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大致过程之四

从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起，刘少奇就受到红卫兵的批判，他的主要罪名可以用 67 年 9 月 18 日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所犯错误部分的摘要来说明。下面就是这个讲话的摘要。

“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

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

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就周恩来提到这些罪名而言，可以象打倒高岗，打倒彭德怀那样打倒刘少奇吗？高岗在政治路线上，在经济政策上是受到毛主席赞扬的，他被刘少奇抓住的是“小集团活动”，是“搞阴谋”。说白了就是“拉山头”，搞宗派。这种行为在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最著名的是张国焘。张国焘为此受到批判，可是还不至于戴一顶“反党”的帽子。彭德怀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注意，这里并非完全否定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但是那些错误基本上都是认识水平问题，提不到“纲”上来。所以，如果套用刘少奇对付高岗，对付彭德怀时的标准，给刘少奇一顶“反党”的帽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毕竟高岗和彭德怀的“反党”帽子是冤枉的，如果照此标准办理，事后总会有人出来为刘少奇喊冤。因此如果仅仅就是这些罪名，刘少奇可能会与张国焘一样受到党内严厉批评，降职了事。

可是，一件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把刘少奇抛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渊。这个事件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于 66 年 9 月的出现！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改革”后的中央说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而也就为刘少奇平了反。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改革派”是怎么说的。

下面文字是摘自“河北党史网”的文章。

【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 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 8 月 18 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 9 月 16 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 、 9 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 1936 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 1936 年说起。

1936 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 年 4 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 1936 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 年 6 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 1931 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 1932 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 年 7 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 : 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门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

……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

】

请注意其中的以下内容：

“ “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 、 9 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 1936 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这一段文字说明，康生手中确实有那六十一个人在敌人的报刊上登《反共启事》的证据。并且他们写《反共启事》的时间是 36 年 8 、 9 月间。

“ “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 　　

…… 　　

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注意这里透露出这批人从被捕到写《反共启事》不足六年。为什么不具体给出代表人物的被捕时间呢？有什么隐情吗？

“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 　　

注意，国民党抓住共产党一般就判几年刑期吗？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们都是因为被关押时间不够长而遇难的吗？这样的谎言能愚弄谁？

“履行一个手续”？说的真轻松，在敌人的报刊上生命反共只是一个“手续”吗？

这是典型的叛徒言论！

“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一段说明刘少奇同意那六十一人写公开声明反共以换取自由。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红十军团政治委员方志敏。他 35 年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门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喊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可是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他为了人的尊严，为了共产党员的尊严，拒绝从狗洞里爬出，不惜放弃生命！

现在刘少奇竟然指使六十一名被囚禁的共产党员从狗洞里爬出！这不仅没有半点共产党员的气节，甚至没有做人的尊严！这样的人，称之为叛徒还过分吗？

刘少奇请示了张闻天，张闻天能够代表党中央吗？不知道那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毛主席吗

“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何谓“国民党“安内攘外””。所谓“安内攘外”是说，国民党要抗日，必须先清除国内的共产党。这说明当时正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高潮。当时果真是““反共启事”司空见惯”吗？说出这样的话是对千百万烈士的侮辱！是十足的叛徒言论！

刘少奇保证不以叛徒论处来引诱那六十一人登《反共启事》，给他一顶叛徒集团的头子还冤枉他吗？

“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狱了。 　　

……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

就在一年前，方志敏拒绝从狗洞里爬出，英勇就义！

看吧，就是按照“改革派”提供的材料，我们也有理由认定刘少奇确实是策动六十一名共产党员叛变的罪魁祸首！

《张春桥在獄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

“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是啊，国共斗争二十二年，有多少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一句话！

面对那些在敌人监牢中牺牲的烈士，那六十一个用《反共启事》换取自由的人还能说自己清白吗？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

请注意这六十一名叛徒三十年后竟然有二十二人被提拔到副部长以上职务！当年这六十一人在全体共产党员中能够占多大比例？肯定不足万分之一，可是他们被提拔到高位的比例比正常比例搞出何止百倍！为什么这些叛徒竟然被优先提拔了？由此推断这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结果不合乎逻辑吗？刘少奇能够推翻这种推论吗？

康生于 66 年 9 月向毛主席提交的刘少奇与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的材料， 67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文件中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同年 10 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大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表决这个决定时，除一名副部长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人全都投了赞成票。

这次打倒刘少奇的主要根据已经不是本节开始时所引用的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了，给他“叛徒”的帽子不仅是由于“六十一人叛徒案” ，还是因为他本人也被查出曾经被捕，叛变。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 1967 年 3 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对 “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 报告的批语， 1968 年 2 月 26 日。）专案组关于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万捷尔 • 莫依修、缪非特 • 穆希谈话记录， 1967 年 8 月 16 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 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8 日。）……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在很难说江青主持的专案组搞的刘少奇变节的材料有多少是真实的，同样也不能武断地全盘否定这些材料，有朝一日这些材料公开时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给刘少奇戴“内奸”和“工贼” 的材料没有收集，也觉得没有必要收集。我这里能够说明刘少奇至少是那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就够了，打倒他就没有冤枉他，至于另外两顶“帽子”是否恰当，留给其他人去考证吧。

正题说完，还想说一个疑问： 36 年正是国民党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当真可以用一纸《反共启事》就放过共产党员吗？国民党为何做这赔本的生意？其幕后还有什么交易吗？刘少奇真的就是内奸吧？——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文革开始一年零四个月后，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完成了，文革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打倒刘邓官僚集团的过程中，广大的学生、工人、农民获得了自己组织起来，造资产阶级官僚集团的反的生动体验，这种体验对中国人民今后一、二百年内进行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第二个目标也基本实现了。文革的第三个目标——寻找一种能够防止执政党腐败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解决的影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邓官僚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打倒了，可是产生刘邓集团的土壤——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如何才能够找到一种能够避免在执政党内产生新的官僚集团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成为文革打倒刘邓集团后的主要课题。

正在毛主席为如何解决这个课题绞尽脑汁时，学生、工人中间的“内战”爆发了。这就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战争”。这场“内战”后来成为“改革派”否定文革的又一个理由。下面我们来说说“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