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之中，全球货币正普遍走软。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的这些抱怨完全可以理解。在需求匮乏的时代，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非发行国则以干预汇率作为回应。而那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愿效仿后者的国家（比如巴西）则发现本币大幅升值。其后果令它们担忧。

发生这种汇率冲突并不是第一次。25年前，也就是1985年9月，法国、西德、日本、美国与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了共同诱导美元贬值的协议。更早一些时候，在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实施了“尼克松冲击”措施，包括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并结束美元与黄金的相互兑换。上述两件事都反映出美国渴望美元贬值。今天，美国仍然怀有同样的渴望。但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关注焦点已不再是日本这样恭顺的盟国，而是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中国。两强相争，很容易伤及围观者。

有三大因素，与眼下的汇率战争相关。

首先，由于这场危机，发达国家正蒙受需求长期匮乏之苦。全球6大高收入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中，没有一个国家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恢复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与以往的趋势水平相比，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速至多降低了10%。供应过量的一个信号，是美国与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已经降至1%左右：通货紧缩正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些国家希望实现出口拉动型增长。贸易逆差国（例如美国）和顺差国（例如日本、德国）都是如此。然而，整体来看，只有新兴经济体转向经常帐户赤字，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私人部门正在朝这个方向运转。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在4月份的预测中指出，今年净流入新兴国家的外来私人资金将达到7460亿美元（见图表）。这些新兴国家净流出的私人资金为5660亿美元，能够部分抵消上述流入。尽管如此，由于新兴国家还有着32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适度的官方资金流入，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新兴国家仍将实现5350亿美元的外部收支盈余。但若不加干涉，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经常账户必须平衡资本净流动。调整将通过提高汇率进行。最终，新兴国家将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私人资金净流入，将为这种赤字买单。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所期待发生的。

最后，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仍然在阻碍这种自然的调整过程。这些数字代表着官方资金外流（见图表）。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期间，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从1.615万亿美元，增加到7.534万亿美元——增加了5.918万亿美元，令人震惊。或许有人会说，这种增长是经历了早先危机后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确，在这场危机中，外汇储备消耗不少：从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全球外汇储备减少了4720亿美元。无疑，这帮助那些没有储备货币的国家缓冲了危机影响。但所使用的储备总额，仅占危机前水平的6%。除此之外，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间，外汇储备又增长了1.324万亿美元，总额接近8.385万亿美元。重商主义未死！

中国绝对是最明显的干预者：自2009年2月以来，占到了这些外汇累积的40%。到2010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2.4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攀升到了50%的惊人水平。这种累积肯定会被视为一种巨额出口补贴。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会借给另一个超级大国这么多钱。一些人辩称，这种汇率管理方式不是操纵（与美国国会的观点相左），因为调整可以通过“国内成本与价格的变动”进行。周二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就刊登了美国西部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the West)科玛尔•斯里库-马尔(Komal Sri-Kumar)的类似观点。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下了力气、并成功遏制了其干预行为自然会导致的货币及通胀影响，那么，这种论点会更具说服力。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向着经常账户赤字方向、不可避免的调整，正转移至那些对资金流入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不愿（或无力）对外汇市场实施必要规模干预的国家。可怜的巴西！甚至，我们可能正目睹又一场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发令枪响起？

众所周知，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告诉欧洲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中国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由于没有作出汇率调整，我们正看到某种形式的“货币战争”：本质上，美国正寻求让中国通胀，而中国则试图让美国通缩。双方都坚信自己是对的；但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世界其它国家则受到了牵连。

不难看出中国的观点：它正不顾一切地避免自己心目中日本在《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的悲惨命运。当初，由于汇率飙升损害了出口竞争力，加之美国强迫其削减经常账户盈余，日本选择了规模巨大的货币扩张，而不是亟需的结构性改革。随之产生的泡沫，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失落的十年”。曾经的天下无敌，就此陷入了萧条。对于中国来说，任何这样的结果都将是一场灾难，这一点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从高收入国家向其它国家的巨额净资本流入，我们很难设想全球经济会有一个稳健的结构。不过，如果全球最大、且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也是最大的资金净输出国，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会发生，而且可以持续。

我们所需要的，是找到这些亟需进行的全球调整的路径。这将不仅需要合作的意愿——眼下似乎严重匮乏，还需要在国内与国际改革方面更丰富的想象力。我很想做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充斥着以邻为壑政策的世界，最不可能会有美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