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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王小强老师等社会贤达和广大网友的建议和支持，水寒将近5年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系统化整理成《大国空巢》，该书全面系统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书不是简单将过去的文章集中成文集，而是修正、浓缩过去的观点、并增加大量内容。仲大军老师、茅于轼老先生（为《大国空巢》作序。全文42万字,即将于2007年6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default.aspx），敬请关注。大风出版社是南怀瑾老先生（一代国学宗师）支持、王小强先生主持的出版社，其宗旨是正面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参与严肃认真的思想交流，追求真理是一个摸索碰撞的过程。可通过银行邮购: http://www.strongwind.com.hk/catalog/0fb0a755-5a44-4c53-97eb-952638ac0eec.aspx
王小强老师是1980年代就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资格改革家（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许多制度制订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博士，曾任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体改所常务副所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中宏百人团）成员、粤海（企业）集团顾问。现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总经理，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国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著有《文明冲突的背后》、《摸著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产业重组时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1986年获孙治方经济学奖）﹑《富饶的贫困》（1987年获香港电台推荐“十本好书”）﹑《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三纲合一》﹑《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考察实录》。
茅于轼老先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曾任1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主要兼职如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仲大军老师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著名思想库）主任。国内目前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曾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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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人口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吗？
--从人口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作者：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理由是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难道粥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贸易是用来交换产品，如果生产主要是换外汇（而不是产品和服务），那么等于是帮别人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侯若石、何茂春、丁刚等学者认为消费实力是一种国家实力（《消费能力体现大国实力》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3日）。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中国的强大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够制造多少产品和我们制造了什么产品，也取决于我们买什么商品，买多少商品。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达到4万亿美元，与人口11.3亿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是一定的，那么产品供应量也必须是一定的。比如对粮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消费相差不大。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日本的消费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却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即使发达国家的低端产品全部依赖中国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多。
就每个人来说，幼年时代单纯是消费者，青壮年时期生产大于消费，老年的时候又是消费为主。由于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青壮年消费能力如果主要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下一代），这样不但能够使得老有所养，并且促进社会进步。计划生育却打断了这种天然的投资链，让青壮年强盛的生产能力部分空耗（过度娱乐），部分用于物质资本的积蓄（比如通过出卖产品换取外汇），那么这个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不但养不了老，也不利于社会进步。
计生委宣称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3亿人口（笔者认为只减少1.3亿，最夸张估计也不会超过2.2亿），等于丧失了一个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笔者在《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指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改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内需，才能做到生产和消费同步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的内需，来自于如何把中国国民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使中国经济从依靠资本驱动转变为依靠内部消费的驱动。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存在。消费往往是主导产业革命的动力。以前绝大多数人辛苦劳累于土地上，还难以获取足够的粮食。随着品种的改良、农业技术的提高、化肥的使用，农业生产率提高，现在工业国家只需要1-2%的劳动力就能满足所有人的粮食。如果消费结构不改变，那么意味着98%的劳动力将失业。这些“失业的”的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行业，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冰箱、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随着机器的引进和技术的进步，工业生产的效率也提高，现在发达国家只有20%-25%的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如果没有新的消费需求，那么70%以上的劳动力就得失业。有需求就有生产，现在发达国家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现在美国农业只占GDP的0.9%，工业只占20.4%，而服务业占78.6%。
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它追求以最少的代价满足更多的需求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即生产的人越少越好（减员增效）。企业的这种逐利是基于开放系统，面对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大消费市场，企业可以做到减员增效，将减下来的员工推到社会。两百多年以来，技术进步和机器的引进一直在淘汰人力。每个领域都会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就得不停的创造新的需求来增加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替代”频繁，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新行业在开始时候往往还没有成熟，不能及时吸纳被旧行业淘汰“下岗”的人员，这种行业更替的滞后性导致总是有失业。
有人说，只要有失业就说明人口过剩，人口政策松不得。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只怪自己素质低，高素质的男人哪会娶不到老婆的？谁说男多女少的？没看到那些官员富豪都养了一堆的情妇吗？分明是女人过剩吗？
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就必须保证生产和消费的和谐，减下的员工如果不能及时有序地转移到新的行业，他们将没有购买能力，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也会导致生产萎缩，减员就不能增效。“减员增效”是资本的自然属性，政府应该适当限制（发达国家保护员工的权益，其实就是控制雇主的“减员增效”）和引导（创造新的就业行业），既部分满足企业的追求，又缩短行业更替的滞后时间，让新行业及时接纳旧行业淘汰的人力。一个政府如果无力创造新行业，就没有资格去鼓励旧行业“减员增效”，否则谁为失业的员工买单？ 可见，企业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行为不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却用企业思维来管理政府。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本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各级政府盲目追求投资。
由于有失业的存在，社会上就会产生“人口过剩”的舆论，就有控制人口的呼声。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要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但是工厂却又不能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失业率高，城市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马尔萨斯人口论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但是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人口增加到3倍）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爆炸”的思潮弥漫欧洲，英国、荷兰等国的一些学者曾经提出减少人口的设想（由于过于荒谬，决策层没有采纳），然而现在欧洲劳动力短缺，需要引进移民。
日本在二战之前，是鼓励生育，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二战之后日本人口达到8000万，但是随着战后经济的转型，失业率增高，开始限制生育（只是提倡，不像中国这样强制进行）。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 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的8000万多出了50%，然后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美国产业革命的完成也伴随着人口激增。1860年美国总人口3100万，城市人口占17.9%（1870年为22.9%）；中国1982年城市人口比例为20.6%，就是说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起点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水平。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业革命飞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也开始了真正的全面技术革命，无情地驱赶着众多农民进入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美国人口在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30年达到1.23亿。但是由于就业供需关系的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失误，在1933年左右有1/4的劳动力失业（其失业率远远高于中国现在的水平），社会治安恶化，生活压力非常高，但也促使美国建立社保制度。1930年代英国失业率也与美国相近，而德国的情况更差，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1967年美国人口突破2亿，人口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的舆论从美国蔓延全球。但是其后随着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新增劳动力被顺利转移到新的产业，2006年美国突破3亿，但是社会更加稳定，种族更加融合，生活水平更高，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口增加了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79年中国人口近10亿，2005年12.5亿，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人口高峰连13亿都达不到，然后就是锐减；即便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今后人口高峰也难以达到15亿，今后劳动力缺口将非常大。并且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建起美国这样的社保制度。
可见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计生委一直是这么宣传的，甚至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也都这么想。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代社会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说，如果没有第三产业的话，现在发达国家工农业只需要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70%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的话，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俄罗斯人稀地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人均资源缺乏，但是2006年失业率只有4.1%。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但是失业率却反而提高了。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法国人口6千万，失业率8.7%。中国人口近13亿，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口1.9亿，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巴西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失业率并不比中国低。因此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中国失业问题比较复杂，仲大军先生在其《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因素----资本与劳动相脱节将是影响就业的主要症结》（http://www.dajun.com.cn/jiuyewt.htm）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43%，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29%，就业结构还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三产业还远没有成熟，今后劳动力需求将很大，就业潜力还很大。计划生育减少的是现在的消费者（婴儿消费市场），同时也减少今后的劳动力。中国还只是处于第一次产业革命阶段，目前就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在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中国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70%以上GDP，是经济的大头；今后中国就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那么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第三产业无法发展起来，无法成为发达国家。打个比喻，以美国目前的就业结构来计算，一个国家有200个人口，正常情况下劳动人口100人（还有老人和小孩），1人从事农业，23人从事工业，76人从事服务业；如果这个国家200人中老年人比例过高，那么就没有100个劳动人口，就面临劳动力短缺。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养老社会化可以减少一些人力，但是减少的幅度有限。美国这么发达，还是家庭养老为主。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
综观各国产业革命历程，发现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机器的效率容易提高，而人的效率难以提高，因此劳动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之后，失业率降低。随着社会的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更低，而传统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减少，又将有大批劳动力将“下岗”，似乎失业率又将增加。目前人们的消费饱和了没有？没有！物质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上的“食品”却更加贫乏，心理安全度甚至还不如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是牺牲了精神上的安全换取物质上的安全。只要有需求，就意味着还有巨大的就业潜力。目前人口再生产和家庭服务业还几乎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现在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四五万美元，美国医生、教授、企业高管等高薪行业年薪十几万，是普通家庭收入的三倍左右，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比普通家庭高出多少。原因何在？根据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全职妈妈一年至少值13.8万美元。由Salary.com所提出的调查报告中，计算了在2007年度期间，若全职妈妈所执行的每项工作都有给薪，那麽她们一年应该获得138,095元的酬劳。一个妈妈通常身兼多职，必要时一人还得分饰多角，包括家管、托儿中心的老师、厨师、电脑操作员、洗衣人员、房屋看照人、设备管理员、驾驶、首席执行官、以及心理学家，这些复杂又专门的工作，都是妈妈必须兼顾的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普通家庭与高薪家庭生活质量差别确实并不太大。高薪阶层往往没有时间管理家务，虽然拿着高工资，但是家庭生活质量并不高。如果夫妻两人都是高薪阶层，那么都很忙，情况更糟，等于是拿着高工资，过着贫民的生活，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养不了。
古代自然经济容易实现社会和谐，是因为生产与消费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少量的需求（比食盐、铁锅等如）需要通过交换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靠自己的来提供， “一对一”供给和消费，为自己而生活，失业率低。工业社会是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经常出现“技术性失业”，总是有失业压力。但是今后随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几乎可以低廉（甚至免费）获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品（发达国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已经非常低了，对第二产业的产品的花费也不断下降），就像空气虽然重要但是却是免费的一样。那个时候家庭需求的大项就得靠自身（家庭服务业）来满足，以家庭为单位，为自己而生活，恢复传统的自我供给-消费模式(Self-Service)，可以叫做“新自然经济”，家庭是否幸福更大程度取决于“第四产业”的服务质量而不是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品。这种“新自然经济”才能降低失业率，才能获取心理安全。
目前有人将“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称为第四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照道理说新产业必须比旧产业容纳的从业人员多，“提供智能型服务为特征的产业领域”不可能比目前的第三产业就业容量大，因此不能称为第四产业。只有家庭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比目前第三产业更大，才能称为第四产业。今后的就业模式可能类似于：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从业人员占1%，第二产业（工业）占12%，第三产业（公共服务业）占37%，第四产业（家庭服务业）占50%。
现在很多人对笔者的这个概念难以认同，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为自己服务，没有进入市场，就不能叫做产业。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满足需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就是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吗？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市场？幼儿园老师照看孩子算服务业，为什么自己带孩子就不能算服务业？餐馆厨师烹调食物算服务业，自己给家人做饭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出租车司机算服务业，自己开车为什么不算服务业？农民种菜、种花算第一产业，可以获得报偿，自己在后院种菜、种花为什么就不能获得报偿？家庭服务业还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人口，人口再生产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支柱。
以美国为例： A、B两位女士的丈夫年薪都为4万美元。A女士由于有3个孩子，不能外出上班，在家带孩子，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要倒贴（日常生活、教育用品的花费、租住月租超过1000美元的三室一厅的房子）。算上政府补贴和返税，差不多可以将来丈夫交纳的税拿回来，就是说一家五口人靠4万美元生活，日子紧紧巴巴；B女士作为幼儿园老师，也照顾3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收费900元），每月可以收入2700美元左右，年薪3.24万元，加上丈夫的4万美元，家庭收入共有7.24万美元，缴纳税后，还有5.5万到6万元纯收入，并且少三个人的开支，租住月租600美元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就足够（买房子的话，也只需要小房子就可以；而多孩子家庭就必须购买大一些的房子），可支配的收入高多了。B女士家的生活质量明显比A女士家要高。
由于养老社会化，孩子是国家的财富而不是个人的财富。同样为国家照顾3个孩子，B女士只有上班的8个小时带孩子，A女士可是全天都得带孩子，工作量远远比B女士要高，并且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带得好。就是说尽心尽力照顾3个孩子的A女士算无业，而B女士算却算第三产业，B女士自我感觉也就要好一些。并且由于B女士算工作，缴纳的税中包括社会安全税，今后可以拿到养老金。养老金却是现在的孩子纳税提供的。而A女士因为不算工作，反而拿不到自己孩子纳税提供的养老金。此外，B女士家庭由于可支配收入高，可以用来投资，用这个钱补贴养老。就是说B女士夫妇除了有比较高的养老金外，还有资本收入，老年生活也宽裕一些。
假如A女士也上班，年薪3万的话，那么全部收入还不够小孩上幼儿园的费用，并且由于账面收入增加，缴纳的税增加，实际收入还减少。并且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疲于奔命。因此很多妇女宁愿呆在家里专心照顾孩子。A女士在家带孩子几年，还有工作技能的损失，到孩子大一些，考虑重新上班时，必须重新进行就业培训。并且A女士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丈夫失业风险。要是其丈夫失业，那么一家五口就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B女士即便其丈夫失业，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现实意义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光从经济角度考虑，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选择B女士家庭的生活方式，生育率将会越来越低。
因此家庭服务业应该获得报偿。发达国家在从第一、二产业从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引起人们的不满：第一、二产业生产产品，第三产业只是“玩”产品，凭什么收入反而比第一、二产业的工资高？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超过70%。如何给“第四产业”发工资还有待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孩子数量应该作为其中一个判断标准。
有人说笔者的“第四产业”的观点等于将妇女赶回家，是歧视妇女。其实不然，分配决定地位，将妇女赶回家里，是带着工资在家里（而不像现在免费在家里），何乐而不为？
发达国家当初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由于劳动力短缺，将妇女从家里赶到车间，后面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又将妇女从车间赶到第三产业。中国1980年代体脑倒挂，知识分子感叹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分配倒过来了，知识分子很神气，而蓝领工人又抱怨收入太低。同样，现在人口再生产几乎没有回报，分配极不合理，“造人”的不如“造物”的，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被认为是“强者”，而在家养育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妇女被认为是“没本事”。可见分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改革目前的分配制度，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
第四产业的出现，将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将体现传统的儒家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男人主要精力放在第一、二、三产业，也兼顾第四产业；女人有稳定的婚姻家庭，主要从事第四产业，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适当从事第一、二、三产业。四个产业的划分体现了儒家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提供家庭产品）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话再“治国、平天下”（提供公共产品）。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修身、齐家”，但是他们的儿女辈、孙女辈说不定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这对社会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积累导致社会进步，古代留给后代的遗产或手艺能够传几代人。现在作为个体似乎并不能给子孙留下什么，第四产业的出现，每个人好像只为自己活着，对社会进步贡献更小。其实不然，作为整体，现在的父辈留给儿女辈的财富是巨大的（知识和技术遗产远比物质遗产要重要）。
笔者的“第四产业”的观点，可以逐渐在发达国家实施，但目前远远超前于中国的现实。中国还处于第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阶段，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至少几十年的差距，还不具备第四产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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