到过以“秀松”署名的联系指导信件。

为了帮助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政治觉悟，团内每周有一次报告会，内容多半由党内决定，常常由俞秀松主讲。俞秀松还经常带领青年团员参加党的发起组的活动，组织工会，办工人夜校，参加工人运动，为刊物撰稿。到1921年上半年，在沪团员发展到200余人。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团组织于1920年9月，在团的机关所在地霞飞路渔阳里6号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开始招收英、俄、日语三个班的学生。学社由杨明斋负责，聘请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等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攻读俄语。这一公开对外的外国语学社，既是党团组织工作的地方，也是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都曾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

由于俞秀松主持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出色，受到了青年共产国际的赞扬。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在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中，称赞“上海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俞秀松作为上海社会主艾青年团的代表，被青年共产国际邀请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3月29日，俞秀松自-k海乘车北上，前往他梦寐以求的苏维埃俄国。他这次赴苏俄，除了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外，还负有联系选派一批青年留苏学习的使命以及借此机会弥补自己的“知识荒”。

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各国有48个青年组织的13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俞秀松参加了这次大会。在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第一次向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关注。会后，俞秀松曾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俄期间，俞秀松积极联系办理外国语学社学员留苏事宜。从1921年4月起，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的学生，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华林、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卜士畸、蒋光赤、曹靖华等分三批先后赴苏，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1922年3月，俞秀松离苏回国。这时，先期回国的张太雷已根据青年共产国际指示和党的决定，着手青年团的恢复整顿工作。俞秀松一回来即接受团的临时中央局的指示，赴杭州建团。4月14日，他在写给团的临时中央局方国昌(施存统)的信中说：“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此事，大约本曜臼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次日，他又写信说：“S·Y，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只师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在十七八人头。议决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会”。紧接着，俞秀松在4月20日用明信片报告说：“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二十七人。’杭州青年团组织建立以后，俞秀松兼任书记，并发展了赵并欢等数人入团。杭州青年团还创办了一份《浙人与世界》刊物，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

在杭州筹建团组织的过程中，俞秀松曾与宣中华、沈定一等在杭州太平门外，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就读的学生有黄包车夫、泥瓦木匠、机织工人以及男女菜农等约五六十人。教育内容有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反对封建礼教、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及团结就是力量等。俞秀松在讲课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同旧社会作坚决斗争。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15个地力。团组织的25名代表，俞秀松以上海和杭州团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次团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团的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俞秀松被选为团中央的执行委员。

（五）

1922年8月17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俞秀松在对待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共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他认为，国共合作不等于国共合并，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有各的纲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数月之后，他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协助国民党开展改组工作。俞秀松坚决拥护、积极实践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政治纲领，于1922年10月来到福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叛军陈炯明的北伐军，任东路讨贼军许崇智参谋处一等书记。他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意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穷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穷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父亲，我自己感觉在社会上种种苦痛，并且感觉着社会上和我们同样苦痛或更苦痛的许多人，驱使我的良心不得不去打破这种苦痛的根源，决计此后在军界上活动，暂时自己只可忍受些苦痛，……使中国人大家脱去苦痛而登于和爱快乐的境地”。俞秀松并且表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6）

在福州期间，俞秀松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上的事情外，对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抓得很紧，浏览各种军事书籍，以充实自己的头脑。

俞秀松在福州积极帮助筹建当地的青年团组织。他一到福州，就同从上海回来的青年团员陈任民接上了关系。经过商量，认为要做好福州的青年工作，建立团组织，首先必须团结进步青年和学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认识。因为当时的“福州青年素来是干涉外交，不干涉内政的，全副精神都是拿去对外的，脑筋非常陈旧简单，没有新思想，和他谈起社会主义，他看作是一件奇事，他决不感到阶级斗争。”在俞秀松的帮助下，陈任民等发起组织了进步社团“民社”，并创办了《决冲》周刊。所有这些活动，为后来福州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4月，俞秀松回到杭州，担任了国民党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他在青年团杭州地委的改选中，当选为候补委员。月底，俞秀松以双重身份赴绍兴、宁波组织青年团和视察这一带国民党党务。6月6日，他写信向团中央报告了在绍兴、宁波两地开展建团工作的情况。他根据绍兴青年运动的具体情况，要求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员中，加强思想工作，并吸收“富于革命精神的分子，努力推销《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以利于转变他们的思想。在宁波，他分别逐个与当地党、团员联系谈话。经过商量，决定建立宁波地方团组织，恢复并扩大宁波学联，在当地《宁波评论》刊物“介绍新文化、新思潮，反对非科学的旧思想。政治上以反帝和以同民革命的口号为目标”，并注意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俞秀松还根据宁波教会学校的特点，提出要开展教会学校学生的工作。9月，团中央决定俞秀松和张伯简为团江浙皖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样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冯军改称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倡议召开国民会议。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北上宣言。为了促成国民会议的实现，中共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先后在各地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党中央指派俞秀松担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主任，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俞秀松与邵力子、陈望道(后改为施存统)三人很快起草了《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什么?》的小册子，发行到全国各地，作为党指导各地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会议有三个意
义，第一应该是国民会议，第二应该是由国民所掌握的代表会议，第三应该是为国民的利益的会议。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是中国国民从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军阀宰割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激起巨大反响，短短的几个月内。各地响应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竟达30多处。俞秀松夜以继日热情接待各地促成会的代表，并及时汇总各地意见向组织汇报。

1924年12月15日，俞秀松担任了新成立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正式委员。12月25日，俞秀松主持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指出，北京临时执政府上台以来，种种举措如尊重列强条约，主张善后会议，起用安福系祸首，反对取消清室优待条例，预备承认参战借款等，没有一项不是祸国殃民、丧权伤财之恶政，只有真正国民奋起自决，才是出路。他提议，民选市长、反对由政府委任督办、会办。

1925年5月15日，日本工头枪杀了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上海各界的极大愤怒。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传联席会议，提出要联合各学校、各团体统一行动，开
展斗争。会议决定由俞秀松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全市国民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俞秀松不辞辛劳，起草宣言、通电，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参加公祭顾正红等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俞秀松又积极参与发动全市罢课、罢工的斗争。

（六）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赴苏联学习。这天，俞秀松身穿一套咖啡色的中山装，在轮船码头与前来送行的张秋人、钱希钧告别。俞秀松再一次向张秋人交代工作。他提出要抓住五卅运动以后的大好时机，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团的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在工厂和大中学生中培养妇女干部。俞秀松握住钱希钧的手，勉励她“好好学习，回来再见！”

上船以后，俞秀松作为这批留苏学生的领队和党支部负责人，立即召集团员开会，告诉大家在路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这批到苏联学习的大多数是初次出门的年轻人。船一班日本海，狂风巨浪扑面而来，不少人开始晕船呕吐，吃不下睡不着。俞秀松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出来组织大家同海浪搏斗。他走上船头，站在甲板上，大声疾呼：“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象大海一样辽阔，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在俞秀松的鼓动下，大家精神抖擞，激情满怀唱起丁《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在大海上回荡。

轮船继续向海参崴前进。在航行了10天之后，恰逢苏联十月革命8周年纪念日，在这艘苏联船上的中国学生和苏联船员共同举行了庆祝会。由苏联船长主持庆祝会，他讲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接着一位朝鲜女同志发言并翩翩起舞。俞秀松被大家推举代表中国学生发言。俞秀松在讲话中热情赞顷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表示，我们此次到俄京，决心对于革命理论方面要好好研究一番，来指导我们的中国革命。他的讲话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中国留苏学生在海参崴上岸。在休息的间隙，俞秀松又组织大家同当地中国居民开子一次气氛十分热烈而亲切的联欢会。从海参崴开始，学员们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由于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苏联的煤炭供应比较困难。火车靠烧木柴开动，行车速度比较慢。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几千公里的路程走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一路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在漫长的旅途中，俞秀松让大家编队分组，有的负责购买食物，有的负责打开水，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饭吃有水喝。经过舟车之劳、风雪之苦，终于在11月底到达了目的地——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大多数不懂俄语。由于语言的障碍，直接影响了教学进度。学校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才，就从备班学生中挑选出十多名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编成用俄语直接听课的俄语班。这个班的主要课程是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每科都配备了专门教师。教学方法是先由主讲教师定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书、参考书，然后由教师在课堂上作一概括的简单引言之后，让学生自己分头去准备，定期集中讨论，最后由教师归纳作结论。列宁主义课由剐校氏米夫主讲。在其他课的讨论时一言不发的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讨论时，显得异常活跃，经常抢先发言，以引起米夫的注意。王明的这一做法，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每到小组讨论发生分歧、争论不休时，米夫就指定让克劳白夫(王明的俄文名字)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受宠若惊的王明就站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学校墙报上署名“绍禹”实为“米夫”意见的文章多起来了。王明对国内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却经常在同学中夸夸其谈，引起大家的反感。为此，俞秀松曾找王明谈过话，王明却因此怀恨在心，认为俞秀松是老革命，看不起自己。这样无形之中形成了王明与全班同学的对立。以后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成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主席，很快被吸收入党并转为联共党员。但王明在中国党内没有地位，他认为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老资格的党员是他向上爬的障碍，必须予以扫除。而副校长米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将王明作为自己的得力干将。这样，王明与米夫勾结，在中山大学内形成—个宗派小集团。

俞秀松是早期中共党内具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党员，他秉性耿直，作风正派，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对玩弄手段耍阴谋企图往上爬的王明(陈绍禹)很看不惯，常常因不同意王明的观点而与之发生激烈的争论。中国国内党组织曾派一批上海的工人到中山大学学习，擅长搞宗派活动的王明本想拉拢这批血统工人，无奈这批工人同志对王明吹牛拍马、投机钻营行为十分不满，在一次支部大会上，他们对学生公社提了很多意见。王明一气之下，便说他们反对党支部，说他们文化低，让学校开除他们。这批工人同志不服，便向学校和共产国际告发。俞秀松同情并支持工人同志，这样更加深了王明对俞秀松等人的仇视。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了列宁学院。俞秀松虽已离开中山大学，但是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人，竟然捏造罪名，说他们在中山大学内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集团“江浙同乡会”，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三人是这个同乡会的头头。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说成是“江浙同乡会”成员。列宁学院的教务长凯萨诺娃，是共产国际苏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她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尊重，同时也对米夫与王明的宗派活动不满，支持俞秀松等同志向共产国际上告。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宗派集团在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俞秀松等人对王明一伙宗派活动的所作所为更为不满，并加以抵制。

1933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人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做中国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那时，从东西伯利亚一直到海参崴，都有中国工人在煤矿、金矿、伐木场工作。俞秀松还担任苏联远东边区党委的报纸<<工人之路》的副主编。

从1925年到1935年，俞秀松在苏联生活、学习、工作了近十年。他在那里刻苦攻读马列主义，同时也十分关心国内人民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他在一封信中说；“回想国内一般人民的生活情形，连年天灾人祸，不禁忧从中来。民国扰攘十六年，不知政局将于何日澄清，使人民得享太平之乐也?”俞秀松虽然离国数年，但“无日不忧念祖国”，决心“努力研究学问，以为将来社会之驱使。”（7）

（七）

1933年4月12日，在中国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发生了推翻金树仁反动统治的政变，盛世才依靠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就任临时新疆边防督办。随后，他又依靠苏联政府的帮助，先后击败了张培元、马仲英部的进攻。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盛世才伪装进步，以“亲苏”，“拥共”面目出现，先后公布了“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实行农村救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为内容的“八项宣言”和“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笼络人心，骗取苏联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请求苏联政府派遣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专家，顾问来新疆工作。1935年5月，苏共中央先后派遣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工作。

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寿成，着手做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从1935年到1938年，他整整在新疆工作了近三年。俞秀松入疆后不久，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反帝联合会，除了由盛世才担任会长外，其余各部部长分别由中共和联共党员担任。俞秀松担任了秘书长，主持反帝总会的日常工作。

在俞秀松等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反帝总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工作日益活跃，各地各界大批青年踊跃入会。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教育会员，反帝总会决定出版会刊饭帝战线》并组成了以俞秀松为主编的《反帝战线》编委会，俞秀松亲自为会刊撰写了《辛亥革命的教训》等重要文章。在俞秀松主持下，《反帝战线》经常发衷介绍社会主义苏联、介绍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形势的文章，积
极配合反帝总会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在广大会员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现论骨干，推动基层组织的学习，反帝总会经常举办各种训练班，每期30一60人，参加学习的都是从新疆各区、分会的干事或小组长中选送的青年积极分子。学习内容除了以盛世才名义编写的《政府目前主要任务》、《六大政策教程》外，还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列宁主义问题、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帝国主义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问题、青年问题、组织与宣传、反帝会章程、国际时事等，俞秀松亲自为学员讲课。

在俞秀松的主持下，反帝总会积极组织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线。1936年11月，日本侵略军与蒙奸勾结，大举进攻绥远，受到绥远军民的英勇抵抗。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绥远军民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百灵庙。这一胜利消息在12月初传入新疆后，俞秀松立即在反帝总会举行会议，决定召开绥远抗日报告大会，发起第一次抗日募捐运动。七七事变以后，发动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已成为反帝总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俞秀松在新疆期间，为实现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化费了很大心血。他认为，新疆不讲民族团结，什么事情也搞不上去。因此，他在盛世才提出的五大政策基础上，建议加上民族平等这一条，成为六大政策。他还经常和包尔汉、沙里福汉、满苏尔、满汉王以及加尼牙孜、大阿訇等少数民族领袖交往，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

1937年2月，俞秀松在新疆蒙族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报告。（8）报告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族问题是新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新疆在四·一二政变以前和以后的民族问题，第三部分是拥护新政府的民族政策，第四部分是切实正确地执行新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新疆各族人民永久和平的保证。5月，《新政府民族政策》作为反帝总会丛书之一，由新疆日报社出版发行。为了帮助和启发读者进一步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书后还专门附有41个思考题。在这份报告中，俞秀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详细阐述了新疆自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成绩，并把民族问题提到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来分析。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枢纽的观点；必须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的观点；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用发展经济和文化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观点；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观点。就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也仍然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光辉的非常有启发的观点。

为了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俞秀松倡导开办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他曾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新疆民族文化发展方针”。他认为在新疆发展文化教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师资，因此他倡导扩大师范教育，从南疆召来几百名民族学生送入师范学校学习。

俞秀松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省立一中校长，为培养青年一代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在学校把马列主义列为必修课。省立一中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校长俞秀松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问题”。他谆谆教导青年学生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意志。在新疆学院，他亲自讲授时事政治、民族问题理论。他还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的前途”、“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肩负的任务”等专题向学生作报告。

由于俞秀松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新疆的积极工作，也由于他所主持的反帝总会已成为组织严密、机构健全的政治集团，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会务工作日趋活跃，团结了大批进步学生和青年，影响日益扩大，使盛世才感到惊恐不安。1937年10月，惯于玩弄政治权术的盛世才乘苏联进行肃反之机，致电斯大林、莫洛托夫，声称新疆已查获以日寇、托派及乌孜别克民族主义者为背景，受日寇经济支援，在新疆从事颠覆政府、策应日寇、破坏中苏邦交，切断国际救济反日战争路线等活动的阴谋组织。此后不久，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又诬陷俞秀松等人是托派分子。（9）于是，一个毒辣的阴谋形成了。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俞秀松到新疆学院和省立一中检查学生夜自修后回家。刚走进家门口，只见门外停着小汽车，盛世才派来的4名卫兵手提马灯，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谎称督办有要事相商，请秘书长立即就去。俞秀松预感到情形不对，平时盛世才找他都是先打电话通知，今天为什么事先没有通知，却派汽车来接?他镇定地对正在复习功课的妻子说：“你早些睡吧，我去看看再说。”盛世才派来的卫兵把俞秀松骗上汽车后，立即将车直接开到监狱，把俞秀松关了起来。盛世才同时大造舆论，胡说俞秀松参与了一个与托派有关的阴谋暴动。

几天后，经过反复的斗争，俞秀松的妻子终于被允许前去探监。妻子把所谓“参与阴谋暴动、与托派有关”的谣言告诉俞秀松他听后坦然一笑：“莫名其妙，我在入党时就表明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早期参加党的同志和在苏留学的同学都了解我。我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要实现我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与托派有关。这完全是诬陷。”他还勉励妻子“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10）俞秀松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就在盛世才将俞秀松逮捕后不久，惯于落井下石的康生于1938年2月在延安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毫无根据地诬陷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三人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11）。随后，苏联《真理报》和王明主编的巴黎《救国时报》也以“组织江浙同乡会，不讨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反对王明”的罪名，随声附和，诬蔑俞秀松等人为托派。

1938年6月下旬，俞秀松被强迫押往苏联。俞秀松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在押送机场的路上，俞秀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能再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1938年夏末，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高潮中，俞秀松蒙受不白之冤，牺牲在异国狱中，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