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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目标，接下来的事相对来说就好办得多了。

当时先生他们研究所的人出国无外乎就那么两条路：要么考托福，GRE出来读书，要么出来作博士后（中国当时叫什么访问学者）。前者要求英文好，后者要求专业好。先生权衡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英文不是自己的长处，而专业倒还不错。到当时为止，先生已有大概四十来篇文章，十几篇国外文章。与相当情况的同学相比起来算是做得好的。于是先生决定选第二条路。

接下来的事便是与外界联系，当时国内的网络远没有现在发达，而且身为学生上网极受限制。他们博士老师的秘书，一到下班就把上网线收掉并锁起来，不让学生晚上用。因此大部分与外界的联络还是通过最原始的书信方式联系的。

一共投了多少，不是我自己做的，我也记不清楚了，但应该是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我记得先生经常跟我做着白日梦说：如果我们去日本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去美国如何如何；再如果我们去西班牙又如何如何。先生是当年的七月份毕业的，一毕业就留在了研究所里。八月份的时候请假我们一道回了趟老家，主要任务是请了几桌酒，因为在这之前，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咱俩那是叫裸婚，我心想咱得让亲戚朋友知道，咱也是明媒正娶了。

运气非常的好，九月份一回来，便拿到了德国Freiburg大学的第一个offer。于是便胆颤心惊地去找先生的导师谈。导师的反映一开始自然是大怒。在这之前，先生的前几个师兄都是与导师吵着离开的，有一个据说还使用了非正常手段。听说是他老婆的当研究生部主任的爸爸用假证明办的出国手续，反正那家伙前脚一走，他们所就闹翻了天，听说还搞了批斗大会什么的来批判当研究生部主任的老丈人。

几个回合下来，导师总算松口，但附加了几个条件：（１）只能使用因公护照出来（因为因公护照有效期只有两年）。（２）交人民币１万元作为押金。

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我们便开始着手办理出国的事了。

就在这时，另外一件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