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从去年到今年的二月底，抽空写了九篇读书杂感，随后回国探亲。在那边厢因忙于观光，没有写作，就是写了，也因为网路不通，不能传到自己在海外的中文“博客”上。
   刚回到澳洲，就接到一位读者朋友的来电，说好久不见我的读书杂感，是否不准备写下去了？我没有想到，随手在键盘上的挠动，竟然还有人关切，照此看来，文章乃大事，不可稍懈怠，正好这几天在翻阅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颇有感悟，于是《读书杂感之十》就此起笔，倒也顺章。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起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适先生魂归道山前止，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先生的言行。感谢胡颂平先生有心，为历史保留了一份哲人的智慧，我相信这份智慧的光芒，将会像火炬一样照亮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日后前进的道路。
   该书的起因，据胡颂平先生在1984年2月9日写的《后记》中说：
   “这一天（1959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来记日记。恰巧适之先生走进我的工作室。他看见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写着，密密的小字，随便问问，：“你在写什么？”我说：“记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情，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他一听到这些话，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我因为心理上有准备，而且正是报告给他的好机会，于是慢慢地说道：“从前马相伯先生90岁生日时，先生不是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吗？那个简短的谈话我还记得。现在先生也是‘国之瑰宝’，我有机会在先生身边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28年前说过这句话，才开始记录的。但不知有没有听错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来，还想请先生过目。”我这么说明之后，他说：“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他的差异神情很快就消失了，再想一想，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从此以后，胡先生就知道我在记录他的言行了。
   该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也许是一家新的出版社，至少二十多年前我在出版圈子里混饭吃的时候，没有听到过这家出版社的名字。
   在本书的扉页上，印有一条“出版说明”，在下原本抄来：
   “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本书的出版可作为史料研究之用。按照惯例，本书出版时仅对少数不适的语作了删节；对书中提及的1949年以后的台湾纪年、官职、机构名称等作了技术处理，整体基本保持原貌。编者2006年10月”。
   “出版说明”中的“可作为研究之用”，细辨之，委实可怜，编者如不预先打招呼，可能在邬书林那里就通不过，至于“技术处理”，那是必须的。
   看完“出版说明”，想起我不久前去台北，逛重庆南路（那里犹如上海的福州路）时，一路上的书店都在卖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鄙人的拙作也赫然其中，我跟陪同我的台湾朋友说，你们台湾人不要再说恢复正（繁）体字了，不用几年，保证全岛风行简体字。他不解，问为什么？我说大陆的简体字书籍充满你们的各家书店，而且印刷精美，价格低廉，要读这些书的人必须要学会简体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点头认同。
   我经过“世界书局”的店面时，门可罗雀，只有它还在卖自己出版的书籍，可惜都是前些年出版的旧书。走进店堂，我忽然想起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看来也苦撑不久了。
   奇怪，真是奇怪，小小的台湾不怕大陆的书籍，为什么堂堂的大陆却要对台湾“可作为史料研究之用”的书籍，作“技术处理”？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