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小提琴课，我带着小姑娘坐在披萨店的窗下吃披萨。不能算是好天，风很紧，小姑娘喉咙痛不舒服，我自己也忙了一整天。但是她上课的时候，我一个人沿着街边的人行道散步走了二十几分钟。散步让我感到宁静，让我看到很多事情就是那样，不好也不坏。

晚上7点钟，我带着小姑娘坐进儿科诊所的候诊室。其时里面差不多坐满了人。那些孩子由大人陪着，神色恹恹的，全都喉咙痛和咳嗽。医生诊所就象一个大车铺，停满了等待修理的大车。

我看遍了画在隔墙大玻璃上的儿童画，看完了一集候诊室里电视上播放的肥皂剧，还是见不到被放出来的病人。小姑娘后悔没把作业带来写，我说，如果回家太晚就不写了。医生诊室象一副堵塞的肠道，只见护士把病人一个一个叫进去，并不见有人被放出来。

我们继续等，一直等到夜色把所有的窗玻璃染黑，我在那些变成了镜子的玻璃窗上清晰看见自己的影子。我脸上的不耐烦陪衬着室内玻璃隔墙上粉红色的花朵和淡紫色的海马。

五十分钟之后，我们进入堵塞的肠道。又过十五分钟之后，我们见到了一个笨熊似的医生。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右手拿着一本空白处方笺，处方笺下垫着一本医疗手册，左手握着一支笔。他一副累坏了的样子，呆头呆脑的，说话都没有力气。他掰开小姑娘的嘴往里看，又拿出一副放大镜似的东西检查眼睛，再换一个小孔镜子检查鼻子耳朵。突然小姑娘和我同时咳嗽起来，医生停下来好脾气地等我们停下来，咳嗽一时停不下来，我窘得脸都快红了，这时他慢吞吞地说，“你们两个在比赛啊。要不要一杯水？”我看看房间里那个水龙头，赶紧说，“谢谢！不用了。”总算平息了那阵咳嗽，医生开始用听诊器听小姑娘的前胸后背。听了一遍不放心再听一遍，接着又重复检查鼻子和耳朵。第二遍看完鼻子耳朵，又开始用听诊器听前胸后背。他一点也不急，好象有一整个的晚上只对付这一个病人。“有什么不对吗？”我忍不住问。“没有，肺部正常。耳朵嗓子有点红。”他说。

然后他开始写处方，写到一半停下来问，“你愿意用抗生素还是不愿意用抗生素？”我好象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的校医院。那个时候，医生有时会主动问你，“想要点什么药？”我问，“她需要抗生素还是不需要？”医生诚实地看着我犹犹豫豫地说，“她现在的情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如果是病毒，那就没有用。”我终于明白他看了半天其实什么结论也没有。

我要了处方，医生一笔一划地慢慢写，我说，“你的字写得很好看。”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样好吗？谁都能看懂。”听上去好象很惭愧，又好象字写出来本来就应该让人看不懂。我赶紧说，“医生的字通常都很难认，不过谁都能看懂不容易出错。”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跟小姑娘开玩笑说，“这个医生认真吧？多好玩儿，给你检查一遍又一遍。难怪我们等了那么久。”

等到夜色更深重的时候，那个医生也会开车行驶在回家的大路上，墨黑色的夜里，他一定会疲惫而解脱地想，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不好也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