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杀”的陈佩斯和朱时茂
文章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0-11-22 16:12:07

来源:往事叉烧

 

 

 

最近,央视节目《金牌喜剧人》官宣导师名单,陈佩斯名列其中。很多人说:“可惜少了朱时茂。”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吃面条》,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开启了春晚小品的黄金年代。
 
往后,这对黄金搭档陆续推出《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王爷与邮差》。直到1999年,他们因为版权问题状告央视,淡出春晚的历史舞台。
 
后来,每次网络票选“最希望在春晚上看到的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定榜上有名。令人遗憾的是,那个画面始终没有出现。

 

 缘起

 1950年,陈强在布达佩斯演出时接到电报,得知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索性用地名给孩子取名,叫陈布达。四年后妻子生了二儿子,叫陈佩斯。

 < 陈佩斯一家 >

 1951年,电影《白毛女》上映,陈强扮演黄世仁的角色。有人说:“黄世仁就是中国银幕上最坏的坏蛋。”

后来,这个纪录被陈强自己出演的《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打破。文化部评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其中只有陈强以反派角色出名。

陈佩斯崇拜做演员的父亲,每次父亲有电影上映,就缠着母亲带自己去看,看完还会自个儿模仿,家人都夸他有表演天赋。

有一天陈强回家,白衬衫上一道道血迹,把陈佩斯吓了一大跳。更令他不解的是,原先尊敬父亲的左邻右舍,现在都换了一副仇视的嘴脸,说:“如果你不是坏人,那你为什么演得那么像?”

 

< 《红色娘子军》 >

不久后,国内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十五岁的陈佩斯还没完成北师大二附中的课业,就登上了军垦部队的新兵车,来到内蒙建设兵团修建黄河大堤。

在边疆干农活的日子很苦,陈佩斯天天吃不饱,非常想念北京的家。从苦难中走出的陈强,也在思考儿子的出路。北京唯一接受“出身不好”之人的地方就是文工团,而且每个月还有45斤粮票。

为了让儿子考上八一制片厂,陈强亲自辅导他念台词、吊嗓子、走台步。儿子考上之后,他还是不放心,经常躲在摄影机后头,偷看儿子表演,看到不对的地方就半路冲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演。

起初陈强担心儿子那张家传的脸,只适合演反派角色,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让儿子专攻国内尚不成熟的喜剧领域:“老百姓太苦了,咱们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1979年,父子搭档出演政治风波后第一部国产喜剧《瞧这一家子》,深受观众喜爱。后来,他们又推出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

 < 《瞧这一家子》 >

那时陈佩斯住在制片厂,经常跑到招待所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在排队时,他和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聊了起来。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叫朱时茂。

 搭档

 八十年代初,陈佩斯和朱时茂总是混在一起,两人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

朱时茂刚演了《牧马人》,是很多姑娘的梦中情人,收到一封又一封情书。陈佩斯则不修边幅,顶着一颗锃亮的大光头,一年四季踩着同一双布鞋。

两人吃饭的速度也不一样,朱时茂半碗面还没吃完,陈佩斯已经吸溜吸溜地吃完了两碗。之前上山下乡的生活,让他养成节俭和爱惜粮食的习惯。

 

< 《牧马人》 >

 对于表演的追求,他们倒是出奇地一致。当时电影厂经常组织现场演出,歌手唱歌,相声演员说相声,电影演员只能诗朗诵。陈佩斯和朱时茂觉得没劲儿,一起琢磨能演什么新鲜玩意儿。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小品:“把平时训练演员的小品加工一下,搬上舞台,一定有人喜欢。”不久后他们捣腾出一个叫作《吃面条》的小品,谁看完都乐得不行。俩人凭此四处走穴,赚了不少钱。

19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这个节目,派相声演员姜昆去找人。姜昆骑着自行车满城跑,终于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安排他们在体育宾馆试演节目。

演了40分钟,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伏,有个大师傅把衣服纽扣都笑崩了。演完后大家不放他们走,非要他们再演一个。陈佩斯和朱时茂无奈地看了对方一眼。他们没有准备下一个小品,只好每人给大家献唱一首歌。陈佩斯唱了《我的太阳》,朱时茂唱了《外婆的澎湖湾》。

本以为大家反应这么好,上春晚没啥问题,谁知表演结束后,就传来了质疑声:“春节晚会上,让全国观众这么乐,合适吗?” 回到台里,两人又接到各种审查意见。

陈佩斯是个犟脾气:“老茂,咱干啥在这儿受罪呢?”朱时茂一寻思,不演也无妨,俩人就走了。姜昆知道后赶忙骑上自行车追他们,把哥俩好说歹说地劝回来。

大年三十春晚直播前半小时,领导还定不下来《吃面条》能不能上,毕竟小品从没出现在春晚舞台,怕捅出什么篓子。最后,导演黄一鹤心一横,对陈佩斯和朱时茂说:“你们上吧,犯了错误算我的。”

那是人们在黑白电视机里头一回看到小品。陈佩斯扮演的龙套演员陈小二,向朱时茂扮演的导演毛遂自荐,争取一个吃面条的角色。逼真的无实物表演,把观众逗得直乐,造就了那届春晚最成功的节目。

 

< 《吃面条》 >

 陈佩斯演完很高兴:“它标志一个特别畸形、特别紧张的社会改型了。人们可以笑了。”

 小品之王

 《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被全国观众认识了。

有一回朱时茂去公厕,听到一个小孩说:“你吃一碗吧?”另一个小孩说:“我吃饱了,你再吃一碗吧。”他恍然发觉小孩在模仿自己和陈佩斯。

不久后,二人延续《吃面条》的故事线,排演新小品《拍电影》,将其搬上1985年春晚舞台。节目很成功,“风湿性关节胃”成了新的流行词。

1986年,赵连甲和焦乃积写了《羊肉串》的剧本,邀请赵丽蓉和陈裕德出演,但他们怎么演都感觉不对,导演组想到搭档默契的陈佩斯和朱时茂,把他俩拉了过来。

朱时茂为了演好城管的角色,跑去工商市场观察管理人员。陈佩斯为了演好小贩的角色,跑到路边观摩小贩如何烤羊肉串。这个小品比《拍电影》反响还好,它不仅能逗乐观众,还能让观众笑完感受到一丝民间疾苦。

春晚后小孩们有了新的模仿素材,学起陈佩斯那充满孜然味的新疆腔调:“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嘞。”

 

< 《羊肉串》 >

观众的喜爱让他们越发投入到小品中。朱时茂每次上台前,会在后台跑上几圈,确保自己在台上拿出最饱满的激情。陈佩斯每次演完后,立刻想下一年要演什么。

他们在戏里是最好的搭档,在戏外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到街上观察市井生活,晚上回到屋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段子,彼此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相处得久了,朱时茂越发觉得陈佩斯抠门,常年不带钱包,吃饭都是朱时茂掏钱,也不买手机,需要时就借用朱时茂的。

有一回到东北演出一个月,朱时茂带了好几双袜子,陈佩斯只带了一双,还是露出脚指头的破袜子。他说:“我晚上洗洗,第二天就干了。”

还有一回去南宁演出,陈佩斯看上店里的小狗,跟朱时茂说:“我刚去逛了逛市场,那对小狗特别好,但老板硬是不降价,非要800块钱。”朱时茂听完立马去店里买回两只小狗,分给陈佩斯一只。

那时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神探亨特尔》。他们用剧里的名字给小狗起名,朱时茂那只叫亨特尔,陈佩斯那只叫麦考尔。

面对媒体提问,朱时茂自信地说:“你问陈佩斯,谁是他最好的朋友,他铁定说是我。”

 出走央视

陈朱二人的表演和剧本越来越成熟,但在春晚这条路上,他们却遇到越来越多的坎儿。

1988年,排演《狗娃和黑妞》时,他们希望导演组能满足单机拍摄的要求:“这样小品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没有人理会他们。

1990年,陈佩斯希望在《主角与配角》中,让自己扮演的叛徒反串演党员。尽管他一再争取:“为了让老百姓快乐过年,小品不应该有太多负担。”还是遭到各种反对。后来在导演黄一鹤的力挺下,节目才勉强挤进春晚舞台。

1991年,《王爷与邮差》进行技术型舞台实验的想法未被采纳,剧本也迟迟无法通过审查。他们修改无数次,无数次被否定,只好暂时把剧目搁置。

1994年,他们干脆写了《大变活人》这个纯粹搞笑的作品。有人评价:“它粗略得根本不像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做的东西。”他们回应道:“我们知道你们会说这个层次很低。好极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要做纯喜剧的东西,告诉你,让你笑,不是为了教育你。”

1998年,折腾好几年的《王爷与邮差》终于面世。明明彩排没有问题,直播时却出现许多失误。一会儿没有枪声的音效,一会儿没有万众欢腾的音效,影响了剧情的连贯性。更糟的是,朱时茂的话筒突然失灵,只能拼命靠近陈佩斯,蹭着他的话筒说话。节目结束后,他们失落极了。

陈佩斯说:“为了十几分钟的东西,要拿出半年时间反复磨,反复被审查,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年年如是。一下十几年,等于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发现是个很不幸的结局。”

 < 《大变活人》 >

隔年,他们发现市场上售卖自己的小品VCD,是央视下属电视总公司盗版的。不仅没给他们版权费,连知会一声都没有。

他们很生气,找那边的负责人理论,谁知那人说:“我就出了,怎么着?陈佩斯和朱时茂还不是我们捧起来的?”

他们一听更来气了。当初他们来春晚的时候,还没有小品这个栏目,是他们和其他小品演员,一步步把这个栏目做起来的,现在怎么反倒说是栏目把他们捧红的?

两人索性将其告上法庭:“他们随便对我们说NO,我们也对他们说一次NO。”

被“封杀”的日子

 2002年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电视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并向陈朱二人支付著作权侵权赔偿金33万元。与此同时,他们基本失去央视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其他电视台也不再热捧他们。

有人说:“佩斯和老茂还是不聪明,为了33万的版权费得罪了这么大的电视台。看看金庸先生多会做人,一块钱就把《笑傲江湖》的版权卖了。”

陈佩斯回应:“那是我和老茂创作的作品,是我们用来养家糊口的,你家的存折被别人拿走了,你能忍吗?”

别人依旧不能理解他们,大多数人默许自己被侵权,甚至把它当作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陈佩斯不以为然:“在一个有规矩的世界,我们才能活得更好。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难道还要继续烂下去吗?今天必须有人出来说,否则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会愤怒。他们愤怒的不是强权,而是每一个对强权低头的人。我不想让后人嘲笑我。”

 < 《警察与小偷》 >

 多年后陈佩斯回忆这场官司:它就像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台阶,正好不想做春晚了。

十多年的时间消磨了他们对小品的热情。离开央视之后,两人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朱时茂下海经商,陈佩斯导演话剧。

拍第一部话剧《托儿》时,陈佩斯几乎把全部身家砸了进去,为了筹集更多资金,还接拍了一贯看不上的商业广告。如果失败,他将血本无归,于是铆足了劲要拍出个好作品。

排演的日子,他成夜成夜地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也在背台词和走位,体重掉了好多斤,胡子都给熬白了。

上映日期临近,他每天都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晚上要吃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要猛灌一杯浓茶提起精神。

开启全国巡演才发现,很多小地方的剧场设备很差。表演前,他亲自带着大伙儿赶走闲散人员,清扫剧场的粪便和垃圾。表演时,他还得跟观众立规矩,很多人不知道看话剧要保持安静、不能随意走动。

编剧史航说:陈佩斯是建立话剧市场,尤其二三线城市的话剧市场,苦劳最大的人。

 

< 《托儿》 >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陈佩斯请老友朱时茂来捧场。

朱时茂答应演三十场,后来拼命演到三十三场,感觉身体吃不消了。他说:我是一个喜欢放松的人,佩斯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独自前行

 《托儿》市场反响不错,陈佩斯又继续做了《亲戚朋友好算账》《日出》《阳台》等舞台剧,忙得不得了。

朱时茂见到陈佩斯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见面时,他发现陈佩斯好像一点儿没变,还穿着二十多年前那样的老布鞋。陈佩斯说:“原来7块,现在12块了。”

朱时茂送他一副高尔夫球,跟他开玩笑:“咱们同岁,你现在看起来像六十岁老头,我还像二十岁小伙儿呢。你要记得运动,不要把它摆在那儿当文物。”

 

有人问陈佩斯:“为什么这么辛苦地做话剧,像当年那样走穴不是能赚更多吗?他说:“挣了钱干啥呀?”对方说:“买房呀。”他说:“买了房干啥呀?”对方说:“买车呀。”

他顿了顿,接着说:“多贵的车子,它也是四个轱辘,多贵的房子,我最终还是睡在一张床上。前阵子我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得我腰疼,医生建议我不要睡那张床。幸亏当初装修的时候留了一个小炕,还是那硬板适合我。”

陈佩斯之所以做话剧,是因为想要钻研喜剧艺术。十多分钟的小品局限太多,话剧是一片更好的试验田。他从中外舞台的戏剧源头,研究各种理论和大师作品,再结合当下的大环境,打磨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又开创了大道文化喜剧训练营,培养优秀的青年喜剧演员,儿子陈大愚也加入其中。

只不过午夜梦回之时,他会感到一丝孤独:“就像一百多年前,闯关东的人到了黑土地上,占了这么辽阔的地,我一个人种不过来。这片土地太辽阔了,但从者寥寥。没有竞争的对手,使我很寂寞。

 陈强之死

2000年,姜文找八十二岁的陈强出演《鬼子来了》里“一刀刘”的角色。

当时陈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要老伴儿陪着一起去片场,但他在片里完成了浇冷水、骑毛驴、耍大刀、翻跟头的戏份,坚持不使用替身。

< 《鬼子来了》 >

2008年,陈强开始出现失忆的症状。奇怪的是,他把早年遭遇的人身侮辱、皮肉之苦全忘了,而高兴的事情基本记得。

陈佩斯把他安顿在北京郊区一座带有花园的宅子里。为了让父亲轮椅出行方便,他特意请人在花园里安了一个木制栈道,还在院子里种满了父亲最喜爱的海棠树。

2011年,陈佩斯的新话剧《雷人晚餐》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演。93岁的陈强拉着老友于洋,去现场为儿子捧场。他看不清舞台,也听不清台词,但依然打心底为儿子高兴。以前别人叫陈佩斯“陈强的儿子”,如今管陈强叫“陈佩斯的父亲”,儿子出息了。

陈佩斯仍然会和父亲探讨喜剧艺术,哪怕他觉得父亲已经听不懂了。有一天,他和父亲说自己在研究人类的笑行为,以为父亲不会有什么回应,谁知父亲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心窝被戳了一下,原来父亲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依旧惦念着喜剧,惦念着自己。

2012年,陈强病情急剧恶化,常因肺炎和肾衰而高烧,陈佩斯停下手头的工作,在家伺候老人的起居。

后来陈强住院,他便跑到医院,亲自帮父亲端屎端尿。这时候他再和父亲说喜剧的心得,父亲已经无法开口交谈了。为了给儿子回应,他微弱地握了握手。朱时茂来医院看望陈强,给他塞了一万块钱。

2012年6月26日,陈强去世。陈佩斯说:“他走得非常安详,非常平静。这是白喜事。”陈佩斯和张国立等人把陈强的遗体抬入冰柜,朱时茂也到陈强家中致哀。很多人说:“上帝想看电影了,所以把陈老爷子带走了。”

 

陈佩斯年纪渐长,外貌和父亲越来越像,有时照着镜子,一晃神似乎又看到了老父亲。

许多年过去,他依然记得父亲跟他说过:“老百姓太苦了,咱们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他说:“那就看老天爷赏我多少年。”

 无法回去的春晚

不演小品的这些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已经很少看春晚了。

2013年,央视春晚导演哈文邀请他们回来演出,他们一口回绝。哈文不放弃,又找他们说:“你们不演,坐着看也成。”他们没答应:“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这一年,早已名声大噪的郭德纲第一次上春晚,很多网友却觉得不好笑。陈佩斯分析:“相声有相声的属性,相声来源于市井,春晚是个体面的大型晚会,把市井文化放上去不合适,不说他们,我的也一样。”

2014年,央视春晚导演冯小刚再次邀请陈朱二人出山,他们又拒绝了。朱时茂说:“很难超越过去,我担心一世英名毁在一次春晚上。或许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会来一个收官之作。”陈佩斯说:“没有好本子是一个原因,更多原因是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的。”

大家没想到,这年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实现了“合体”——朱时茂儿子朱青阳导演处女作《谍·莲花》。那天,老茂给陈佩斯打电话,陈佩斯二话不说就答应客串。挂了电话,老伴儿问他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才想起来忘记问了。

 < 《谍·莲花》 >

2020年,在北京台春晚上出现了一次特别表演。

陈大愚与朱青阳将父辈的经典之作《吃面条》,重新演绎成《老面新吃》。

台下的陈佩斯和朱时茂看得乐开了花,眼角不由得泛出一丝泪光。三十六年前,他们也是这般年纪,也是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朱时茂说:“盛满!盛满!你这个角色吃面要吃整碗。”陈佩斯捧着溜圆的肚子,打着饱嗝儿:“哎呦导演,我实在是撑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