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伦敦画廊的海利同意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因为他刚刚在苏黎士艺术之家美术馆(Zurich’s Kunsthaus museum)首次公开展出了家族所藏作品。他选定巴黎作为访谈地，并派他的司机到巴黎火车北站(Gare du Nord)来接我。绕了大半个巴黎城时，对方才告知我吃饭的地方——丽圃咖啡馆( Brasserie Lipp)，它还是20世纪初法国讲究艺术和文化修养时代(belle époque)的装潢——熟铁做的树形灯以及陶瓷马赛克依然保持原样，想当初，普鲁斯特(Proust)常在此买阿尔萨斯啤酒(Alsatian beer)，海明威(Hemingway)也正是在此文思泉涌地写出一本本小说。

只有常客才能有资格就坐前室，但还没等我验证是否仍是传统的就坐习惯（巴黎人坐里屋，游客坐楼上）前，身着休闲海军套衫以及蓝色开领衬衣的纳哈迈德一头扎进咖啡屋。他身材高大、圆脸、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黑色的卷发向后梳理，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浓密的眉毛，他把手伸过那张贵宾专用的、位于正中央的桌子，差不多都能把我搂到怀里——“我们来个热烈拥抱”，同时亲切问候服务员，嘴里还恭维说“您的笑容真灿烂”。

他问我想喝些啥，我则说随便。“可是你可能会不喜欢喝我点的东西！”他高声说道，于是点了伏特加酒与橘子汁。我则要了一杯香槟，以庆祝他的画展成功举办——全面展出了家族所收藏的100多幅艺术珍品，包括毕加索(Picasso)、马蒂斯(Matisse)、米罗(Miró)、莱热(Léger)、格里斯(Juan Gris)等的作品，它们平时“养在深闺人不识”，是纳哈迈德家族的镇馆之宝——这些作品与众不同，极其珍贵，一旦拍卖出去，就很难会再次在市场上流转。

“伟大艺术家传递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他们能参透作品隐含的内涵——即真实的东西，”纳哈迈德以此作为开场白。“艺术家反对物质世界，就好比这些杯子，”说着他从桌子上取了几个杯子，然后又把它们砰得放到桌上，“这些都是人造东西，只是幻象，丽圃咖啡屋也是如此，”他说得手舞足蹈，把旁边桌子用餐的食客以及穿梭的服务员都吸引住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是由于我们能近距离接触艺术家所创作的人与物，而且可以说，‘我存在于斯，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如此精辟定义现代主义艺术（家族财富倚仗于此）后，纳哈迈德取消了伏特加酒，与我一样，改而要了一杯香槟。“今天是10月24日，我很高兴就坐在雅姬•武尔施拉热对面，巴黎总是阳光明媚，我想在此呆上几年。慢条斯理地感悟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上，他语速很快，说得滔滔不绝。不时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丝欧洲口音，但发音并不太准；纳哈迈德的第一语言是意大利语，家族说的是法语。“我们都心知肚明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得相互珍爱！如果能达此境界，就能避免太多的分心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

当然，纳哈迈德生性率真。他的父亲以斯拉(Ezra)与叔叔戴维(David)出生于贝鲁特(Beirut)的一个犹太家庭，家中既有拉比(rabbis)，也有银行家。上世纪60年代，10来岁的以斯拉与戴维移居米兰，开始从事艺术品交易。在哥哥约瑟夫(Joseph)的保驾下，他们把毕加索与米罗的画作绑至车顶，再从巴黎运至意大利。他们还有一个名叫艾伯特(Albert)的哥哥，不幸死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场空难；约瑟夫曾经是个“纨绔子弟，如今却是坚守清规戒律，与快乐的人呆一起时就会感到不自在”，他几十年来一直是郁郁寡欢，纳哈迈德说。

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当时的艺术交易商并没有如今高古轩(Gagosian)与豪舍和威尔特(Hauser & Wirth)这样的实力，在全球各地拥有多家画廊；它们都是本土化经营，多数仅限于坐镇国内进行收藏，也没有弗雷兹艺博会(Frieze)与因特网可资利用。但纳哈迈德家族的触角遍布世界——戴维移居纽约——以斯拉以欧洲为基地，先是在伦敦，如今坐镇摩纳哥，所以家族可以从大洋两岸不同的艺术差价中大收渔翁之利。

海利受教于伦敦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及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徜徉于欧洲的各大博物馆——“我是个精神分析师，不仅仅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欣赏油画，我喜欢凑到跟前看，观察那些棱边倒角的地方”。1998年，21岁的纳哈迈德就在梅菲尔区(Mayfair)开设了首家画廊。

但藏品保管在仓库中，意味着家族从来没看到自己的藏品集中展出，直至他组织了这次苏黎士画展方才算是圆了这个梦。“这次展览将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让我们看清楚潜意识中正在做的一切。画作是证实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艰难与抗争，恰似我们的家风——每时每刻都在不懈地努力。我从事这一行当已经15年了，家族之前干这一行也已40年了——这次展览就是全家族努力的结果，对此我倍感荣幸。我们这个家族既传统又前卫——对流逝的一切，我们需要感悟及尊重，无论是基于价值还是传统，过去的一切有其存在的道理。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能做成业界翘楚。”

然而，很少有艺术家能做到这一点。纳哈迈德家族的成功在当今聒噪的艺术圈遭人憎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当代艺术作品的公然鄙视。戴维•纳哈迈德(David Nahmad)最近说这“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并提到了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的作品，他是位剽窃他人概念的艺术家，“都是些天价作品”。我问海利是否能苟同？

“没错，简而言之，我认为理查德•普林斯也并不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耗在无聊透顶作品的创作上。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他的作品物有所值，至于究竟值多少钱那是另一码事。我们并不是傻子，理解了《万宝路牛仔》(Marlboro Man)所蕴含的意义（普林斯翻拍了万宝路香烟广告中牛仔的形象），但我们需要预估其价值，若说它艺术价值等同于1890年的梵高(Van Gogh)自画像，那就肯定有问题了。我们必须在题材的敏感性与表现手法的诗意之间相权衡，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是坚信它有真正的价值。”

青少年时期，纳哈迈德就购入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画作——“我花了2400英镑买了他的“烟灰缸”(ashtray)，伦敦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萧条，（看到烟灰缸）让我有了切身的感觉。即便赫斯特的作品售价高达10万英镑，我仍然喜欢——但要是达到百万英镑呢？1百万英镑能买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我不喜欢艺术作品过度商业化，也不喜欢大规模创作。我喜欢有浓厚艺术底蕴的作品，所以我不得不选择退出。也许最终证明我是错的，市场会消化掉所有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但我还是觉得艺术的真实性最重要。我们家族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始终与现实保持近距离接触。我喜欢各种艺术作品，你可以买下这张桌子”——他做出抬的样子——“并把它拿到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去展出，我敢打包票……”——他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这很有趣。但我们关注的目标是那些反映真实内涵的艺术家，并非那些操捷径者。本质的东西要贯穿始终，就好比这家咖啡屋——最重要的是饭菜要好。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

说到这儿，服务员来了。纳哈迈德显得很是诧异。“我们干坐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看来不点菜也能凑合——这样一来倒可以成为史上最便宜的午餐了。”然而，他瞧都没瞧菜单，就要了两道最贵的菜——鹅肝(foie gras)与法式干煎塌目鱼(sole meunière)，看来这次我只能客随主便了。

“如今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艺术品，而且附庸风雅之风日盛，所以都耐不住性子，也不管是否与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相关联，”纳哈迈德继续道。“如果你是个藏家，那么藏品并不是你存在的理由（您并不靠此为生），而它却攸关我的生计，我不能犯致命错误。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现实生活，其他人正是由于我们（做出的合理估价）而吃了定心丸。这涉及到你能耐心等多长时间，我们能做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如果我财力不济，或许会关注一下现当代艺术的动向，因为等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浮现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资金很重要，但生意绝不能光盯着钱。”

然而，资金充足可以让纳哈迈德凭籍无懈可击的策略——低价吃进、静观其变以及现代艺术大师创作的作品日渐稀少——来抬高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一般人都认为：‘海利•纳哈迈德，你有的是钱，不属于此列。’我想说：有品味的生活需要一定财力的支撑，在这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家族中有人吃了经济不景气的亏，问题的关键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接触。”

肥而不腻的鹅肝厚片，再伴以薄面包片与芝麻菜端了上来。“我们吃菠萝这事，记得也要写进你的文章！”纳哈迈德说，然后再要了些香槟。我们吃的时候，他讲了一则寓言：在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那天，一个小男孩受命吹羊角号（喇叭）。他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于是边吹边哭，但没想到却受到了表扬，夸他吹得好，因为他吹的时候“伤心欲绝，精神寓意是：王宫里的钥匙一般是各开各的门，但有一把钥匙却能把所有的宫门都打开，那就是悲伤的心。故事不错吧？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就能畅行于天下——既不虚情假意，也不会过分自负。你若是堂堂六尺男儿，表现出悲伤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得庆幸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难逃一死。小男孩的故事彻底惊醒了我，我们得批驳一下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心态。”

纳哈迈德家族的人结婚时都非常年轻——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才18岁，这是纳哈迈德家族的传统（他的母亲生他时才17岁，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已经42岁高龄）——在我眼里，纳哈迈德就像个“六尺高的大小伙子”“那只是个托词而已，”他争辩道。“我们想让一切显得顺其自然，不想让人觉得我们付出了多大努力。”

“没有经历人生曲折的人一生平淡无奇。他们就好比是没有调试好的乐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悲痛。” 他补充道。犹太人是天才的商人（突出的例子是毕加索的经纪人——“颇具英雄气”的画商康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或许原因是“艺术品交易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心情悲痛时，自己并不想说太多，但需要理解得更透。犹太人太需要理解为何他们在20世纪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

过完油的干煎塌目鱼与今年的新土豆一起端了上来，鱼的刀功没得说，上面还浇着汁。纳哈迈德没动蔬菜，直奔鱼而去，但话题却不离画展。“在苏黎士美术馆所举行画展，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画商所展示的藏品是否属于艺术珍品。如今，展出的作品已经众人皆知，我们看到了强项所在，也看到了不足之处——但并不是有很多缺陷；也就是应该展出一幅蒙德里安(Mondrian)更棒的作品，也许还应该展出一幅梵高的画作。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争购这次展出的藏品。毫无疑问，我们会更加努力，让这个展览系列主题显得更为连贯，也更有震撼力。今年竞拍莱热画作《静物》（‘Still Life’，纳哈迈德家族最终以790万美元拍得）时，我就想，‘这是为苏黎士画展准备的作品。’就像是为博物馆量身打造的一幅作品——等级超过一般藏家收藏的作品。画展更让大家觉得所有的展出作品为一个整体——都是优中选优的作品。”

我问：画展的最后一站放在哪里？“我们准备在某博物馆展出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感到很难过，因为画作将不再以整体为单位展出，而是各自封存起来，但是，藏品将来的结局一清二楚——也许是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展出，也许是长期的出租。苏黎士画展后，我的电话就没消停过，”纳哈迈德说，“全球的博物馆都争相要求展出我们的藏品。毫无疑问，西方没有哪位藏家能积聚这么多的作品。”

正如他所说的，“我们不能喜欢什么就买下。自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冷战结束）以来，创造的财富是个天量——与其他画商相比，我们算是资金雄厚。但我们是与财大气粗的藏家竞争，对方轻易就能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铺设输油管道后，从北极地区大量开采石油；我们的家族资产雄厚，但比起从事油轮建造、采矿以及化工业的老板来说，我们的实力实在不值一提。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Uzbeks)以及拥有庞大中产阶级与巨大财富的巴西人，在国际收藏界呼风唤雨。与我们一样，你可能是艺术界最大的经销商，但不幸的是，最好的作品（毕加索的作品之类）的买家并不是我们。打个比方，在池塘中，我们与鲨鱼狭路相逢的话，我们逮到鱼的概率是零——真能逮到的话，也得好好想想得付出多大代价。我不排除存在这样的概率，但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富豪来说，就是少买一条游船，少拿一幢豪宅，甚至都不值一提。”

我考虑把纳哈迈德家族看作新时代的穷人，纳哈迈德却边喝咖啡边说：“我们的强项是以家族为单位出击。我们并不存在对跨国公司的忠诚度。我喜欢让员工觉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巴黎坐出租车时，我问司机喜欢些啥，对方回答说，‘唱歌，’我说，‘那您就唱吧！’他给我唱了一首颇为动听的歌。关键问题是对生计奔波时，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事——如果某人自我觉得适合做汽车售票员，那他就能为此心安理得。”

说到这儿，我看到此时的丽圃咖啡屋已经空无一人，这时一个报贩走进来，向我们兜售《世界报》(Le Monde)——报上探讨的是有关毕加索作品的买卖问题：纳哈迈德家族是否依靠几近过时的理念大发横财？抑或是家族的成功戳穿了海利所谓“艺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真面目？

“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成交额也许比不上一家汽车公司。据测，每年的交易量约为150亿美元，”纳哈迈德说。“唯一能堂而皇之拿到市面上销售、如同从厂里制造出来似的就是当代艺术——它毫无限制，而且用工厂化流程，就可以制作出天价作品来。但消费者现在已经心知肚明这样的事实：他们可以在网上购买作品，反过来很快就能把它出手，他们希望能找到作品的思想性。他们急需有价值、有确定思想的作品。”不一会儿他又显得忧心忡忡。“自吹自擂总觉得不对劲，感觉自己是个狂妄自大的人。”我们谈完后，我就付了饭钱，并再次表示很荣幸与他共进午餐。“真的吗？”他追问道，这时我已经步出咖啡屋，走到圣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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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圃咖啡屋地点：巴黎圣日耳曼大街151号，邮编：75006

三杯香槟：37.50欧元

2份鹅肝：42.00欧元

2份法式干煎塌目鱼：79.00欧元

面包：6.50欧元

咖啡：4.50欧元

总计：169.50欧元

译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