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网上，因被冤枉而失去了二十四小时的话语权，然后又受到文革式的批斗。博客开张之后，还有ID闯进来，要枪毙我和几个持不同意见的ID。因此这些天总在想，难道文革真的会再来？

下面给大家讲讲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是否能以小见大，请大家讨论。

先来看看当年包括我在内的老百姓。

那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七月中旬放假之前，教研室政治学习，要求大家讨论对学潮的看法。我当时慷慨激昂地发言，对戒严令之后依然混乱的北京我觉得难以置信，对学生和市民的行为我又表示理解，我以为政府应该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等等。正说得来劲呢，教研室组长打断我说，该休息了，二十分钟后继续。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莫明其妙，事后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保护我。

九月份回校开学，教研室政治学习时的气氛与七月可大不相同了。组长让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念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记得只有两位老党员教师发了言，说她们不愿看到文革式的混乱重演，所以理解政府的极端行动。她们说完后，剩下的十来位，一声不吭。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十来分钟，像几年那么长，然后就散会了。我估计当时全国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是这样用沉默来抗争的。附和政府的是少数，敢于直言的更是极少数。

再来谈谈基层领导。

五月十八日，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拉了一支队伍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呼吁政府早日和学生对话。我不是组织者，参与而已。戒严令之后，我系九名上过街的教师名单被报到了校党委。据说只有我们系上报了，因为我们的总支副书记H是个十足的党棍式的人物，打报告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后来的所谓“平暴”运动中，他成了“英雄”。

幸运的是，H不是正书记。正书记C是个老干部。资格很老，个性耿直，好多年就一直是系里的总支书记。系教师大会上，C书记要所有参加游行的教师私下找他谈话，任何时候都行。我那天偏偏溜回了老家去了。等我返校，立刻有同事通气，我当晚就去了C书记家。他一见我，眉开眼笑，不停地说话，大意是，他知道，年轻人，热情高，爱国心切；来了就好，不用写什么检讨，不要背包袱，等等。他根本就没有让我说话的意思，我嗯了几声，就告辞了。我估计，学校是要求我们写检讨的，但他把我们九个全保下来了。

后来C书记还专门和系里的青年教师开了一个会，大谈反右和文革期间，他所见的因为“不小心说错话”的人所遭的厄运。他告诫我们，要小心说话做事，不要冲动，政治是险恶的。虽然他的话，和我所相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合拍，但我知道，他是真心爱护年轻人的。可我们国家的政治，什么时候才能不惩罚那些“不小心说错话”的人呢？

再说那位H副书记，我出国后，听说他被调到了教材科，不再有权力管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问题”，我深为学校感到庆幸。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特此记录一下。学潮前，学校正分房子。按照原来的打分规则，教师和教工一块儿评分。够资格分房的教师大多是七七，七八级，上大学前有工龄的，他们分挺高，能分到较好的楼层和单元。学潮后，学校突然改变规则，两栋房子，教师教工各一栋，分别打分。这样一来，青年教师可吃了大亏！别提什么好的楼层和单元，有些原先有份的，都没房子了。要知道，学校的教工，大多都是老职工的后代，和学校的掌权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着学潮后学校乌云满天，掌权人居然玩这样的低级把戏，青年教师们表面上平静的吞下了这苦果，只是私下里抱怨说，我们又成了臭老九了。行动上，很多都忙着出国，或调动到特区去，溜之大吉。正所谓，民主国家，百姓用手投票；专制国家，百姓用脚投票。不幸中的万幸，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有了开溜的机会。

最后来评评高层领导和政策制订者。

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中，李鹏强调了不会“秋后算帐”，他做到了吗？如果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市民全部撤离，情况会是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能回答得了的。在我后来的出国申请中，“五月十八日参加游行”是政审评语中的一条，一直带到公安局，但没有人因此而为难我。

学潮后的几年里，国内的政治气氛可以说是“诡异”的，高校更是敏感。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套新的出国政策，硕士毕业，要服务五年，如果有海外关系的，可以交钱走人。那个可笑的政策好像没实行多久，不过我正好赶上，因此而推迟了一年出国。不知这算不算“秋后算帐”。

我平时不怎么注意高层领导的讲话，只是那时申请出国，有时会翻翻报纸。记得九零年，不知是一个什么场合，李瑞环说，对介入学潮的人，除了极少数的，都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扩大打击面，揪住人不放，走向极左。不知他这些话，救了多少人。当时的我，真是特别感激他。后来看他那么潇洒地退出政坛，更加认定他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赵紫阳因学潮而下台，他的罪名是分裂党。比刘少奇的罪名要好听些，下台后的待遇更是好得多了。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到今天的江泽民，应该看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文明多了，这，应该是进步吧。

说了这么多，再回头看看，文革会再来吗？我以为不会，因为人民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从，也不再会把领袖当作神来崇拜。今日的中国，面临全球可能的经济衰退，如果没有能力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缓解贫富差别，那等待着中国的恐怕就不是文革，而是更为糟糕的“武革”了，那将是全球中华儿女的灾难。

几天前，泉水同学问我，如果政府作恶，我掉头走开，我对政府的行为是不是纵容？我说，是的。

回到八九年，有一个我头一年教过的学生，应该七月毕业，但因为学潮期间，去了北京，所以被延迟毕业。九月之后好久，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我只是他的大课老师，他没问过问题，所以没同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改过他的作业本。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对他的遭遇，我选择了沉默。不仅没在系领导那为他说话，也没有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私下对他表示一点同情和安慰。这么多年来，常能想起他坐在办公室的样子，心里总有那么一丝愧疚。

学潮之后，我选择了出国，然后又放弃了中国国籍。对我祖国的人民，我心中有愧吗？我不知道。我还在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