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日，北京中国棋院二楼大厅，第六届“威孚房开杯”围棋争霸赛正紧锣密鼓进行。棋圣聂卫平顶着一头乱发眼观棋盘，全然不顾身边的观战人员，思索之余，他不时点上一支不知名的外国香烟。

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棋圣是否有信心挺进八强，以便去无锡品尝大闸蟹。聂卫平开玩笑说，为了大闸蟹也要多赢几盘。果不其然，上午的比赛聂卫平轻松取胜。“王垚昨晚没睡好吧？”聂卫平笑着对这位“80后”对手说。

原本以为比赛结束后，聂卫平就会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不想等走出赛场，刚打了个招呼，他便与司机一道，匆忙驱车赶赴午宴，且下午还要继续比赛。

下午五点多，略带疲倦的棋圣终于来到了棋院大堂，就在大堂的沙发上，聂卫平聊起了自己那段“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知青岁月。

1969年9月23日，17岁的聂卫平离京前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聂卫平体重刚刚一百斤，年龄在同一批知青中是最小的，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聂卫平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被问及当年上山下乡的原因时，聂卫平眼睛微闭陷入回忆中。“还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上山下乡的号召，其实我们68届的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绝大部分都留在北京的工厂，但我的出身有问题，我的父母被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我没有留在北京，而且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没有办法，我只有去农场。”

聂卫平在家大哭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很容易说出口的，说不出口的，是初恋的失败带来的痛苦。

丫丫，是聂卫平一见钟情的女孩儿，很快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聂卫平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为了找丫丫，聂卫平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再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爱情被封存起来，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的北大荒。　

“初到北大荒时，眼前所见到的，与我的想象差得太远了。没去之前，觉得应该是土地肥沃，满地鸡鸭乱跑，像诗一样的画面，因为号召我们来这里跟我们宣传的就是那样一幅画面。9月25号到北大荒的时候，正在下雪，当时的天气还没有那么冷，雪花一落地就化了，满地泥泞，根本就没有路，每走一步都要陷进泥里，鞋根本就没法看了。刚一去，现实生活就给我们上了严峻的一课。”来北大荒之前聂卫平从未干过农活，对农作物自然是知之甚少。第一次下田干活，面对一望无际的小麦，他曾一脸疑惑地问其他知青，“怎么种这么多韭菜？”当年的无心之语，现在还被老知青们当做笑谈挂在嘴边。

当年的青年们热情高涨，有的比着赛地赶劳动进度，唯独聂卫平不行，虚弱的身体根本不给他这个积极的机会。别人都热火朝天地朝前赶，他锄到九百米就是极限了，躺在地上就动不了了，连长和指导员都以为他偷奸耍滑，不好好劳动，没少批评他。

收割回来的小麦要在晒场进行一次粗加工，由机器把麦秆和杂质扬到一边，剩下的好麦子就顺着机器下面的漏口直接落进事先放好的麻袋里，再由知青们把这些麻袋搬进仓库。当年聂卫平的工作就是搬运这些麻袋。别的青年一次搬两个，有的甚至一下子扛三个，聂卫平一次搬一个，还没一会儿就累得汗流浃背。后来大家看他身体实在不行，就让他干些轻巧活儿，算是对他的特殊照顾。　

聂卫平在北大荒下乡期间，要找一副围棋是很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根本没有精力去下围棋，棋谱难寻，棋友难觅。
“我当时以为一辈子在黑龙江扎根了，就把陈毅元帅送给我的一套围棋带去了那里。闲暇时我经常自己摆棋，知青们知道我放棋的地方。结果有一次打架时，他们把我的棋子当‘暗器’使用，最后棋子都被打光了??”这段回忆让他懊悔不已。

聂卫平曾为了找自己少年时的棋友程晓流下一盘棋而从自己所在的第四分场走到第九分场，徒步几十里地，就为了下一盘棋。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不过这也促成了他的另一项技艺——象棋。聂卫平象棋下得也是相当好，他和对方下的时候都是让“一马三先”，就是让对方一个马，再先走三步，最后才能战个不相上下。

当年和聂卫平同在山河农场的鸡西知青王存友说，“我们也是通过聂卫平才对围棋略知一二的。”虽然少有机会能接触围棋，但聂卫平并未完全把其抛之脑后，北大荒辽阔的土地，虽不能为他提供一副棋盘，但却给了他广阔的空间，聂卫平曾经多次说过：“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当我重新坐在棋盘边的时候，就会感到棋盘更广阔了。”对一个围棋高手而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棋艺到达一定水平，比的就不再是技术，而是境界。　

1971年，因为听弟弟误传北京将有中日围棋赛，聂卫平看棋赛心切，但又恰值秋收，请假肯定不会被批准，他只得偷偷跑回北京看比赛。结果，日期搞错了，提前了一年，他只好又匆匆往农场赶，没钱买票，在火车上东躲西藏，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待遇一落千丈，聂卫平本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这一跑，就变成了骗子，受到领导的一顿批评，他感到很压抑。由于身体不好，他被分到晒场干活儿。那里活儿轻，离宿舍又近，除了他一个男孩子外，全是女孩子。活儿虽不累，但太阳晒着，也渴得受不了。临近中午，一个鸡西来的知青给他们送水喝，所有的女孩都有水喝，惟独不让聂卫平喝。聂卫平气急了，两人就打了起来。后来，比他高大的对方竟被他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马上有人用手铐将聂卫平铐了起来，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措施对待他。

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关爱，“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聂卫平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那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帮我洗衣服，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儿，愿意帮助弱者，算是给我面子吧。”那时思想比较保守，男女之间没有更多的想法，感情比较纯洁，“当时觉得一个上海姑娘非常漂亮，只是觉得长得好看，没有任何行动，后来也不知道这个女知青的下落”。　

没过不久，那个挨打的鸡西知青说被打坏了，再也不肯劳动，而聂卫平每月所得的32块钱工资要全部都给他。聂卫平再也受不了这种待遇，1972年，他擅自离开农场回北京了。虽然他的父母当时还没“解放”，但处境已经好多了。父亲在延安时期是抗大的教员，有许多遍布全国、身居要职的学生。其中一个是黑龙江省农垦局局长，他便把聂卫平派到北京，当农垦局的联络员。聂卫平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多给农场买回急需的汽车钢材。当时，汽车钢材全国都缺。在母亲的帮助下，聂卫平不辱使命，迅速地为农场买回了50辆崭新的解放牌大汽车。他自己也换来了一段休养生息的好时光。每天一早，聂卫平骑着自行车赶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那儿有原国家围棋队的陈祖德等七位高手。他们正在接受“教育”，而聂卫平正需要向这些高手学习。

终于，聂卫平在与老国手们的比赛中，从被让子让先，逐渐上升为可以对等较量的程度了，几个月后，又进了刚刚组建的国家围棋集训队。1974年4月，聂卫平又回到了山河农场。这一年，他以无可争辩的成绩，获得了全国围棋锦标赛第三名。从此，崭露头角的聂卫平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山河农场调入省体工队。

1982年，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民在国外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李力安相遇时说起，“我们有个运动员，在黑龙江名气很大，你们用了他多年，是不是给我们吧。”李力安同意了，马上办手续。聂卫平调回北京，也正式进了国家围棋队。

虽然当年那些知青命运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他们的人生底色上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沧桑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