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个水利工程师，经常出差住工地，但只要在家，他总是和我们玩：讲故事，打牌，下棋，等等。七十年代初，全国上下一片乒乓热。爸爸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副光板的乒乓球拍，拆下家里的门板来教我和哥哥打乒乓。

有了几下门板上的功夫作底子，八岁多那年，泥县体委的邓教练下乡来选乒乓球苗子的时候，我居然被选上了，来年要参加少年组（九岁以下）的地区比赛。 同入选的还有同村的一个男孩，叫小平。他实际超龄了二岁，因为他个子长得矮，球打的不错，邓教练挺喜欢，就让大队开个假年龄证明。入选后没几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平进县城参加乒乓集训。

县体委的教练和领队都是男的，小平晚上就住在体委，我和妈妈住在旅馆里，但妈妈只能在县城呆两三天，她走了之后，如何安顿我成了一个问题。

妈妈的老同学，陶阿姨，当时正好住在县城。她丈夫从泥公社调任泥县教育局局长，她在县里的城镇小学教书。她家住城镇小学，离体委不是太远。

陶阿姨的大儿子阿青，和我同岁，他也参加了少年乒乓男子组的选拔，但落选了。陶阿姨的大女儿阿琼，比我大两岁，不过和我一样，都上四年级，我们在一块儿，还能玩得来，于是妈妈决定请陶阿姨帮忙。我在球队每天训练结束，妈妈让我自己走到陶阿姨家去，和阿琼挤一床睡觉。

妈妈走后，九岁不到的我，开始了第一次的“独立生活”。

每天我从早到晚练球，一日三餐都和球队同吃，每个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是每天八毛钱（当时猪肉七毛四一斤）。晚上在陶阿姨家，我和阿琼互相讲故事，同床而眠，日子过得飞快。

训练并不苦，我们女子少年队有三个队员，一个是家在县城的杨素娥，另一个是和我一样从乡下大队里来的，叫小甜。我那时只管打球，不记得和队友们游戏玩乐的细节。有一次教练要我们选队长，小甜对我说：“我肯定选你做队长，你人好，球又打的好，那个杨素娥最爱瞧不起人了。哼，看我们是乡下来的，其实你原先还是从省城来的，还比她高两个年级呢！”。我当时还真是个“不识得”， 平时一点也没注意这些事，被小甜这么一说，怪不好意思的，不过心里挺美。还没有哪个小朋友当面对我说过这么“有见识”的好听话，所以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我们队里三人比赛，我第一，杨素娥第二，小甜被淘汰。我的同村小平顺利过关，我们俩都取得了去地区参赛的资格。

可是，在陶阿姨家，我和阿琼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先是阿琼抱怨我晚上会蹬被子，膝盖一伸一缩地，弄得她好冷。虽然陶阿姨不让阿琼责怪我，但我还是听到了，我挺难受，不知如何是好。白天醒着时，我可以尽量做个不讨人嫌的乖女孩，但睡着之后，我的行为，实在是不受自己控制。几次抱怨之后，我和阿琼就不再亲近了，加上两人肚子的故事也交流得差不多了，我开始在球队越呆越晚。

几个星期的集训后，春节就快到了。我们有几天的假，可以回家。看见队友买了一种很好看的糖果，于是我问领队要了一点妈妈为我留的零花钱。回家之前去商店，买到了一种很特别的金鱼形状的糖。它不同于通常的糖，糖纸在两头扎二个揪揪头，它一头是包着的，只有一个揪揪头，像个鱼尾巴，糖纸上印着漂亮的鱼鳞花纹，我喜欢极了。

晚上拿着金鱼糖去和阿琼分享时，她正和邻居的一个女孩一起玩，看见我，显得不冷不热的。等我把糖献宝似的拿出来，阿琼脸上一脸瞧不上的样子，还和那个女孩一唱一和地说些风凉话，我只好默默转身而去。

好在春节回家的那几天，快乐无比。家人，老师和同学对我和小平的归来，全都是热情洋溢的。八毛一天的伙食，把小平吃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小圆墩，人见人爱。妈妈一遍遍地表扬哥哥，说家里的好吃的零食，只要妈妈说留给妹妹一半，他就不再吃了。对特别喜欢吃零食的哥哥，这可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儿。而我，对自己在阿琼那儿受的委屈，一句也没有向妈妈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