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橱的门半开着，屋顶吊灯的光线投射下来，好象被那扇门挡了一下，那双旧鞋的皮面就在有点不太畅快的灯光里静静反着光。鞋子的式样已经过时了，很简单的无带鞋，浅浅的心形开口，象一只单薄的小船。我大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只穿过有限的几次，当时花了大约50几块钱。它是我没钱时买的最贵的一双鞋。

那一年五月，木耳每天西装领带象个推销员一样拎着公文包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坐在公寓里发慌。那个小镇我谁都不认识，除了偶尔去公共图书馆，我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我有大把空闲的时间，可我什么也干不下去，空闲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虑。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我坐在客厅落地窗前看着不见人影的停车场发呆。我住的那片公寓叫“鸟巢”，我是守在窝里飞不出去的鸟。

邮车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来送信，垃圾车在每隔几天的上午九点左右来收垃圾。一楼有个年轻妈妈，通常在午饭后搬张小椅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坐在草地上晒一会儿太阳。我在落地窗里远远看着他们。

到了七月，天气陡然热起来。木耳的形象由推销员变回工程师。有一天午饭时间，公司里一个同事拉了拉他的领带逗他说，“还拴着这玩艺儿呐？”木耳进公司正好差不多两个月，借机就开始改穿工作便装。那时，我也在图书馆里认识了两个人，一个小提琴手，一个维生素传销员。

我在看邮车垃圾车看得厌烦焦躁的时候，就去小镇的图书馆里翻当地报纸看招工广告。小提琴手是个优雅的女人，三十出头的样子，每周带着三岁的女儿去图书馆听故事。她先把小姑娘跟一大堆孩子放在一起坐在地毯上听图书馆员念图画书上的故事，然后就跟我躲在角落里闲聊，我们有时坐在小矮桌边上，有时靠在书架上。小提琴手一边小声跟我说话，一边用眼角远远地扫视着地毯上的小姑娘。她正在琢磨转行念计算机，常跟我打听一些念书修课的事情。那时候，念计算机就意味着可以快速进入中产阶级。

认识传销维生素的女人，是因为她把我当成了她要发展的传销下线。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仅有的半架中文书前晃荡，那些中文书都是读者捐来的旧书，乱七八糟内容互不相干地排在一起，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我翻完了报纸上的招工广告，就去那个架子前看有没有新书，一个中年中国女人过来搭腔，“这本挺好的。”然后自作主张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给我看。那本书讲的是意念改变人生命运的故事。我和那个传销维生素的女人就那么认识了。她那时已经把她能够发展的传销下线不是变成了她的下线就是变成了她的敌人，我恰逢其时地在她资源空缺的时候出现在她面前。

一个让人困倦的下午，我捧着一本专业书坐在落地窗前的地毯上“磨刀”。刚看过的内容象一股风似的在我脑子里吹过去就没了踪影。外面烈日暴晒大地，草坡上的草显出发黄干枯的迹象。一辆车子从外面开进来停在树荫下，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从车里出来用手挡在额头上遮着太阳，摇摇晃晃走进楼梯口。空调不停歇地工作，噪音吵得让人头疼。我在空调吹出来的冷风里感到无比燥热。我决定继续修改我的简历，走进卧室打开电脑。就在这时，门铃响起来。

打开门，我吃惊地看到传销维生素的女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

“你从家里走过来的？”我有点不相信地问。

她笑笑，“没多远，我走得快，穿过一片高尔夫球场就到了。我知道一条近道。”

我赶紧给她倒冰水。

“这点路算什么？以前我在国内上班，冬天抱着孩子，先送孩子进托儿所，我总是第一个进实验室的。”她一边打量我的客厅一边说。

我把水递给她，她扫了一眼我丢在沙发上的书，“没找工作？”

“在找。”

“我今天来是要给你看个东西。”她直截了当地说。

她从带来的大布袋子里拿出一叠印刷品，又拿出一盘录像带,“知道美安吗？”

我摇头。

“这是一家很大的保健品直销公司，你只要每年买够五百块钱的产品，就可以成为会员。这些产品你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拿出去卖给别人。重要的是你可以发展其他成员，你发展的成员是你的下线，他们卖出去的产品也记点数给你。如果做得好，发展的下线多，以后就坐在家里收支票就行了。”她讲得兴致勃勃。

我忍不住问，“那些东西我拿去卖给谁啊？我连个鬼都不认识，再说商店有的是，人家凭什么从我手里买东西？”

她翻开那叠印刷品，指着其中一页说，“这就是这家直销公司的好处，他们卖的都是保健品，有维生素，抗氧化产品，卖不出去自己吃或者送给亲友都很好，不会浪费。我就自己吃，也给先生孩子吃，效果很好，以前孩子花粉过敏，现在全好了。”

她把那堆材料推给我，“这个你留着仔细看看，过几天我来取。”然后她拿起录像带，“这个我现在跟你一起看。”

我赶紧推脱，“你难得来一趟，聊聊天，录像带我以后自己看吧。”

“反正你现在也没事，现在看吧。我走了你恐怕就不看了。”她很不客气地揭穿我。

电视上出现了一辆粉红色的小轿车，一个金发女郎春风得意地靠在车上。传销维生素的女人兴奋起来，好象看到了自己的车子。

“你看，有很多实例，那些做得好的人，一年可以挣到十几万。”

“那是有些人。象我这样的，还是找份工作给人家写写程序捉捉虫子比较可靠。”我很冷淡地说。

她反驳说，“找工作还要念书，念出书来也不一定能挣到那么多。”

“干这个也不是人人都挣那么多，你现在可以坐在家里等着你的下线帮你挣支票了吗？”我不太耐烦地问。

“我已经开始有收入了，现在还不多，但是好好干下去，收入会多起来的。”她满怀憧憬。

那个下午，我就在她的发财梦里跟她一起看完了那盘录像带，心里想着怎么样才能既不变成她的传销下线也不变成她的敌人。我说，“我先找找工作看，念了书就得有个交代。你这个机会我以后有空儿再考虑。”

十月中旬，我得到几个面试的机会，我那双船型的皮鞋就是那个时候买的。那双鞋象个道具一样，我平时在家里光着脚走来走去，出门短裤凉鞋，那双闪着漆黑亮光的新皮鞋，我只在出去面试的时候拿出来。我穿着一身职业套装，化了淡妆，脚上踩着那双半高跟的新鞋。小提琴手跟我说，“练兵从远处开始，砸了就砸了，等你看到离家近的理想工作时，你就已经经验充分有把握拿到手了。”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几个机会里先安排了一家离家最远最没兴趣的小公司去面谈。

那天因为路不熟，留了充分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车子从一条大路拐进一条小路，又拐进一条更小的路。在一片小树丛后面，我看见了一幢红砖小楼。

初秋的天气有点微凉，风一扫过来，从我敞开的领口一直灌进心里。我在楼外的小树林边徘徊，心里有点失望，觉得那个小楼不太配得上我那一身装束。我走进去，坐在一楼门厅里的一张长椅子上等着时间一点一点接近。一个中年男子从楼上下来，似乎无意地在我身边绕了一圈又回到楼上。等我去跟面试我的第二个人见面时，我认出来他就是在楼下观察过我的那个人。

跟我见面的第一个胖女人很冷淡地介绍了一下工作，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她的衣着暗示她已经进入节日状态。桔黄色的毛衣，配着一对同色调的南瓜耳环。她的办公室里零乱昏暗，给我很不好的印象。之后，我就被送去见第二个人。

那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从我的简历上抬起头来，很随和地说，“宾州搬过来的？我也在那里住过，两年前。”我接着他的话说，“小地方，没这里热闹。”然后他问问我的学校，读过的课程，又讲讲公司的情况，工作的大体性质。一切似乎进展顺利。

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如果能够被录用，我希望这将是我未来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

他听完沉默了一下，锋利地问道，“什么样的职业生涯？职业和工作有什么分别？”

我看着他那张堆满了纸张文件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钉着各种大小纸条的布告板，想起刚见过的那个无精打采的女人，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恨不得把舌头咬断收回那句装腔作势的话。他笑笑，含而不露地说，“在我看来，工作就是工作，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我约小提琴手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我们选了一张临窗的桌子，侍应生送来两杯加了新鲜柠檬片的自来水，从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看见外面小花坛边上新扎起来的干草垛。干草垛上摆着金灿灿的大南瓜，南瓜上爬着笑嘻嘻的白衣小鬼。转眼就要过万圣节了。

小提琴手穿了一件黑毛衣，别了一枚南瓜胸针。我冲着她的胸针笑笑，“很应景。”

小提琴手说，“削价时买的。”

我笑起来，“不用急着证明你没钱。”

小提琴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凉水，叹气说，“一天真长。”

我说，“是啊，不念书不上班，才发现自己多空虚多罪恶多惊慌。”

小提琴手眼神怔怔地盯着我说，“你已经念完书了，赶快抓紧找工作，不象我才刚刚开始去上课。”

我们周围的桌子上坐着三三两两衣衫楚楚来吃午饭的职业男女，临桌的一个男人正在殷勤地跟女伴讨论菜单。我突然想起晚饭时木耳在我抱怨无聊时表现出的不耐烦和我们之间越来越长时间的沉默。

“我觉得你找工作的态度不积极，你应该赶紧开始找工作。”小提琴手又说了一遍。

“我不是在找吗？！”我为自己辩解说。

停了一会儿，她问我，“觉得委屈吗？一个书生要去转行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我看了一眼她修长优美的手指，淡淡地说，“如果你不觉得委屈，我就不觉得委屈。我本来除了空谈文艺帮人改改标点符号，就没什么手艺。早知如此，当年就去学个修鞋补锅的实在活儿。”

小提琴手笑起来，她那么美，气质如兰。一个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有一天居然也要坐在电脑屏幕后面写程序？我真的无可抱怨。她每周两个下午教那些放学后的孩子们拉小提琴，听着那些锯木头一样吱吱呀呀的声音时，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受折磨。我问，“你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她看着我，轻轻说，“不知道。一个女人，最后总要过更实际一点的生活，要有孩子有家。”

我说，“你已经有孩子了。”窗口的光线照着她的侧影，让她的脸看上去明亮温柔。

她说，“我不想要很多，我的美国梦就是有一天我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有两个孩子和一条狗。”

我的美国梦是什么？我连个目标都没有。我没有想过要留下来，但是我留下来了。这种结果好象不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是出于一种从众的惯性。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目的原来更简单，我只是不想光着脚丫子每天坐在家里看下午电视里的肥皂剧。

刚到美国的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个差不多跟我同龄的女人。我刚从国内学校里的一大群朋友中间出来，满脑子都还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幻想。可是那个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的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穿着一条黑色连衣裙，她打开门怔了一下，上下看了我一遍。那时我还没有美国化，不象现在跟那些美国大妈一样，除了上班穿戴整齐，平时一概从简。我们一起坐着闲聊，她摊开大腿坐在地毯上，孩子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电视开着，在播放浪漫的爱情肥皂剧，烛光红酒温情男女。

午后的日光从窗子里斜射进来，稀薄得没有颜色。我们也没有太多话可以说，在肥皂剧的背景下，互相作伴而已。然后，那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爬到她的脚边，张开嘴要啃她的大脚指头。她喝斥了一声，把脚往边上挪了挪，接着跟我说话。我从此就记住了那个粗糙肮脏的脚指和那样一个下午。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留在美国以及我自己想要干什么，念书找工作，日子反正就那么过去了。

第一个面试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在图书馆碰到了传销维生素的女人。

“好久不见，忙吗？”我主动打招呼。

她矜持地说，“很忙啊。我去上班了。”

“真好！在哪里找到工作了？”

“嗯，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工作。”

“学校？”

“欢乐时光幼儿园。”

“做什么？”

“在厨房帮忙准备午饭。”

“嗯，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工作，”我在心里重复说，突然之间感到很无趣。

我在工作面谈还没有收到结果的时候，一边在家继续“磨刀”，一边继续看邮车垃圾车出出入入。不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把鞋收在盒子里放在门厅边的壁柜里供起来。

鞋可以证明脚的价值吗？也许至少可以掩盖脚的缺陷？这是个多么奇怪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一双鞋的。不过，一双鞋就是一双鞋，也用不着那么呵护它，我那双清贫年代的道具鞋，我就是舍不得穿着它走路，它也会崭新地被时间抛弃变成过时的东西。

我把那双无意中从壁橱里翻出来的旧鞋子放回鞋盒，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这双鞋，可以送到救济军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