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不久的一天，我正在和大院的同龄孩子们一起玩，突然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对，而且对我有些疏远，甚至陌生，有时还背着我交头接耳的。我是他们的王，但不知为什么，平时服服贴贴的他们敢和我顶嘴了。后来干脆就躲着我，连让我弄明白的机会也不给。

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抓住一个落单的小孩，并威胁他，如果不告诉我真话，我就揍他，反正这里也没有其他的人。他很害怕(我过去的余威尚存)，就小声地说，你爸爸在大院里扫厕所了。我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先是屈辱，震惊，然后从来不知道害怕的我，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扬起想打人的手又无力地放了下来。我茫然地看着那个小孩像惊慌失措的兔子一样渐渐地消失在我视线中的背影，感到一股寒气从心里向四肢蔓延，我冷冷清清一个人站在哪里。

不知过了多久，我预感到什么大事可能要降临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头上，我反身向家的方向跑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逃学。当我气喘吁吁的跑到家门口时，注意到我刚刚离开时，锁好的门没有变化(我锁门有个习惯，锁好后一定会把锁头向一边别过去，表示已经锁好了)。我没有进去，而是一个人去了建筑工地上码起的砖头落子里，把自己藏起来了，我不想让父母因我的痛苦而感到难过和不安。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慢慢地养成了一个习惯，当痛苦无奈时，就自己躲起来独自疗伤。

我开始注意观察父亲，发现他显得身心疲惫，有时还魂不守舍，而那种洋溢在他英俊脸上的神采奕奕不见了。他也很少和我们孩子说话，更别说逗我们玩了，和妈妈说话时，也显得心思重重的。周末当妹妹从幼儿园回到家里，也没有再看到爸爸把她抱起来，用他的胡子扎妹妹的小脸蛋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父亲要离开我们了。对此我没有和哥哥交流过，但我想妈妈一定是知道的，而且比我们孩子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那一天迟早会到来，但又因为它是我们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那些日子，我们家除了妹妹以外的所有的人，都仿佛被裹进了一只没有缝隙的大缸里，黑乎乎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有一天晚上，爸爸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把我妈叫了出去，过了大约一刻钟后，妈妈回来了，一声不吭地开始给父亲收拾东西。我攥着拳头，真想追出去狠狠的揍那个混蛋一顿，而我那时还只是个孩子，心有余儿力不足。但他的模样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复仇的火焰。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了欢笑了，而且父亲也不知道被关到哪里去了。两年以后，在一个周末的上午，妈妈神神密密地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到了一家照相馆，照了下面那张没有父亲的全家福(妈妈在摄影师傅的一再喊叫下，才露出一丝苦笑，多凄凉！)。事隔多年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是爸爸走后，第一次托人捎来口信，想要一张我们的照片。这是文革期间我们家照的唯一一张照片，看看我们胸前的那枚像章，它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的神和一切。

 

再后来妈妈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妹妹还在长托(这是当时唯一的人道了)，我和哥哥一夜间成了有父母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