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往事:背叛同仁堂的日子
文章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0-09-20 18:01:44

作者 叉少

九十年代,《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组织了一次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大聚会。

他带了剧本到宴席上,原本只想顺便让张艺谋看看,没想到变成了那场聚会谈论的焦点。

田壮壮忽然说:“我建议咱们每个人在里头串个角色给宝爷助威。”大家讨论决定拍摄期间半年之内,每人来客串一天,提前三天报备郭导。

张艺谋又补充:“咱们说的一天的概念不是正常工作时间,而是二十四小时之内,您随便用。”

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们,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不要说义务客串,就是重金聘请,也没有一个戏花得起这个钱。

话传到投资商耳朵里,命令郭宝昌一定要将客串演员写进合同,用来宣传。

< 郭宝昌片场旧照 >

郭宝昌拍片心切,万般无奈,只好把哥几个凑一起签了一个名为“走到一起来”的合约,由凯歌牵头,底下有艺谋、壮壮、何群、姜文、侯咏、顾长卫、吕乐等一连串的名字。

愿意义务帮忙客串,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宅门》这个本子,郭宝昌想了不止40年。

《大宅门》讲的是老北京百年药铺百草厅的故事。现实中的百草厅,是大清末年的同仁堂,也是郭宝昌的家。

只不过,他是被买进门的。

< 同仁堂老药铺,始建于1669年 >

郭宝昌原名李保常,1940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旧北平到处都是日本人,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母没辙,为了80大洋把他卖到河北沙城。他三姨知道了,又借贷赎回,转手卖给京城郭家赚差价。

郭宝昌最初的记忆里,自己的母亲叫郭榕,是同仁堂乐家四爷乐镜宇的二房太太。对应到剧里,郭榕成了香秀,乐镜宇成了白景琦,郭宝昌自己成了李天意。

< 郭榕与郭宝昌母子合照 >

郭榕走进大宅门,也是因为贫穷。她原本是被卖到同仁堂老太太身边使唤的抱狗丫头,26岁那年,已是70岁高龄的乐镜宇看上了她。为了在乐家立足,郭榕把养子郭宝昌领进大宅门,教他怎样“当个爷”。

别人家的小孩还在院里捏泥巴的时候,郭榕就训练郭宝昌抽烟、喝酒、票戏、拳击、看芭蕾,给他换了一辆又一辆自行车,放任他晚不睡早不起,还说:“没这手功夫,你就对付不了酒席宴上那帮混蛋。”

< 《大宅门》剧照:香秀教李天意喝酒 >

养父乐镜宇很疼爱这个养子,给他亲自改了名字,“保常”变为“宝昌”。宝昌没事就钻进乐镜宇房里听故事,听他讲自己如何在家族中无法无天,气走几位教书先生,又如何被一位文武双全的师父所收伏。

《大宅门》前40集的故事,就是这么从养父那听来的。

< 乐镜宇 >

即使有养父的关爱,在同仁堂待的时间长了,宝昌还是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同仁堂里的地位。他并非正牌的少爷,而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少爷小姐瞧不起他的出身。

16岁那年,他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好奇,便背着养母找到一个算命很准的先生。

先生说的头一句话是:“你自幼父母双亡”。郭宝昌很警觉,问他从哪听来的这些事。算命先生告诉他,不信就走。

接着,他又说了很多郭宝昌觉得费解的话。他说郭宝昌23、24岁有牢狱之灾,中年没有钱花。郭宝昌心想真可笑,我家财万贯,怎么可能混得那么惨?

嘴上说不信老头说的话,他回了家就将到处听来的身世捋出了一篇作文。养母看见这篇作文里对于自己早年“抱狗丫头”的描述,气得把文章烧了,还辞退了嘴不严的丫鬟。

< 《大宅门》剧照:香秀得知李天意写作文 >

郭宝昌对同仁堂的第一次书写,就如此夭折了。

1959年夏天,郭宝昌到了报考大学的年纪,那时新的政治风貌已经形成,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

< 同仁堂公私合营 >

他想考北大的中文系和复旦的新闻系。别人听说后,对他说:“新闻是无产阶级党的工具,怎么可能让你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狗腿子,去搞党的新闻?”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系主任田风看中了这个学生。田风对学校打保票:“我是工农阶级出身,我来改造他。”

因为这句话,十年动乱把两个人都卷了进去。郭宝昌被定为“反动学生”,田风也受到了迫害。

当时郭宝昌正在写《大宅门》的小说,写到三分之二被没收,罪名是为资本家著书立传。他等待着学校的处理,做的是刷厕所、扫剧场、刷油漆、刷汽车、称煤球的活儿。

有天下午6点,他从煤球厂出来,和田风老师撞见,两个人都低着头,田风老师已经瘦得脱了相,郭宝昌就这么走了过去。没想到那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一年过后,田风老师与世长辞。那年春节,已经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半年的郭宝昌回家过年。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出身,他反复逼问养母郭榕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郭榕告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南口农场,告诉组织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以为自己的这种投机能得到好处,没想到管理人员说:“你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你的骨子里就是渗透者资本主义的罪恶,你浑身都长了反骨,所以出身对你没有关系。”

郭宝昌当时太恐惧了,只想更彻底地摆脱这种身份,于是逼养母交出全部家财,这是一个25岁的青年在那个年纪证明自己立场的唯一手段。

做了很长时间的动员工作,郭榕才答应放弃一半股息。但郭宝昌觉得还不够,于是再次劝说。

养母翻脸了,她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宝昌,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我,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我是不会交的。”

郭宝昌觉得养母是在逐他出家门,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摔下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

4年的劳改生活里,郭宝昌每天都要做极为繁重的体力活,扛的麻袋有118斤重,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同队的小青年感觉日子太难捱,听说郭宝昌读过不少书,便把他弄到小黑屋里,用茶点和水果招待他,让他讲《基督山恩仇记》和《悲惨世界》。结果听的人越来越多,消息传了出去,这种行为很快被禁止了。

< 《悲惨世界》 >

某一天,他感觉自己实在无法忍耐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

自杀之前,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掏出缝在衣服里的女朋友照片,撕吧撕吧吞到了肚子里。接着他找到了一颗杨树,正准备搭绳子的时候,七八个手电筒照过来,问他:“你干什么?”郭宝昌撒谎说:“我上厕所。”

在尿池子里等了好久,那帮人非但没走,还坐在附近的土坡上聊上了。他折回屋子里准备再试一回,结果那帮人又出现了。郭宝昌心想去他的吧,老子不死了,钻回被窝,十分钟就睡着了。

就这样耗到了1969年,学校终于派人来接他们这些学生了。对方一伸手,说:“郭宝昌同志”,他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卷起一床破烂儿就上车了。

三月份,他到了张家口四六一九部队干校,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矜持,说话、行动都逐渐嚣张起来。结果在抓“五一六”的运动中,郭宝昌又被抓上了审判台,连女友都被逼着揭发他的罪行。

那是他最昏暗的时期,他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而这时竟然有一位少年时代的老友来看他,告诉他养母的近况:“你母亲因为想你,哭得双目已近失明啊!”

他按捺不住情绪,跟连队请假回家。鉴于养母资本家的身份,他编的理由是探望亲生母亲。

一回到家,两个人便抱在一起,郭榕的头抵在他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哭,不许哭,我的眼睛不行,不能哭……”郭宝昌用力咬着舌头,不让眼泪掉下来。他在家里待了两天,娘儿俩不提过去,不说未来,他只是一味地讲笑话哄养母高兴。

第三天,他不得不告诉养母,自己要去寻找生母,因为这是跟连队请假用的借口。此时郭榕已经跟他说过生母的下落,他轻而易举便能找到家门。

< 《大宅门》剧照:李天意得知生母下落 >

 郭宝昌以为养母会理解他的行为,结果她完全不能接受,两眼发直地冲他喊:“狼,一只养不熟的狼”。

 1973年,干校解散,郭宝昌被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33岁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他组建了家庭,做了程英的副导演,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有了时间和精力重新写《大宅门》。

此时郭榕与郭宝昌的关系已达到了冰点,郭榕坚决反对他把同仁堂家族的事情公之于众,“这不是自曝家丑吗?”

她不再表达对儿子的依恋,反而对孙子疼得过分,数九寒天,她每天夜里三点去春明食品店排队买面包,惯得小孩子除了高级面包什么都不吃。

后来郭宝昌和第一任妻子的感情破裂,小孩被母亲带走,郭宝昌最重视的《大宅门》手稿也被妻子烧了。

郭宝昌一下子变为了孤家寡人,而这时,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走进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他们的毕业作《红象》在厂里播放,几个画面出来郭宝昌就傻了,“中国什么时候出了这些天才,这是一群什么人拍的?”这些年轻人很快成立了青年摄制组,选定的第一个剧本是郭小川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

样片拍摄出来,“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鼓鼓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什么也看不清。”郭宝昌看了之后却觉得“好得不得了”,认为中国电影需要这样的叛逆,年轻人就应该有这种创新精神。

< 《一个和八个》剧照 >

为了让影片顺利上映,他亲自给生产办主任写信,又在厂长和书记面前给片子好一通夸。电影局的人说什么也不通过,郭宝昌就和他大吵一架。种种努力之下,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才得以见世。从此,他们都称郭宝昌为宝爷。

到了90年代,郭宝昌积累了一些人脉和经验,又凭着记忆将被毁掉的剧本拼凑起来,将它起名为《乐家同仁堂》。

乐家的人听说之后,提出了意见:“你是乐家的人,但你没有乐家的血统,不能叫这个。”于是郭宝昌把同仁堂改成百草厅,将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模糊处理,最后是“七分真,三分假”。

1995年,郭宝昌选上了一家投资商,终于迎来了拍摄《大宅门》的机会。第五代导演们为了报恩,主动提出一同义务客串。

< 《大宅门》剧照:张艺谋客串 >

 结果刚拍三集,投资方由于资金问题被迫下马。戏拍不成,剧本版权也困在了合同里。

这件事给郭宝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四处找投资商,期望拍摄可以接续下去。有老板愿意见他,说要他拉一两个演员喝顿酒,但酒喝完了,再也找不到人影了。

四年过去,他见了80多个投资商,尽数黄了。有人不希望郭宝昌来当导演,去问张艺谋是否愿意。张艺谋反问回去:“你清楚我和郭导的关系吗?”

2000年,郭宝昌已经60岁了,某一天制片人俞胜利找到他,说央视想独家投资重拍《大宅门》。

郭宝昌对这个机会很珍惜,特意去内联升给演员们买了道具鞋,又到潘家园去找陈宝国磕烟袋的大痰盂,要记忆中家里那种铜的,高的。

备选演员们看过了剧本,都纷纷表示对角色很感兴趣,可郭宝昌对演员的挑剔程度比道具更甚。

初次投拍时,大女主白文氏的角色是郭宝昌的妻子柳格格来演的。这回央视推荐了斯琴高娃,郭宝昌不同意,“我刚和她演过戏,《日落紫禁城》她演慈禧,她那么胖,绝对演不了二奶奶”。

这话传到斯琴高娃耳朵里,她一咬牙,一个月减了十八斤。

杨九红的角色选定也经历了一番波折。本来这个角色是蒋雯丽演的,到了第二回,蒋雯丽提出来要换一个戏份很少的角色——嫁给照片的白玉婷。

< 《大宅门》剧照:蒋雯丽 >

央视推荐何赛飞来填这个空档,郭宝昌一听就急了,“咱们这是老北京的戏,何赛飞一个唱越剧的、小百花的南方人,肯定不行”。

何赛飞和斯琴高娃一样看重这个角色。第一次试戏,她像疯了一样去撕扯孝服,卖力演出杨九红绝望痛苦的一面。直到喊了卡,她还在声嘶力竭,只感到全身发麻,站立不稳。郭宝昌这才认可了这个演员。

 

< 《大宅门》剧照:何赛飞 >

每一位出演《大宅门》的演员,不分角色大小,都付出了不少心思。陈凯歌为了演清朝戏把长发剃成光头;张艺谋拍了一天觉得自己没入戏,要重拍;姜文一场五分半钟的台词练了一天,一条拍下来无一错处。

< 《大宅门》剧照:陈凯歌客串 >

主演陈宝国有时候一天要拍70多个镜头,作息完全紊乱,只能每晚吃安眠药入睡。

有一次组里的演员约好了去打麻将,到点了“三缺一”,不见陈宝国出现。

雷恪生去到他房间门口打电话,发现手机就在里面响。他心想坏了,这不是出了什么事吧,就从阳台爬了进去。他使劲拍陈宝国,半天才拍醒过来,原来是安眠药吃多了。

《大宅门》播出后,以平均15.01%的收视率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新高,还在香港翡翠台黄金时间播出。

同仁堂家族看到了这个剧,认为他在“扬家丑”,对公众表态道:“这个剧写的不是同仁堂”。

第一部拍摄完,郭宝昌又开始拍摄第二部。对于家族中人的反对,他面向公众说:“不肖子孙郭宝昌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为了事业,忠孝不能两全。”

大宅门播出时,距离养母郭榕去世已经22年。后来郭宝昌上了一些节目,每次提起养母都会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而自己则是“卑劣”和“软弱”。

养母在世时,郭宝昌连总导演都没当过。她没能见到《大宅门》最终的样子,也不会知道儿子会在自己离世以后,涌生出那么多的愧疚心。

送别养母时,三姨告诉他,郭榕留下的最后三个字是“无牵挂”。郭宝昌说:“这是对我的恨,或者说是对我爱极了的恨。”

《大宅门》片头曲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个年轻人,跪在大门前,低头认罪。

郭宝昌说:“那个年轻人,是我”。他所有的愧疚,都留在了在这一幕。

1969年的大年三十,郭宝昌做了一件,这一生中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 片头曲一幕 >

那是他在学校牛棚关了一个月放出来的日子,他肚子很饿,花了一块钱点了五碗担担面,却还是没有吃饱。

寒冷的风刮过他的全身,他突然很想知道自己的母亲怎么样了,于是他走回了东华门旧居。到了门口一看,旧居已经改成大杂院,住进去的人都是生面孔。他只好走去母亲给他准备的前门房子,有人看见,告诉他:“郭榕不住在这,在下四条的简易房“。

< 1940年的前门大街 >

他来到下四条,养母正在搬一个箱子。郭榕看见儿子,像看见一个天外来的怪物一样,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好一会,她嘴里蹦出几个词:“没法儿活,没钱,卖箱子” 。

从前大宅门里穿着绫罗绸缎的郭榕,如今就住在一个七平方米的小屋。郭宝昌环顾四周,低矮、简陋,他坐到了门口一张小方凳上。

过了会,养母的语气软了下来,言语中流露着希望儿子回到身边的想法。郭宝昌想了想,说:“三年前我劝您放弃股息是对的,可您把我赶出了门。回来可以,但你要承认当时不愿意交家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郭榕喃喃道:“当初的形势……”郭宝昌打断了她:“一定要承认你错了,我才会回来“,说着他拿起包就要走。

养母一把抱住他:“儿子,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我想你,你不能走。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找过你的同学,到你们学院去过。”

养母哭了,郭宝昌又坐了下来,他说:“那好,我可以不走。您说,您错了没有?”养母不回答,只是低着头默默擦泪。

郭宝昌没再理会母亲,毅然推门而去。天已黑了,外面正飘着小雪,他匆匆走向胡同口。

昏暗的路灯照着小雪,郭宝昌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呆呆地站在雪中,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他终究没有软下心来,转身走出了下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