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uancha.gmw.cn/2010-12/15/content_1471070.htm

御驾亲征是天大的事情，要具备几个条件：

1、后勤保障有力，有必胜的把握。比如康熙亲征葛尔丹，就是有必胜把握。而汉朝初年，在国力不允许的情况下，汉高祖刘邦亲御驾亲征攻打匈奴，结果被围于白登，差点丧失性命，史称“白登之围”。刘邦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匈奴皇后，才得以脱险。

2、国家有难，朝中却无良将。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让皇孙朱允炆的皇位不受威胁，找借口杀功臣名将。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朱元璋制冤狱所造成的恶果凸显出来，没有良将去平息北方蒙古的侵扰，明成祖只得御驾亲征。

3、领袖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比如朱棣是军事天才。马上皇帝唐太宗更是御驾亲征的能手，每战必胜。

御驾亲征，将帅一心，三军用命，可以力挽危局。比如明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横扫漠北，巩固起了北部边防。御驾亲征还可以提高领袖的威信，比如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在称帝前的北伐战争都是御驾亲征，就是为了提高威信、振作士气。

御驾亲征属于孤注一掷，只能胜不能败。万不得已才考虑御驾亲征的。如果不具备上述这些条件，御驾亲征很可能兵败国亡。北齐后主高纬就是一个例子。高纬宠信小人，诛杀名将斛律光。北周武帝趁机发兵讨伐北齐。其时高纬带着美女冯小怜正在打猎，得到快报后，决定调动军队增援。谁知冯小怜这时玩兴正浓，娇滴滴地对高纬说：“再杀一围吧。”于是，高纬就再杀一围，延误了战机。当时北齐是内乏谋臣，外无良将，并无军事经验的高纬只能御驾亲征。但在这关键时刻，高纬还请冯小怜观战。结果冯小怜临阵撒娇终致亡国。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两首《北齐》以哀之：

其一：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其二：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明英宗是御驾亲征失败的另一个史例。北方蒙古部族瓦刺与明朝发生了贸易磨擦，得罪了司礼掌印太监王振，王振趁机制造事端，激化矛盾。瓦刺首领也先以此为口实，发兵攻打山西大同。明王朝本已派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朱冕和左参将石亨各领兵万人出阳和口抵御。但是王振欲图边功，又想趁这个机会，到家乡（大同附近）人面前抖威风，便竭力劝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王振说瓦刺人不堪一击，23岁的明英宗信以为真，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朝中官员极力劝阻，说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要英宗收回成命。可是，不懂军事的明英宗一意孤行，于1449年7月16日率临时拼凑起来的50万大军御驾亲征。简直把亲征当作儿戏。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婉称“北狩”），让整个王朝为他丢脸；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史称“土木之败”。明英宗身边的护卫将军樊忠义愤填膺，说道：“吾为天下诛此贼！”举锤击杀了仓皇逃命的王振。明朝另立明英宗弟弟朱祁钰即皇帝位（明景帝），兵部侍郎于谦从各地紧急调22万大军入北京。1449年10月6日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兵临城下。于谦指挥北京保卫战，击溃瓦刺部队，才避免了亡国之灾。“土木之败”影响深远，是明朝由盛到衰的标志。

我对这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政策调整“御驾亲征”是比较乐观的：

1、后勤保障有力，有必胜的把握。从人口数据来说，上次人口普查已经查明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2、1.3，这些连续的数据是互相吻合的，说明人口普查的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国家统计局的这些“客观”调查数据每次都被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贬得一无是处，并“主观”地将生育率篡改为1.8。而国家统计局为这次普查进行了三年准备，三年磨一剑，锋利无比；耗费80亿元经费，“粮草充足”；出动了600万人员，兵多将广。由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不敢像过去那样篡改数据，这次人口普查对国家统计局来说，可以一雪过去十多年的耻辱。这次普查结果会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不会是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所说的1.8，人口总数也不会如战略组所说的13.7亿，可以一举摧毁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理论壁垒。从政策调整来说，所有先行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时候，生育率都已经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国人口政策方向上是人口发展，停止计划生育是非常安全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政策调整。

2、国家有难，朝中却无良将。中国人口问题之所以到了如此严峻的局面，就是因为外有联合国人口基金精心制造的“人口爆炸”的“紧急避险”舆论大军压阵；内有田雪原、翟振武等学术宦官当道，一次次篡改客观调查的人口数据，一再用虚假数据误导中央。并且是内外联手。现在国际上又制造新的控制人口的舆论（全球变暖、低碳、减排），国内学术宦官是以退为进，用各种二胎过渡的方案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面对这种危急局面，由政治局常委御驾亲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领袖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党中央、国务院对人口问题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发展而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2010年10月份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像过去那样提“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2010年1月19日，李克强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 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讲话：“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的方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已经从“人口负担”、“人口爆炸”、“人口控制”的理论围剿中突围出来，向“人口发展”方向疾驶。

我对这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政策调整也还有一丝担忧，因为我发现“御驾亲征”的队伍里仍然混杂着一些学术宦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就是此次人口普查九位咨询专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可谓是罪孽深重，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刘铮在独生子女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邬沧萍的“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理论更是误导了几代决策层。而翟振武本人就是篡改人口数据的高手，将客观调查的1.3左右的生育率篡改成1.7-1.8。翟振武现在还坚持“人口数量过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人口问题，人口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我在《大国空巢》和《就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中国人口学会翟振武副会长商榷》（http://www.cssm.gov.cn/newsite/view.php?id=23215）已经驳斥了翟振武的一些观点。

如果这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政策调整过分依赖于翟振武等主流人口学家的意见（他们会将捕猎到的“肥猪”、“肥羊”私下里放掉，只留下几只“野兔”、“野鸡”），我担心成为第二次“土木之变”，而翟振武等人则成了第二个“司礼掌印太监王振”。

人口普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人口政策调整服务，而十二五规划在等着人口普查猎杀的“猎物”下锅。这次人口普查由政治局常委率领600万大军，御驾亲征十多天，耗费80亿银两（物质成本还是小事，关键是政治成本非常高，每延误一年停止计划生育，将损失数百万人命），如果只拎回几只野兔、野鸡（比如二胎过渡方案），是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我个人还是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会排除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干扰的。因为李克强副总理明确要求“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也非常重视人口普查，张为民副局长是长期负责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专家，这次普查的系统设置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问题。李克强副总理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人口普查已经结束，现在当务之急是排除计生委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干扰，赶紧准确地清点、烹调“猎物”（三个月时间烹调，不至于到十二五规划时候还半生不熟），为十二五规划烹制一份人口政策调整的“大餐”—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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