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哪一年，妈妈生病了。村里人用两根竹竿，绑着把竹椅子，把妈妈抬去山下的公社医院。爸爸照例不在家。泥大队的田阿姨来了，给我们兄妹蒸了鸡蛋，照顾我们吃饭。她泪汪汪的说，“好可怜的孩子。”可我好像木木的，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既不害怕，也不伤心。不过，田阿姨那忧伤的面容和眼神，我却一直记得。当时候伯伯应该也是在的，他是医生啊，不过，我没有了印象。（注：问了妈妈，那时我四岁半，还真不怎么懂事的时候）

我和哥哥当天去了泥大队，住在候伯伯家。候伯母个子很高，很慈祥。他家有三个比我大很多的女儿，最大的没下放，留在省城，两个小的在山下的泥公社中学读书。我不怎么记得在候伯伯家的日子，反正，伤心委屈是没有的，只记得我说候伯母做的萝卜干好吃时，她那笑眯眯的模样。

几天后，候伯伯带着我和哥哥回到小泥山，住在我们自己家，等着妈妈回来。那天，一个多小时回家的路，我印象特深，因为候伯伯总有办法逗得我们好高兴。哥哥好像一路蹦蹦跳跳，我走一会儿，候伯伯背一会儿。山区的农田，因为靠山，形状很不规则。我发现了一块特别特别小的田，就说，这块田应该是我的，因为我最小啊！候伯伯立刻表示赞同，可把我美得，四十年都没忘记！

好在妈妈那次没生什么大病，十来天后就回了家。在小泥山的那几年，哥哥基本不生病，但我却经常感冒，发烧，牙疼，肚子疼。妈妈有些常用药，对付对付，有时,候伯伯会来，给我打针。最严重的一场病，是在七二年春的一天。

不知为什么，我那个晚上开始，吃什么，吐什么。喉咙里干得像火烧一样，不停地要喝水，可一喝，就吐。一直吐到人完全没有了力气。到半夜时，我只能是躺着喝，躺着吐。看见我那虚弱的样子，爸爸妈妈完全慌了手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爸爸的眼泪。我只记得自己迷迷糊糊的，弱得连害怕的力气都没有了。

半夜一两点钟时，爸爸决定不能干等下去，他要连夜赶往泥大队，叫候伯伯过来。深夜独自走山路，连山里人都觉得危险，更何况，爸爸还是个高度近视眼。路上要过独木桥，加上常有的毒蛇，和偶尔听说的豹子，野猪之类的猛兽。可爸爸顾不得那么多了，带上手电筒就匆匆上了路。

天不亮，爸爸又回了家，说候伯伯天亮就会来。爸爸不肯在泥大队等天亮，摸着黑，冒险也要回来守着我，大概也是怕妈妈担心吧。

候伯伯来了后，不慌不忙地说，“妹妹没事，急性胃炎。不用打针吃药。只要给她不冷不热，不稀不稠的粥，不快不慢地喂，就会好的。”看我妈不放心，他说那我给她打一针吧。后来我就一次也没吐了，几天以后，我真的好了。

爸爸后来从未和我谈起，那个夜晚他的泥大队之行，但我听见候伯伯对别人说，“那个晚上，老泥一见我，就哭啊，说是妹妹不行了，要我赶紧去看她。他说这两个孩子，可一个也少不得。我让他等天亮，他也不干，急急忙忙就走了。”

小时候的我，听见候伯伯的话，不怎么懂得心疼爸爸，反而自己有点小小的得意。原来爸爸把我看得这么重，我还不知道呢。成年后的我，想起那个夜晚，总觉得有一天，我要问问爸爸，当他独自一人，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为女儿的生命担忧时，他在想什么？他有没有诅咒过干部下放政策，甚至最高领袖？要知道，我们下放前的家，离省儿童医院，可只有几分钟的路。

我的直觉是他没有诅咒任何人。下放干部，政策一变，就可能回城。但那些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呢，难道他们的命，就那么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