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堤堤去匈牙利是个意外。本来他考了TOFEL，也有机会到一个和自动化所有合作关系的美国大学去，是边工作边学习的那种。可这个书生认定要去就堂堂正正地读博士学位，对这个机会不屑一顾，马上放弃了。当时科学院有规定硕士毕业后要服务两年后才能申请出国，他打算老老实实地工作两年后再说。恰好匈牙利国家科学院自动化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有交流关系，要派人去一年，费用匈方负责。他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就打点行装，乘火车去了布达佩斯，那是1986年秋天。

开始还顺利，匈牙利研究所内学术气氛浓厚，同事相处友好；所里为他租了房子，日常开销也够用。就是只能上班用英文交流，论文用英文写作，但出了大门外满街都是讲匈牙利文的，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只好认认真真地开始学匈牙利语，人家不是用英文教，而是用匈牙利文教匈牙利文，还给他取了个匈文名字。他很努力地学，每天回家和房东老太太一句句讲。这样的学习效果奇好，他的匈牙利文进步神速。到我去时，他已经交流自如，还和周围的人插科打诨。不过房东老太太常常说他：Lajos，这句话是骂人的，谁教你的？不能说啊。

MTA SZTAKI（Computer and Automation Institute ,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匈牙利国家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匈牙利文简称）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想申请到美国读PHD，他们说为什麽一定要去美国？我们这儿和欧洲的学术联系紧密，在这里读不也一样吗？堤堤这辈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怕麻烦，就是这点让他决定留在布达佩斯读他的PHD。读学位和交流学习不同，要做出题目，拿出实打实的东西来，这大概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我去时，他的题目做了近两年，因为数学结构方面的问题做不通。看得出他很烦恼，两年的时间和努力付之东流，学习研究到了一个瓶颈口！

1992年2月，堤堤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漫漫读博士的那些年，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明白。

    堤堤最后拿到匈牙利国家科学院的博士学位证书的过程挺有戏剧性，那时科学院不是把证书寄给本人而是通过中国大使馆转交。1993年春天堤堤离开布达佩斯到加拿大的卡尔顿大学做博士后，离开前和离开后多次询问大使馆，始终没有博士学位证书的音讯。而从Dr Varady 那儿来的消息说科学院早已经把证书寄出了。那一阵，这是他的一块心病，毕竟是多年辛勤努力的一个标志。还是Dr Varady不辞劳苦地帮忙向科学院重新申请，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在加拿大渥太华收到了堤堤的博士学位证书。又过了两年，我回北京探亲在院子碰到曾在布达佩斯呆过的一个熟人，他说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刘知道我们家都是一起的，托他转交堤堤的博士学位证书。还说是使馆教育处的老符一直保存堤堤的证书，离开使馆卸任回国时交给了大刘。我至今还记得大刘北方大汉的样子，他的太太姓张，人很清秀，曾经介绍了个学中文的男孩子Pestal给我们；老符和他的太太老高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真得感谢这些好人。由此，堤堤有了两份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领导到1991年，这个大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远在莫斯科的震动给整个东欧各国，甚至给我们这样普通的留学生家庭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那时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动荡，SZTAKI的经费紧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记得那时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价$45美元, 一等票价$62美元，从波兰首都华沙买到布达佩斯的火车票只合美元1块钱。在波兰街上遇到公派的中国进修生说：发给他们的美元资助因为汇率的迅速变化，明知可能上当受骗，为多换些生活，也只好每天去街头黑市兑换波兰货币兹罗提。幸好匈牙利货币福林比兹罗提稳定，但堤堤以前够我们生活的资助现在只够租个住处。我曾很想在布达佩斯科技大学读英文授课的硕士学位, 但一年$3000美元的学费让我们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堤堤求房东老太太帮我在纺织厂找了份工资不高的工作。仗着在京棉二厂做过三年纺织工的经历，猜想在机器轰鸣的纺织车间不用说话，我壮胆上班去了。其实这个厂比京棉二厂小太多了，工人多数是中年妇女，不知为什么有不少从古巴来的女孩在这里打工。大概全世界各个种族都有欺生，欺外的陋习，我的运气不好，还真遇到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顶头上司，也碰到了本身是外人但存心欺负更外人的古巴女孩。开始几天真是难熬，好像怎麽做都不对，我宁可多干活，但看不了她们的脸色。想到北京舒心的工作，温馨的生活，想到丢在家里一岁几个月的女儿，真想哭，真想家，真不想干了！可还不能一走了之，怎麽也得把一个月做完。有另外几个同事看不下去了，她们和那个长着一脸横肉的小头目申辩，每天拉着我到食堂吃饭，告诉我熟悉工作的方法，时不时地拍拍我，送上个微笑，给我送来温暖，这个世界上还是善良人多。

堤堤的房东老太太看起来很有精神。她1915年生人，丈夫很早去世，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子，平日里来往不多。老太太年轻时在工厂上班，假日往返匈牙利、捷克倒卖皮货。日积月累有两处小房子，在郊区还有个果园。堤堤到布达佩斯后住了两年的第一个住处就是研究所租老太太的。那里离研究所很近，记得楼下就是个公共汽车总站。这是个很小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不分厅和卧室，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小小的浴室。但非常干净，整洁；壁纸，地毯布置得很有情调；家具，电器，日常用具，餐具一应俱全，是个挺舒服的地方。老太太把堤堤当孙子待，常帮他搞清洁，洗衣，换床单，甚至做饭，刷锅、洗碗。开始两人语言不通，全靠比比划划，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堤堤在市场买了茄子，想回来烧茄子解馋，可下班一看被老太太放在水里煮了。还有一次堤堤买了香蕉，请老太太吃，她竟然不剥皮直接吃下去，原来她从来没吃过香蕉！堤堤也会跟老太太耍赖，有一阵他想让老太太把旧的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就每天跟老太太说。看说多了不管用就写了很多匈牙利文“彩电”的纸条贴在电视机上，老太太被他缠得恼得要命，无可奈何真给他买了新彩电。老太太常邀堤堤一起去果园，我到后也去过多次。记得那里有苹果树，樱桃树，有新鲜的蔬菜，还有一窝兔子。老太太常常带着自己烘烤的面包，自己做的酸奶，苹果酱请我们吃。在蓝天白云下摘樱桃，拿菜叶喂兔子实在是件惬意的事。这样的亲情，温暖让堤堤忘记了寂寞、思乡，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其实我去后我们还可以住在老太太那儿，但是老太太一边很舍不得堤堤，一边坚持让我们另找房子，而且对我很冷淡。我一直闹不明白是怎麽回事，直到1993年我们要离开布达佩斯到加拿大。有一天老太太到家里坐了很久，翻着看我们的护照，看我们的签证，聊着堤堤刚到匈牙利语言不通时的笑话和几年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老太太说： Lajos是好人，你也是好人，那时我就是觉得你来了，我不能再和Lajos像以前那麽亲近了，才叫你们搬走的，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还真有点妈妈舍不得儿子，嫉妒媳妇的醋劲啊！

因为我们经济的窘迫，也是在其他留学生的怂恿下，我办了张旅游签证，打算到离布达佩斯200多公里外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打一个月工。因为奥匈两国货币的差价差7倍，这样做一个月顶在布达佩斯做七个月的工作。那时我很向往，也是当时的初衷。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近两年，这段的故事以后再说了。

我去维也纳前后，因为房租的上涨，我们在布达佩斯搬过很多次家。

二十多年后我忘记了很多事情，但脑子里始终有“Harcos utca”这个街名，这是1988年我刚到布达佩斯时我们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一对犹太老夫妇的两室公寓，面积挺大，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树，夏天很凉快，有很浓的阴凉。和房东老太太那儿一样，是研究所给租的。生活用品很全，连换洗的床单，毛巾都有。记得那年圣诞节老夫妇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很正式的：雪白的桌布，餐巾，考究的餐具；匈牙利有名的Gulyás Leves（土豆牛肉浓汤）、烤肉、自烤的新鲜面包、还有一种叫TOKAJI 的酒。这是后来因谐音被我们叫作“都可以”的匈牙利著名葡萄酒。我从那时开始了解欧洲的一些生活环境和方式。他们有很浓郁的文化底蕴：几乎家家都色彩鲜艳，挂油画，有玻璃料器及瓷器饰品，古典家具，手工刺绣织物，布置得很典雅。即使厨房也是墙上有装饰画，台面洁净，整齐，餐具，刀叉亮光闪闪。请客吃饭不像我们那样讲排场，但是气氛让人感到隆重，舒适。

为了省房租，我们租住过罗毅研究所的同事Roze在布达佩斯郊区高层建筑中的一套三室的房子。合住的有从中国科学院兰州所来的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妈妈是匈牙利人，爸爸是塞尔维亚人的大学生Yiliya。小伙子很高，非常帅，学习不是太用功，喜欢各种汽车及维修汽车。Yiliya挺干净，隔两周回家带来妈妈做的肉食，点心，甜食，几乎不煎炸食物，就是煮点汤。除了要常常到他的房间去拿用过、没洗的盘子、碗外很容易相处。

记得我们还很短期租住过一个老太太家的一间屋子。是个普通人家，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每天我们出门后老太太会进屋重新收拾一番，甚至地上的鞋子也要按她的方式摆放。我自认是很干净整洁之人，但似乎还是不能达到她的要求。老太太倒没有当面抱怨过什麽，但我们住在那里感觉太不自在，只好匆匆又搬了出来。看来只顾省钱不行。

到布达佩斯几年，一是未来前景不明，二是害怕频繁搬家麻烦，我们几乎不添任何用品。每次搬家都是搬着箱子乘公共汽车，直到离开布达佩斯到渥太华，送了不少零七八碎的东西给留下的朋友，我们来时每人两个箱子，走时还是每人两个箱子。

那几年教中文，让我们结交了不少匈牙利朋友。他们非常友好，善良，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Anna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的专业是法文，曾在进出口公司有很不错的工作。后来患红斑狼疮，病休在家。她对中文的痴迷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让我记忆极其深刻。认识她时，她的中文程度已经不错，能够慢慢地交谈，能够读中文文章。我常常到她的小房子，有时我给她做点中国饭，有时她给我煮顿匈牙利餐。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我们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在楼下电话亭看到几个打电话的中国人，主动问他们要不要帮助？还请他们到家里，但这几个人提出的过分要求让她很为难。我跟她讲到中国的一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心之心不可无”。劝她以后不要把不了解的陌生人带回家。后来她到北京大学进修半年，一定要我们住在她的小房子，我们一再坚持她才收了很少的房租。现在闭上眼睛我还能想得出她那间座落在楼梯拐角，堆满各种书籍，各种用品，从很大的窗子，可以眺望多瑙河的小屋子；听得见她那低低的，有很重的匈牙利口音说英文，说中文的声音。Anna的前夫这时已是匈牙利很大的一个政党的重要人物，我见过他几次匆匆忙忙的来，说不上几句话，丢下一包要洗的衣物就离开。Anna很坦然地解释: 我们是青梅竹马的伙伴，很早结婚；后来他爱上了别人，我们就分开了，现在不是夫妻，可我们还是相互帮助的好朋友啊。Anna也是犹太人，祖籍在位于罗马尼亚境内的一个匈牙利族村子。她的父母二战后在德国生活，妹妹，妹夫在美国大学教书。她的病况控制得不好，家人很不放心。但她不愿意去别的地方，非常享受学习中文的生活，甚至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极大的兴趣。1993年4月，我们在离Anna家很近的一家餐厅聚会告别，约好会回来看她或者她到美国看她妹妹时到渥太华来看我们。1995年圣诞节，我们像以往一样寄贺卡给Anna，两个星期后收到她父亲写来的信，告诉我们Anna再一次发病后去世了。我们非常非常难过！今年是我们离开布达佩斯20年，这些年我一直记着她：记着她年轻时的美丽，记着她不懈地努力，记着她的热情、善良、诚实、温柔、大度、从容……

大刘夫妇卸任回国，转了一个学中文的男孩子Pestal给我。那男孩子有点害羞但很认真，很坚持，后来我到维也纳打工，换了堤堤用工作之余教他。那一年忘了是什麽节日，堤堤感冒发烧自己在家，很有点孤苦伶仃的感觉，Pestal敲门进来，带了节日礼物，也带来了温暖的问候。人在困境和病痛中最脆弱，这件事堤堤说过很多遍，至今我一直保留男孩子送的匈牙利彩图食谱集。

有一位Laszlo医生，开始是堤堤的学生，后来因为都忙，换成我每周到他医院的办公室教课。本以为每日忙碌的医生只是玩玩，没想到他很认真，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感兴趣，后来还把他的儿子送到庄则栋儿子庄彪在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后期，很多医疗上的问题都向Laszlo医生请教，他每次都给予很仔细的建议。

还有另外两个学习中文的学生也印象深刻，一个是叫Tomas的大学生中文进步很快，很活跃，是堤堤的好朋友，后来也到北京学过一年中文。另一位是个年轻女孩，非常有语言天分，她的中文口语进步惊人而且很难得的没有口音，后来她在中国公司和中医诊所做翻译。

堤堤和学匈牙利文的一群国内外语学院派出生很早就是朋友，我们那时30岁出头，他们只有20岁出头。他们在学校上课住在宿舍，但周末和节假日常到我们家来玩。有一年我们住的房子在布达佩斯的郊区，就是他们大学老师的一室小套房，我们就是在那儿碰到那个很无赖的邻居。

堤堤那时刚考过驾照，满心欢喜地买了第一辆车，是辆二手浅蓝色的波兰造手动档小车Polski Fiat，平日里停在楼外的路边。那个邻居不知怎样和他搭上讪，说堤堤刚考过驾照，技术不熟练不易开车上班，又说你这辆旧车有些零件需要更换，你又不懂，这事就交给我吧，车钥匙也放到我这儿比较好……  那时我在维也纳打工，不在家。堤堤是个很容易相信别人，想不到设防的人，以自己的善良觉得邻居是为他着想，居然就真把车钥匙交给那个人。几个月过去，堤堤没开过几次车，却发现这车的毛病怎麽越来越多，连汽车电瓶都常常充不上电，打不着车。送去维修，按车行说零件的老旧程度，远远不符买车时的状况，这才对邻居产生了怀疑。原来这个邻居好逸恶劳，常常酗酒度日。他有一辆同样的车，起了贪念从堤堤的车上拆件换到他自己的车上，再把旧件换过来。幸好那人的太太，儿子是诚实，善良的人，他们和邻居分开居住，但了解和厌恶邻居的丑行。求助了他们的帮助，才又换回了汽车零件，拿回了汽车钥匙。

大概是1991年，堤堤的老板Dr Varady 帮我们找到一处很好的房子。这是他朋友的母亲Lazale大妈的家，离研究所只有几步路。老太太要到美国看望儿子一年，请人照看房子只收很少的房租，唯一的要求是保持房子的干净整洁，这是我肯定可以做到的。后来我们在这处房子招待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夸房子漂亮，说比那时厅级干部的房子都棒！

那时正是堤堤做博士论文后期，准备答辩的紧张阶段，我也结束在维也纳近两年的打工，读书的生活，回到布达佩斯。因为匈牙利一度对中国开放签证，来了不少做生意的中国人。堤堤除了上班，写论文，常常应邀给人作匈牙利文的翻译，什麽找律师、跑工商局、到警察局办理居住许可、找出租地、货物进出口、甚至上医院看病等等。

记得是个圣诞节前，堤堤回来跟我说，今天帮人去工商局申请节日摊位，想着给别人办，干吗不给你也办一个？我们跑到中国人的公司第一次进货，我们两个书生，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不知道什麽好卖，什麽不好卖，也不知道哪些货品的批发价格低容易赚，一切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做的。记得进的是些圣诞节的装饰灯，小礼品，还有衬衫，服装，羽绒服之类。从此开始了“练摊儿”。

记得那个节日临时市场不在热闹的地方，是个比较大的路口，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和周围的居民倒也不少。圣诞节前的布达佩斯挺冷，如果是太阳天还好，赶上阴天就一天手脚冰凉，要穿着长羽绒衣才暖和些。堤堤每天开那辆小车帮我把货物运到市场，再回家停车后到研究所上班。市场的时间很长，上午摆摊，一直到天黑。市场的照明灯很强也很漂亮，吸引行人和游客，晚上的生意会更好些。我旁边的摊位有匈牙利本地人，也有其他中国人。他们进的货多，品种齐全，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主。他们的生意比我好得多，但是没过几天就有客人回头来找。说买回去的格子绒布衬衫下水后抽得很小，匈牙利的大块头没法再穿；还有人拿着漏绒的羽绒服来退货。我暗自庆幸没看上也没进那样的货，想想要是自己买了那样的衣服肯定不高兴；也由此有个原则，不进质量不好的东西，即使是批发价低，好赚钱也不进。

圣诞临时市场后，我们尝到点做小生意的甜头。如果进货对头了，收入的确比上班打工高得多。后来我到一个中国人的公司做批发商品的收款、出纳，老板说能付给你的工资不高，但周末可以免费拿公司的货物到市场去卖，赚到的批发到零售价的差归你。那个时候，堤堤研究所的资助只勉强够我们的房租，不是我想不想，愿不愿意，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赚钱才行。每个周六和周日上午，在布达佩斯周边有一些自由市场，当时的客流量很大。记得我们去过很多市场。虽然一般客流早上八、九点钟以后才会增多，但大家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门，要在市场的主要通道占个好位置，这对一天的生意有很大的影响。周六，周日两天练摊儿，我们就用那辆小车运货。为了多装货，我们把后面的两个座位拆掉，堤堤后来还在车顶加装了货架。别看车小，装的东西可不少呢！周六练摊儿回来，累得不想动。可周日早晨还要再去市场，又担心货物放在车里停在楼下会被人偷，我们俩只好咬牙搬货上楼，周日清晨再搬下去。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Lazale大妈的那栋老楼，从开车门，楼下大门，二门，进电梯门，出电梯门，四层的门，家里的大门，储藏间门，我们要多次搬箱子穿过八道门。

我又跟人打架了！那是堤堤赶论文最忙的时候，记得是个周五晚上，堤堤开车把我送到郊区很大的一个自由市场马上乘公共汽车回去了。我找好位置放了块塑料布“占地儿”，就在装满货物的小车里靠着，等待天亮。迷迷糊糊中听到“哗啦啦”掀动塑料布的声音，隔窗看去有人把我“占地儿”的塑料布扔到一边，占了我的地方。我脑袋一热就冲了出去，扔开他的，把我的又放回去，一来一去就争了起来。这是个40多岁的匈牙利汉子，力气很大，我当然打不过他，被他推倒甩在地上，打斗中那人腕上的手表也不知飞到什麽地方去了。旁边马上有不少匈牙利人围上来劝架，我只会很少几句匈牙利用语，其实真的讲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麽。恍恍惚惚听得旁边的人说看到是我先来的，他们都骂那个人不好，欺负女人。那人被大家说得挂不住脸，不吭声，躲到一边去了。有好心的大婶给我端来咖啡，安慰我，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市场结束大概是中午一点钟左右，堤堤乘公共汽车来接我回家，看到我的胳膊，膝盖都摔破了，问我怎麽了。听后气得要去找那个蛮横的汉子算账。我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不如去感谢周围这些善良，讲理，帮助了我的大妈、大婶、叔叔大爷们，没有他们，还真不知道会怎麽样呢！这也是我在京棉二厂前纺车间打架后，这辈子第二次跟人打架。

记得曾看过一部讲吉普赛人能歌善舞、豪放自由、多子多女，无拘无束，喜欢乘大篷车游历的电影。可那时无论在朋友的批发售货公司还是我自己在市场上“练摊儿”，都得格外提防吉普赛人。

来批发公司进货的客人很多，有当地人也有中国人。一有吉普赛面孔的人出现，老板就很紧张，会让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紧紧跟上，一看就是“防盗”的架势。开始我觉得很过分，心想这也太不尊重，太让人难堪了吧？直到有一天进来了几个穿长大衣的吉普赛青年男女，在各种货物前转了半天后准备出去时被老板和保安要求他们交出偷的东西，否则要叫隔壁警察局的警察来时，他们才嘻嘻哈哈地从怀里掏出衣包丢下，完全看不到羞愧，紧张的神情。从此周末我自己练摊时都很小心：钱包挂在腰上，价格高的货物放在手边，鞋子只敢放一只作样品。但赶上生意好，客流大时还是防不胜防，常常会有丢失，甚至一只鞋样也会找不到了。有一次我自己到一个市场卖货，旁边的摊儿刚好是个从北京来的小伙子，我们俩相互照应着生意。两个穿长裙的吉普赛妈妈带着几个小孩儿从我们摊前经过，转眼间就拐弯看不见了，我忙着手中的生意没有太在意。小伙子叫我：哎，那个吉普赛小孩偷了你摊儿上的牛仔裤！“帮我看着点儿摊儿”，话没说完我就跑了出去。追了一百多米，看到几垛砖的背后那两个妈妈正拿着我的牛仔裤笑着翻看。我气坏了，没想和她们废话，一把抓住偷东西的小孩掉头就走，根本不看后边。一直回到我的摊位，做自己的事情，不搭理跟着我回来的那两个吉普赛女人。她们还给我那条牛仔裤，一个劲儿地说着什么。最后我还是心软，放了那个孩子，也放走了她们。北京小伙子说我太便宜了他们，应该交给警察。我是觉得四五岁的小孩子懂什麽？不是妈妈教唆，孩子不会偷。孩子在这样的情形下长大怎麽能学好呢？好朋友Anna告诉过我：有吉普赛人成为著名的音乐人，但懒散、不劳而获是吉普赛人的陋习。

记得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约好了几家朋友晚上到我们的“厅长豪宅”圣诞夜聚餐。我要在家采购，做准备。可刚好那天是个周六有市场，我们不想错过圣诞前卖货的好机会。堤堤要我交代了各种货物的价格，主动替我去“练摊儿”。下午他和另一个朋友神色诡异地回来了，说他们开市大吉，“战果”不错。吃饭时，那朋友实在忍不住，还是揭了堤堤的老底。那天卖的货中有两个可爱的男女小瓷娃娃作为圣诞礼物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很多中国人的摊儿上都有同样的货。朋友还在忙活，堤堤来找他：
“你还没完事儿，我的生意好极了！”
“这麽快？”
“瓷娃娃最好卖，早就卖光了。”
“…….”
“ 啊, 你一个瓷娃娃卖十二块?”
“你呢?”
“我？一对瓷娃娃卖十二块。”
“怪不得卖那麽快，你亏大发了！回去等着挨说吧。”
“保密，保密啊！”
  朋友们大笑，堤堤红着脸为自己辩解：那末可爱的小瓷人，可不就该成对卖吗？

离开布达佩斯已经二十多年，最初出国岁月的甜酸苦辣和那时的患难朋友让我们记忆深刻。很久前我们就想带着孩子们回布达佩斯看看，堤堤那时还打电话给房东老太太，说一定会去看她。但孩子小，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计划一直没有落实。现在孩子到欧洲读硕士，也许我们重访布达佩斯的愿望可以很快实现了。但是少了堤堤，房东老太太是1915年生的，大概也不在了。

真是物是人非啊!