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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将陈寅恪、翁文灏、梁思成并称为三位国宝级人物。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但是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组织者翁文灏的名字，则知者甚少。
翁文灏（1889—1971）的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从名满天下到少为人知，其命运的跌宕令人慨叹。翁文灏自幼聪颖好学，13岁时便考中秀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06年考入上海的新式学堂“震旦学院”学习现代科学与外文，1908年考取了浙江省的官费生，赴欧留学，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其毕业论文出类拔萃，轰动比利时地质学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时年仅23岁。
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三位开创者之一。成立于1913年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之地，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翁文灏曾担任所长17年，并以其学术威望、社会地位和社交能力，成为该所历史上的核心人物。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从这里走出来的，有被胡适称为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还有黄汲清、杨钟健、孙云铸、袁复礼、裴文中、贾兰坡等等。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有6人，其中4位出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9位先后当选两院院士（含原学部委员）。这也是近代中国任何一个科学机构都难以企及的。
从20年代初起，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开始了大面积的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工作，具体任务是测量绘制百万分之一的分幅地质图，王竹泉负责太原—榆林幅，谭锡畴负责北京—济南幅，李捷负责南京—开封幅……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地质图，甚至精确的地形图都很少，地质调查员们不得不先自测路线图。他们除携带地质测量装备外，还要带一架经纬仪、一台无线电收报机。每到一地，先通过无线电收报机，接收标准时间，测量求得当地时间，再从标准时间与当地时间之差，求得当地的经度数值，用经纬度点控制路线图。经费极为短缺，一切能省的都省了。王竹泉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头小毛驴，谭锡畴甚至连小毛驴也没有，只有一辆独轮车。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地质填图工作。193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曾世英编撰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国际上誉其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先后再版四次，执中国地图界牛耳二十余年。
200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但今天的人们也许不知道，1920年12月26日，在甘肃海原（今属宁夏）曾发生8.5级特大地震，死亡者超过30万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翁文灏亲自带队前往考察，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地震科考活动，并于1930年初在北平郊区鹫峰建起了中国人的第一个现代地震台。鹫峰地震台从1930年9月20日正式开始记录，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从未间断地记录了2472次地震，深为各国同行关注。
石油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事业中极其重要的动力原料，又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从1959年大庆油田开采绵延至今，人们一直在为中国石油大发现的第一功臣到底是李四光还是黄汲清而争论不休。其实早在1921年，翁文灏和他的学生谢家荣就在河西走廊对历代有石油记载的玉门地区做了实地考察，首次提出玉门油田具有开采价值。1931年，翁文灏派谭锡畴、李春昱在川南调查石油地质，并绘制了地质图、撰写了地质报告，1933年，翁文灏又派王竹泉、潘仲祥到陕北肤施、延长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考察。1935年他派潘仲祥到四川巴县勘定探油井位，并设立四川石油勘探处。1938年他又派孙健初和严爽去甘肃玉门老君庙研究石油地质，并通过钻探获得了大量油流。潘仲祥是最早提出“陆相生油论”（大庆油田即是陆相生油）、向“唯海相生油论”提出挑战的中国学者，而玉门石油则是中国最早开发的油矿。时值抗战，玉门油矿历经日机轰炸、井喷大火、特大水灾等重重考验，筚路蓝缕，艰难前行，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战时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油皆赖其供应。”玉门油矿的开发还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著名的“八大工程师”，七位出自玉门，还有18000名职工来自玉门，包括“铁人”王进喜。
许多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经翁文灏的点拨，往往能脱胎换骨。裴文中，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因没能通过地质调查所的入所考试，只好到中学去教书，但他对地质学锲而不舍，常到地质调查所借用野外标本进行研究，翁文灏“感其诚意，允其入所”。裴文中入所之后即被派到工作条件最艰苦、其他学者不愿前往的周口店，身居陋室，白天挖掘于深山，认识实际标本，夜晚挑灯自修，“把齐特儿教科书当圣经一样读”。然而，发掘工作进展甚微，前途渺茫，许多人都放弃了，但翁文灏却力主坚持，责令裴文中负责继续督工挖掘，终于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被认为“是达尔文发表人类进化论以来，第一次得到的最完整可靠的支持及证实”，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谈论人类进化的最基本的资料，只是头盖骨、下颚骨等一些破碎的化石。裴文中也因发现北京猿人头骨，“一变成为古生物学家，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
翁文灏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工作。他不仅带队做野外考察，还要为地质调查所筹集经费；他不仅将“大陆漂移”等学说介绍到国内，还要将国内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他不仅提出了“燕山运动”等高深的地质学说，还要撰写大量的科普读物；他不仅统一了中外地质学名词和术语，还要编辑英文季刊《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自1925年到1937年，前后45期的《会志》，每期至少300页，多则近700页，都由翁文灏一个人一篇一篇、一页一页审订、修改。繁忙的工作使翁文灏中午经常顾不上回家吃饭，他让工友到街口的小饭铺内代买一碗汤面或烩饼，就在办公室里吃了，晚上则往往在灯下工作到七八点钟才走。
翁文灏认为，想干一点实实在在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就要舍得牺牲一些眼前的、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他是这样要求自己，这样身体力行，同样也这样要求别人，特别是他的年轻下属们。但他绝不是个只要求下属拼命工作、快出成果而不关心他们生活的人。他认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就是对他们一种无形的鞭策，也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成绩。鹫峰地震台远离市区，地处荒山，几位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自然会遇到种种困难，翁文灏便想方设法为地震台创造好一点的条件。首先，在他的关心指示下，地震台的图书很是丰富，既有许多地震学专籍和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刊物，也有业余的科普图书。观测室楼上架设了一台能够看到土星光环和木星卫星的三英寸口径的折射式天文望远镜，以供工作人员业余研究和消遣。地震台还安装了电话。为了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保护好年轻人的身体，翁文灏甚至亲自指示为地震台厕所安装了抽水马桶，这在30年代，连北平城里也还是高档的新鲜玩意。地质调查所第一任所长丁文江曾对翁文灏说：“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圣人。若是有，你总要算一个！”
1932年后，翁文灏步入政界，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进而成为经济部长，总绾抗战时期后方经济，但他推进地质科学之热心，则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减损。不过命运多舛，1948年，翁文灏勉为其难地出任了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年底即被中共列为第十二号战犯。
1951年，翁文灏从海外归国，这曾让美国甚为恐慌，他们担心新中国召回翁文灏是为了让他去寻找铀矿。翁文灏归国后，成为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无其他专业工作，也无其他的工作单位，月工资240元，按当时的标准已属高干之列。全国政协还给他分配了住房，是北京交道口菊儿胡同一座幽雅的四合院。院子不大，前后两个院落，大小16间房子。翁文灏尽己所能地翻译、发表了若干地质学作品，为中国科学事业做了最后的一些事情。 来源： 《人民政协报》 2006-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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