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我在黄炎培故居前断想

    2010年12月31日，我去上海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并写下《岁末，在孙中山故居突发奇想》一文，文章结尾，我提出瑞典皇家学院若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孙中山的大胆奇异想法。

    今天，是2014年元旦，闲在家里无事，便驱车来到上海浦东新区川沙南市街74弄1号——“黄炎培故居”。此建筑是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内阁中书、举人沈树镛所建，原名“内史第”，又名沈家大院。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重要贡献。他最为闻名的事就是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会晤谈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听了此话当即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在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惠顾关照，回来之后很激动，写了《延安归来》一书。　

    “实现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毛泽东未执政时说的这番话，一旦执政了，便变脸了。果然，黄炎培于“解放后”的1956年，被无情打成右派。拿黄炎培儿子黄方毅话来说：“我不理解我父亲，因为在那时的政治标准之下，我父亲是中国的最大的党外资产阶级。1957年反右中，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包括一个姐夫和一个外甥，加一起七个人都被打成右派。”

    1965年底，黄炎培病逝。1966年文革兴起，妻子姚维钧成了黄炎培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逼她写交代材料、向党和毛主席谢罪。姚维钧无法接受一手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妖火的毛泽东阴阳性格；也无脸再读《延安归来》一书，深觉自己受到坑蒙拐骗，于1968年1月2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结束不到59岁的生命。黄炎培若在天有灵，一定会试问毛泽东：“这一切的悲剧都是避免‘人亡政息’、摆脱‘历史周期律’的伟大壮举与发明吗？‘解放’一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就是这样灾难深重的结果吗？”

    站在故居纪念馆前，我看到对面小区贴着一张关于“中国梦”的宣传海报。黄炎培在年轻时因反清，差点被清政府杀头。在行刑前，幸亏一位洋牧师出面担保救了他，助他逃亡日本。清政府也曾间接提出振兴国家的“中国梦”口号，并派五大臣去日本及西方国家学习。（只是没想到出发时，在正阳门车站遭遇革命党人炸弹袭击。）

    这里，我不知道年轻时的黄炎培有没有“中国梦”；有没有爱国情愫在心头激荡。如果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国家”或“清政府”；如果爱国就是爱清政府。我相信黄炎培对这个“国家”没有梦；也没有一丝关爱；更不抱任何奢望。如果说“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爱国就是爱这片土地，黄炎培怎么会没有梦呢？相信黄炎培拳拳爱国之心和一生追求梦想是：希望民主之花在中国真正盛开，而不是领袖以个人名义给出的口蜜腹剑式许诺。

    “世人逐势争奔走，沥胆堕肝惟恐后。”在这样一个时代，树立一个名称叫“中国梦”的口号很容易，但“中国梦”若没有民主的工具保驾护航；没有民主的原素渗入其中，将是一片苍白。

    2014-1-1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