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观：按同一标准衡量, 翁文灏之于玉门类似李四光之于大庆油田。而且大庆和玉门，发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玉门有油，古已知之。据说左宗堂都曾想过在那里打井。如果翁玉门排第一, 李大庆做第一也无愧。玉门工业开采价值被确认应该还是孙健初的工作。

而且玉门定址有非地质因素。据说，当时的决策者(包括翁)对独山子很感兴趣。只是新疆在亲苏的盛世才治下，盛俄好像不支持，国府也要避免受制于人，才最终选了玉门。

关于周恩来的钻机，那是当年孙越崎，严爽，孙建初等钻探延长油矿的，也有人认为延长是中国第一个油矿。红军进入陕北，没收了钻机，延长也泡汤了。可巧玉门还是这几位，与其说借，倒不如说还了。

孙越崎固然不是搞地质的，称为行政管理也稍微过分一点。孙玉门以前主要是以矿业工程师知名的，玉门建矿孙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之后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第四枚金奖。

席琳：先生似乎是业内人，对当时的历史了解的比较详细。翁这个人，如果不是投身于政界，他在地质及整个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的贡献，可能还要大许多，就这，其学术地位还相当甚至高于胡适在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而且翁的组织才能和学术品质，都远在李四光之上，翁的堂第翁文波，也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贡献，翁的儿子，是中国第一个输油专家。李的学风，在中国科学界，是有名的霸道（钱学森是另外一道），当然，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虽然说起来与找油无关。

翁和谢早在２０年代就对玉门进行了考察，并在考察报告中提成有开采价值。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翁是战犯，谢是右派，并自绝于人民），就不大为人所知。既然李是官方排名第一的大庆油田的发现人，翁当然就应当是发现玉门油田的第一功臣。山先生的见解，和俺的并不矛盾。

孙健初先生的贡献，有目共睹，解放后也得到官方的承认和大力宣传。只是孙先生在５０年代初，还没有等到评学部委员，就因煤气中毒去世（另一大地质学鼻祖丁文江，也是死于煤气中毒），震惊了科学界，周恩来亲自批文，说要照顾好这些老科学家。只是在文革期间，为了突出宣传大庆和石油工人，对这些科学家们的贡献有所贬低甚至是歪曲和丑化。电影《创业》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孙越崎，您说的是对的。当时搞实业救国，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高学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人作过一个比较，国民党中央政府主要官员在３０－４０年代的学历，比目前大陆政府部级官员的学历要高许多。

呵呵，现在连江绵恒都是航天飞人的大功臣，当年如果把蒋经国列为玉门油田的发现人，估计也不大离谱。

山海观：先生不敢当，您的大作读了不少，十分景仰的。

即使不谈地质学方面成就，翁李做为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石油勘探的主要倡导者，特别是翁作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先觉者，都有其历史地位，窃以为发现大庆或玉门这样的事情他们却都不必来做这个一哥。

其实党国对地质学家的贡献一向是肯定的，只是花落谁手的问题。石油工人主要是抢了采矿专家们的镜头。

席琳：山先生不用客气。俺也都是根据网上看到的一些材料在瞎写。

其实在玉门油田发现的过程中，外国专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翁文颢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时，由政府出钱，请了很多的外国专家，很多项目都是由外国专家来主持（ＣＨＩＥＦ），中国人主要是打下手和做技术员（当时叫技正、技士）。例如中国第一次土地利用调查和土壤普查，分别由美国教授ＢＵＣＫ和PANDLETON担纲。估计当时的石油调查，也不会例外。这就涉及，如何评价外国专家和传教士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贡献问题。对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个人的原因，我们都是回避的。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指责北朝鲜和越南人是白眼狼，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也做的不是很好。只有敢于正视自己不足的民族，才有可能取得进步。

手头有一些原始材料，也一直想就此事，专门发一个帖，探讨一下。

参见：席琳，2004。中国第一个油田和第一大油田的发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