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锁闭10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冲向考场，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后两拨人终圆大学梦，开始了改变命运的角力，他们共同的标志是77级、78级。近40年过去了，他们已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

      为官，他们或主政一方，或执掌部院，开始擘画国家的发展，引领民族的航向；从商，他们或投资设厂，或兴业兴产，推动着大中华的经济腾飞；为学，他们或著书立传，或开课授徒，传乘千年文明，开创时代新学。时代造就了他们，国家选择了他们。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李克强在北大南门与同学合影

在《师风散记》一文中，李克强这么回忆他考大学的经历：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李源潮在接受复旦大学校友网访谈时，回忆了他怎么考进复旦、考进“史上最牛班级”的：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两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4年，因为我们是77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10年。10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TCL董事长李东生，1978年高考从惠州考到华南工学院（现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后，李东生选择了回惠州老家，被分配到惠州科委当机关干部。李东生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业，但那时已算是惠州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在TCL展开“消费革命”，开创了TCL的销售额新高。 

张艺谋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在回忆高考时张艺谋曾说：“没高考，没现在。”他回忆自己的高考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顾长卫回忆高考时说“那就像一道光。”顾长卫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按常理应该到农村插队落户，但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进街道工厂当工人之类的机会。但“混”了两年后，这样的机会也没轮到他头上，最多就是打打临时工。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运气很好。此前他并不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学，只是因为学过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顾长卫曾在初三的时候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当地的少年宫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这段时间让他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考虑到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应该不是难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报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顾长卫后来在说高考对自己的影响时曾说：“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1952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他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1978年8月参加高考，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之后执导过《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无极》、《梅兰芳》等电影作品，多次荣获过国际大奖。陈凯歌至今仍为惟一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 

易中天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2007年，易中天以6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3位，引发广泛关注。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当代著名作家肖复兴，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10年。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82年毕业。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总编。曾写文章《高考故事——1978》详细的叙述了自己恢复高考后考大学的经历。他说，在废除高考之前，他就被学校老师推荐去中央戏剧学院，但是因为当年废除高考就此作罢。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条件之一是年龄在18-31岁之间，而当年，肖复兴正好31岁。这或许就是他与中央戏剧学院的缘分。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是当代著名作家。1978年至1982年，刘震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刘震云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发广泛关注。并以《一句顶一万句》荣获“茅盾文学奖”。 

1976年前后，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如动手翻译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边读书。

 
      陈嘉映弄到了一张北京图书馆借书证，借到弗洛伊德《释梦》外文原版。结果，他对释梦着了迷，一发不可收拾。“……每早醒来，都把夜里的梦回忆一番，然后试做解释，也经常打探朋友们的梦，套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他们有时觉得解释得还怪有道理的。”

 
      当然，继续阅读才是“正经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陈嘉映对整个心理学的兴趣，他完全摒弃此前阅读的苏联心理学家，转而攻读“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学著作。 

1977年陈嘉映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的，1978年5月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后调往华东师大哲学系。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等。 

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院长。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刚得到消息的时候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呢，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在县城也小有名气。身边的小同学都去报名高考，一些画得差的干脆拿着我的画去报考。”罗中立回忆道。“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于是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重庆画家罗中立，喜欢用“阴差阳错”来感叹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劝说下，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三十年后，他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这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的院长。 

77级、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虽然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也仅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多数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这，恐怕也是造就他们日后非凡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