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落基山人和兰冠云等都很理性地讨论了所谓华人“爱国贼”的话题，其他网友也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美中不足的是多数讨论对政治的兴趣较大，倒多少忽略了其中或许至少同样深刻的文化内涵。

“爱国贼”到底是何形象？山哥脑海里不禁联想到了清末和民国著名的辜鸿铭教授。

辜鸿铭(1857-1928)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亚的槟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祖籍福建的华侨，为英国橡胶园主布朗的总管，母亲则来自葡萄牙，是一位能说英文和葡萄牙文的西方女子。辜鸿铭十岁时随无子的布朗先生到英国，德国求学，16岁考入爱丁堡大学，20岁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文凭，并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辜鸿铭富有语言天赋，熟悉多种欧洲语言。

1880年辜鸿铭在旅欧求学14年后回到其故乡马来亚，供职于英国殖民政府。后来他遇到了晚清著名学者，洋务派官员，也是从欧洲海归回国的马建忠。据说两人长谈了三天，对辜鸿铭可谓石破天惊，如同后来的李约瑟遇见鲁桂珍一样，足以使人改变人生轨迹。辜鸿铭从此辞却英殖民政府职务，赴香港上海潜心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研究，并于1885年任职洋务派重臣张之洞的外文秘书（洋文案）。1893年，辜鸿铭，张之洞等发起创建自强学堂，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身。此外，他在清政府里也仕途顺畅，宣统（1908）年间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侍郎）。

辛亥革命后，由于辜鸿铭顽固的保皇派立场，他不可能再在民国政坛混迹，于是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专职学者，写下了许多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优越的著作。由于辜的西文造诣颇深，他的著作和演讲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面临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客观上起到一定的强心剂效应。

五四时期的北大，由于校长蔡元培实行开明治校政策，从保皇派遗老到共产主义激进派都兼收并蓄，各领风骚。蓄长辫，长袍马褂，金发深目的辜鸿铭，也一时成为北大一景。辜鸿铭于1915年发表的《中国人的精神》（汉译“春秋大义”）一书里，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坚信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他也对中国和西方人的品性作了比较研究，如下表所示：

辜鸿铭攒文坚决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他所谓的中国“国粹”，如娶小妾，坚持让小妾裹脚，吸食鸦片等。辜鸿铭还公开宣扬他的茶壶茶杯理论：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只茶壶配备多只茶杯天经地义。而他对小妾臭裹脚的公开迷恋，更令当时的新青年们为之侧目。

 1924年，辜鸿铭不顾年迈体弱，赴日讲学3年。他天真地认为“中日为兄弟之争，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也。”他还妄言“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当扰乱东方，与彼概同。故当喝止西化，荷担复兴东方文明之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喝止中国之西化。而日本须将纯正之 中华文明反馈中国，此则天予日本之使命也。”因此令人备感讽刺的是，“爱国贼”辜鸿铭竟然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论的先驱，此论也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后成为其奴役中国人民，网罗文化汉奸卖国贼的工具。

 难怪钱钟书和曹禺的业师，中国现代大学者温源宁评价辜鸿铭：“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