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香港，政府仍允许民众在麦当劳(McDonald’s)餐厅外自由集会。3月6日，就有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但与希腊和爱尔兰的抗议者不同，香港民众并不是抱怨政府因高额赤字而被迫削减公共服务支出。相反，令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政府处置庞大财政盈余的方案：向每位成年市民派发6000港元，约合770美元。

香港民众相当理性，不愿就这样被政府收买。许多人担心，发钱会推高本已攀升至4.5%的通胀率——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认为，通胀是香港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此次发钱的本意是平抚公众对于政府拥有庞大盈余、却异常吝啬的怒气，而对曾俊华而言，这却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政策大掉头。香港政府2010至2011年度财政支出3040亿港元，财政盈余713亿港元，较上年170亿港元的盈余高出3倍。许多人不禁想知道，政府是不能够更明智地花掉这笔钱，还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聚敛这么多收入。

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蕙(Christine Loh)称之为“吝啬鬼预算案”。香港政府积攒年度盈余的习惯，意味着它已累积了592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相当于23个月的财政支出，或34%的本地生产总值(GDP)。陆恭蕙质问道，政府为何如此抵触增加经常性开支？难道不能拿出很小一部分钱，更换一批更环保的公共巴士来清理香港的污染，或改善目前根本不到位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障政策吗？

有几个原因导致香港政府不愿增加经常性支出。相当于宪法的香港基本法，要求政府须保持收支平衡。同时，香港政府还坚守保持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低于20%的“指导原则”——今年的预算有可能略高于这一水平。

但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却有些扑朔迷离。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土地的分配和商业化经营，带动了整个香港经济的运转，也严重扭曲和掩盖了事实，让人们很难理智地探讨税收和支出水平问题。

香港的土地制度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物。当初，英国政府希望香港在财政上自给自足。因此，香港殖民当局通过出租土地来创收。这显然是一个毫无成本的收入来源，并一直延续至今。香港政府划出大块的土地，每块地皮的面积都大到只有最具实力的开发商才能够竞标。开发商还向政府预付一笔额外费用，以换取变更土地用途的许可，例如从农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这样摇身一变会释放出更多的价值。

思汇估计，香港政府至少有45%的财政收入来自土地，包括土地预付款、房产税以及对开发商的可观利润所征的税收。Hemlock——一名与香港地产大亨关系密切的商业作家的笔名——将从这种关系中获益的房地产卡特尔，比作“获得向农民征税权利的封建领主”。引起质疑的税收是房租。香港的房租位居全球之首。房地产咨询机构戴德梁行(DTZ)表示，香港市中心办公楼租金甚至高过了伦敦、东京和苏黎世。

通过土地秘密创收，歪曲了人们的认知。堪称传奇的是，香港个税上限很低，仅为17%。但事实证明，这的确只是一个传奇。政府通过房租在无形之中征税。还有一些支出被隐瞒。以负责香港地铁系统和机场快轨线路运营的香港地铁有限公司(MTR Corporation)为例。香港政府拨给该公司的土地面积之广，以至于有些人将该公司称作是一家中间跑火车的地产公司。土地划拨不需要任何立法监督，也不会被计入支出。就这样，香港似乎没花任何钱，就凭空变出了一个造价低廉、崭新的交通系统。

还有一些切切实实的曲解。一是香港半数市民都住在逼仄的政府公房内。支付商品房房租或购买公寓，远远超出了穷人甚至中产阶级家庭的承受能力，让他们只能依赖政府补贴的住房。

香港已成为了一个建筑工地。房地产商预付的资金，被划拨到一个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开支的专门账户，由此保证了建筑狂热长盛不衰。所以，香港政府始终存在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的动机。正因如此，曾经是全球最美丽水道的维多利亚港，现在已消失在一片混凝土下。如果纽约和伦敦也曾推行类似的政策，哈德逊河和泰晤士河早已不复存在。

香港的土地制度需要彻底改革，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获益的房地产大亨，牢牢把持了香港有欠民主的政治体制。作为他们维持稳定的回报，北京方面与这个半殖民地把戏的守卫者们达成了某种同盟。这让香港民众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将政府的贿赂扔到它的脸上——并要求得到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